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1日下午（季清从美国回来看望爷爷）
蔡德贵：上次讲到您和阴法鲁到北大图书馆北边的北楼去看汤用彤先生，一路上傅斯年先生就讲?大的门槛怎么怎么高，您是和阴法鲁先生一起去的是吗？
季羡林：有阴法鲁，还有傅斯年。
蔡德贵：傅斯年不是在路上遇见的吗？
季羡林：不是在路上遇见的，是一起去的。阴法鲁、傅斯年，我们一起去的。傅斯年那时候是代校长。
蔡德贵：汤用彤说让您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
季羡林：我当时是大喜过望啊。因为就是让我当两年（副教授），我觉得到北大来，我也感到是很光荣的事情。所以让我当一个礼拜，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的，后来就，国内那时候没有学位制，没有博士。我就想到，我1941年在德国，哥?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这时候是1946年了吧。
蔡德贵：对。
季羡林：那时候，德国倒有两个阶层，就是博士阶层，一个就是一般的博士，所以毕业这个词在德文里是没有的。所以只要碰到，中国人在德国某某大学毕业，肯定是骗子，德国没有毕业这个词，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了，就是毕业了。德国没有毕业这个词，美国有这个毕业的词。在德国，它的博士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一般的doctor，这个完了以后，再写论文，这论文当然水平要高了，这个再通过了，（就获得一个）doctor habil，到了这个doctor habil，就有资格当教授。只要哪?个地方有缺，就可以调你去当教授，就有资格了，可以当教授，也可以当副教授。没有doctor habil，不能当教授。它是两个层次，光一个博士不行。我1941年到1946年，中间5年，5年能不能拿到一个doctor habil，habil还得再写论文，那个论文当然要求很高了，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就要离开德国，那时候，还没有航空，而且是因为战争的结果，交通没有航空，铁路我记得也给炸了。我们那时候只能通过瑞士回国，别的路没有。一个美国的少校，他的目的是到瑞士去逛一逛。所以他自告奋勇啊，拿一辆吉普车，我们中国的留学生有我，我是孤身一人，张维、陆士嘉夫妇，有一个小孩，刘先志、滕菀君夫妇两个，没有小孩。没有小孩，刘先志带着一个兜，兜里面装着那只大乌龟，名字给起的叫“马科斯”。那只大乌龟，他一直带到中国了。后来，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那时候德国没有东西吃，法西斯到处搜罗，最后搜罗到海里边，不知道在哪个岛搜罗到一大批乌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吃，就在报纸上宣传怎么吃乌龟，那个乌龟如何有营养，西方人不会吃，拿到中国，我们中国人有办法啊。我们就随着美军少校就驾着吉普车，我们这边就是，我孤身一人，张维、陆士嘉夫妇，和一个小孩，刘先志、滕菀君夫妇再加上他那个“马科斯”。就到瑞士边境，当时瑞士没有正式外交代表，要签证，找不着（代表）。有一个德国人，人家说他就是驻瑞士的代表，他自己说，并不是正式代表的身份，他说，他的签证有没有用，自己也不知道。结果是不让我们进，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上车，往前走，到了瑞士边境，留在那里，不让进。那时候瑞士有中国的公使馆，我们就与公使馆打电话，公使馆就派人来接，接了，当然就接进去了。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讲过了，就是找一个地方，扔那块有腥臭味的面包，没有找到。
蔡德贵：您讲过了。但是您翻译《四书》的那一段讲的不细。
季羡林：那是到瑞士以后了。
蔡德贵：您和德国克恩教授合作翻译《四书》有多长时间？
季羡林：我在瑞士（差不多）有半年吧。那个书出不出，我不知道。反正稿费拿到了。（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①蔡德贵：把《四书》翻译成德文，有没有难度？
季羡林：难度没有，小时候我都念过了。
蔡德贵：您小时候都背过了吧？
季羡林：嗯。
蔡德贵：但是一些概念术语，有关中国哲学的东西，转化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哪？
季羡林：那当然难了。
蔡德贵：那个德国教授懂汉语吗？
季羡林：不懂，他一点不懂。这个德国教授叫Fritz Kern。他是德国的正教授，为了逃避法西斯，逃到瑞士去了，在那儿找不着工作。瑞士的学术，和德国比当然不行了。
季老孙女季清到，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