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朱家骅（1893年—1963年），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代化的先驱，然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
②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海宁硖石人。江南着名藏书家蒋光煦曾孙。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时梁启超自欧洲购回大批图书，与其叔蒋百里创办松坡图书馆，复璁出任编辑。1924—1926年，在清华学校兼课。1926年北京图书馆建成，任该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期间刻苦钻研，主张对传统分类进行改革。1930年，经浙江省政府选派，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研习哲学，并?读于图书馆学院，同时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任客座馆员。1932年学成归国。次年，派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多方奔走，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以筹措经费，并与世界各国建立交换关系，馆藏外文书刊得以大量增加。1937年抗战爆发，随蒋百里出使意、德。次年初回国，即投入护送善本图书西迁工作。1940年，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任首任馆长。1941年初，冒险潜往孤岛上海，抢救沦陷区的珍贵古籍，多方收购，达数万册。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担任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主持江南地区文教单位接收事宜。曾从戴笠手中收回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毛公鼎，又通过?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收回日军从香港劫走的珍贵古籍。此时，南京中央图书馆藏书已达100万册，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以为表彰。1948年起，大陆善本图书被分批运往台湾，复璁奉命参与其事。1950年，寓居香港教书。1951年去台湾大学讲授国文。是年皈依天主教。1954年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曾精印经过复制的历代法书名画，并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在此期间，兼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并多次到美、日、韩国、前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和地区考察访问。曾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得到过韩国成均馆大学和美国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以及罗马教廷“圣额我略高级爵士”称号。1983年退休时，台湾当局授予二级景星勋章。在此前后，又获得台湾“教育部”金质奖章及“行政院”文化奖章。退休后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学识渊博，尤精图书、博物。着有《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和《蒋百里先生全集》。
③袁枚（1716—1797），中国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改放外任，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任知县，有政声。乾隆十三年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从此不再出仕。从事诗文着述，广交四方文士。晚年自号仓山居士。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活跃诗坛40余年，有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传为名篇。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着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以外，对历代诗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而要抒写性灵。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习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的追求。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袁枚的性灵说较公安派前进了一步，全面而完整，被认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
④“煞割令”是什么？“煞割令”是多年没有人能够啃动的硬核桃，季老啃动了，他用比较语言学破解了“煞割令”，原来是一种粗糖。
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谁也不重视它。可是“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
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季老已经发现“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他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于是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他的手里。季老说，大家?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都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季老写了一篇《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的论文。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它确定了中国制造蔗糖的时间，而在于它指出中国在唐代以前已经能够自制蔗糖了。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法，不过表示当时印度在制糖技术的某一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学习的结果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糖“色味逾西域远甚”。文化交流的历史往往此。在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印在制糖方面还是互相学习的。
1982年，季老又写了一篇《对〈一张有关制糖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补充不牵涉重大问题。1983年，他写了一篇《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促成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德国学者O.von Hinüber 的一篇关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文章。von Hinüber 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佛典中的资料，但显得十分不够。后来中国四川一个糖厂的工程师李治寰写了一本书，是从制糖技术方面写的，不注重文化交流。季老于是也主要使用汉译佛典中的资料，写成此文，资料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丰富得了，我们对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了解也充实得多了。1987年，季老又写了一篇《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他告诉我，当时他发现cīnī是一个孟加拉文，他向东语系孟加拉文教师请教，问他cīnī除了中国，中国的，还有什么意义？回答说，还有糖的意义。他因此发现了中国白沙糖传入印度的问题。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同年，又有一篇文章《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发表，更有系统、更深入、更详尽地叙述白沙糖传入印度的过程。
季老说：据我溜知，迄今世界上只有两部完整的《糖史》，一本是Von Lippmann 的，一本Deerr的，一德一英。二书的写法不尽相同，德文的谨严可靠，材料也丰富。英文的则差一点。二书都引用过中国资料，英文的引用时错误多而可笑，可见作者对中国以及中国材料是颇为陌生的。德国人的那本主要说糖suger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阿拉伯国家在里边起很大的作用。有一次，他们一个敦煌卷子，敦煌卷子那时候，谁拿到敦煌卷子就如获至宝，一定拿到手就写文章，那个敦煌卷子传来传去，不知道怎么传到我这里来了。因为里面有一个词，谁也解释不了，“煞割令”。我的《蔗糖史》既然后出，应当做到“后来居上”。至于我做到了没有，则不敢说。反正我除了参考以上两书外，我的重点是放在中国蔗糖史上。我不讲饴糖，因为在饴糖制造方面，不存在国际交流的问题。仅是一个Sugar，先生就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梵文、巴利文、中文考证了个遍，弄清了“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搞清了为什么最初发明糖的印度，将粗糖叫做Sugar，而将精制的食糖却叫做“中国雪”的问题，从中发现了文化交流的轨迹。
季老说，写文章引用别人的着作甚至观点，是决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如果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他说：我自知不是大鹏，而只是一只鹪鹩，不敢作非分想，只能低低地飞。即使是大鹏，要想开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劳动，想凭空“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结果必然是一个跟头栽下来，丢人现眼，而且还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季羡林先生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梵文到中文考证了个遍，搞清了为什么最初糖发明于印度，以及“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 季 先生从糖的“小”中，见到的是文化交流之“大”。他写《糖史》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糖背后的文化交流， 季 先生认为，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不是一元起源论。在糖史背后季羡林重视的是文化交流，在蔗糖制造方面的国际交流。
季老对我说，欧洲过去基本没有蔗糖。欧洲熬糖是用甜萝卜，即甜菜。只有欧洲南部有少量的甘蔗，没有什么熬糖的价值。用甘蔗制糖是印度的发明，而把甘蔗制的粗糖加工成细糖即白糖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而中国人的这个发明却是一次意外。据记载，一个中国人把从印度运来的粗糖放在一个大缸里，安置在墙边。突然墙上掉下一块墙皮，正好落在大缸里。这时奇迹发生了。墙皮接触的那些粗糖，突然变白了，成了细糖。这位中国人依此发现了白糖的制作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