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入阁，使二十世纪的欧洲多数国家（即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局面。十九世纪，共产党、社会党都没有进入政府，立足点都是要改变现行制度，不论是直接用革命的手段，抑或用改良的手段，总之是要改变那个现行政权，而代之以劳动者的政权。也就是说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的。
在世纪之交，社会党与共产党正式分道扬镳。在社会党内部有人提出了要不要入阁的问题。是在体制内“改造”体制？还是在体制外“推翻”体制？这在当时还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所以法国的米勒朗主张入阁还曾引起很大的争论。社会党入阁，通过议会选举，这是二十世纪的事。现在所说的“多党制”其实是“两党制”，在欧洲简单说来就是社会党为一方，另一方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这种政党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效应就是相互制衡和监督。当然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的保守党和辉格党的轮流执政的制度，也有这种相互制衡的作用，但是社会党是打着代表劳动者利益和小资利益的旗号进入议会和执政的角逐的，这就与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政党有所区别。这就是说，在第一组conception上，都是沿着培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一路下来的传统，或损或益都离不开这条线。不同的是第二组的conception，即“争平等、均贫富”这一条。这里也有两点欧洲的特点：一是社会党的传统，尽管早已不再提阶级斗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歌德斯堡纲领也正式不再提马克思了，但是它不能放弃它自诩为广大劳动者权益代言人的资格。二是欧洲有工人运动的悠久历史，自从有了产业工人，便有了产业工人的组织。而这些工人组织必定地与共产党或社会党相联系。这种状况在法国是最典型的。所以，只要存在着“劳”、“资”的区别和对立，“社会主义”的Raisond’ tre就不可能销声匿迹。
二十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由于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化，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大为减少，工人阶级的状况早已不是恩格斯写工人阶级状况时的情况。直接操纵机器、电脑、精密仪器的工人都成了有科学技术文化的“技术工人”，工人的“集团化”、“组织化”现象越来越鲜见。因此，科技越是发展，劳动的相互配合和联系越是依靠每个劳动者的“显性”和“隐形”的知识水平——生产的社会化与劳动的个体化，必然地成为高科技时代的特点。
这种情况的变化，必然地为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了新课题。社会党将成为“没有工作对象”的政党！（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从未见过的新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若干论点以及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必须根据新的形势进行重新研究，这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