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时，70多年以前在济南看过的戏、主要演员的名字，季老都记得清清楚楚。1931年“九一八”以后他和同学去南京请愿，让蒋介石出兵抗日，那时领队的名字他很快就回忆起来，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尚传道。当然，季老还不只是回忆这些，他还想写一本书、两篇文章。书是《中外恩师谱》，文章是《侠》和《士》。
有一段时间，季老的身体和精神比较差，眼睛周围也有些浮肿。不过2008年11月7日，季老和儿子季承在相隔多年后终于见面。两位老人都是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从此季老精神好多了，经常在口述历史时，他讲起以前的趣闻来哈哈大笑，还和医护人员开玩笑。有一次来客人要求照合影，季老赶快说，衣帽不整，立即整理一下病号服，然后说，牙齿不整，只有一个了，是中流砥柱，马上闭上嘴，摆出照相的姿势，让人拍照。
季老的口述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幽默不断。他把一生的珍藏，包括感情，和盘托出。真可谓高潮迭起、妙趣横生，妙语连珠、诙谐幽默，火花四射、睿语惊人，口述历史，照样精彩。
11月11日那天，我进去刚一会儿，护士给先生的眼睛贴冷敷，用两块冷敷胶布贴住两只眼睛。十几分钟之后，先生着急，让护士将冷敷胶布拿下去，说要解决大问题。护士纳闷地问什么是大问题，季老说吃喝拉撒睡是大问题。原来先生要如厕。
有一次，身边人给他点眼药水，因为没有点准，季老幽默地说，量很大，但是一滴也没有进去。
还有一次，季老的护工岳爱英用轮椅推他时，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逆时针方向，季老说：“你怎么这么转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吗？”护工跟季老打趣说：“不是难得糊涂吗？”季老自嘲说：“我现在糊涂也不难得了。”
一次口述，季老还给我“讲笑话”：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大家都说他糊涂，也说潘梓年糊涂（那时候中国科学院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有一次，两人碰见了决定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果然，一天开会了，需要签到，金岳霖大声问身边的人，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等到潘梓年签到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你姓潘，潘梓年啊。他又问：是哪个潘哪？结果潘梓年获胜了。说到这里，身边人都被季老逗得大笑。
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和季老的关系。其实，我算是季老的“半个学生”。实际上我与季老的认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5年本科期间，虽未直接授业解惑，但在我眼里，季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学者风范的大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印象，所以季老虽然平易近人，但我一直“不敢接近”，不敢登门拜访。
我跟很多朋友说，“那个时候季老就被范文澜先生叫做‘国宝’了，‘国宝’啊，感觉高高在上，很少能见到。不过‘文化大革命’中季老被揪出来批斗时，我在台下是看见了的。当时我们思想一片混乱，季老怎么会是反动学术权威呢？”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我回母校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在犹豫是否上前问候，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最后上前向季老问好。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迟疑都没有，问我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后来我的恩师，同时也是季老的同事刘麟瑞教授说，季先生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可以对照学生的照片将上百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当然，在惊叹于季老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慨先生体念学生的殷殷之情。
北大一别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联系过季老几次，每次交往的过程都让我颇感意外，却也了解到季老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
1986年，我负责主持《世界哲学家辞典》的编写，编委会准备把季老列入辞典，于是向季老约稿，但一连几次都遭到拒绝。季老表示，我不是什么哲学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主要观点，不敢在《世界哲学家辞典》中滥竽充数。我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费尽心机”，才说服季老让当时的助手李铮提供了一份简介。
1992年，我的《阿拉伯哲学史》新书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求季老写评介文章，为这本书“吹嘘吹嘘”，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说自己“对阿拉伯哲学一窍不通，你问我的意见，等于问道于盲”。
随后，我一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工作，和季老屡有学术交往，《文史哲》主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我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文史哲》我一向认为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结果季老都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了。1994年，《文史哲》再次请季老提供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绝。在“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我，于是有了我的那篇《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章“超出了他的期望”，我当然很欣慰。
此后，我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在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润园看望季老时，本准备正式提及此事，却一直犹豫着不敢开口。直到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我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汇报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说自己没有时间，便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我在勺园吃饭。要了几个菜，落座以后，李玉洁老师单刀直入，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质问：“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
我当时一时语塞，沉默一会儿后，我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羡林先生成长的环境，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我准备半年多后，将《季羡林传》的提纲，找了一个下午，到季老家，念给季老听，季老将济南一中改为济南高中，要求我写作时“实事求是，不要溢美”。随后，我执笔书写，终于在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传》出版以后，出版社准备在北大举办一次活动，为书作宣传，想邀请季老出席。季老坚决不同意，说：“我肯定不去，老师和学生互相吹捧，像什么话！”季老没有评价这本书，但他去台湾学术访问时，带去了20本《季羡林传》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这之后，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来越多。
我得以在季老晚年的最后十个月里，几乎每隔几天都在他身边，听取他的教诲，记录他的人生经历。这是季老给我的荣誉和信任。
可以说，40多年以来我和季老的交往真正属于那种淡如水的。当然，季老对山东的感情太深，对我厚爱有加。对别人、尤其是老乡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经常应邀为别人题字，而题得最多的就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他题了不下百遍。
很多人关心季老的口述历史，我深知责任重大，再非常慎重地整理，还要一些时日。但是很多朋友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内容，于是我取材于季老在这十个月里的口述，从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预先出版，以满足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读者需要。
《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借用朱熹之言：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以说明口述历史的局限。唐德刚也不敢保证，自己绝对没有“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他提到，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礼记·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7—8页）我想眼前的这本与口述历史有关的书，也难免这种情况。如果有罪我者，我当然不会感到惊奇，而且我也会虚心听取罪我者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