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发了话，监狱当局就立刻“奉旨”改进了工作，废除了让罪犯吃西瓜的人道主义。尽管几年后“红卫兵”失势了，“革命小将”们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却没人来修正已经过了时的“圣旨”，一直没再让犯人吃西瓜。监狱里连着五年都没见过西瓜，大家对吃西瓜都不再抱希望了。
但我还是想着西瓜。三伏天吃西瓜是幸福，是美。幸福和美的东西是不会被忘记的，幸福的回忆是不会被电网隔在大墙外面的。然而在大墙之内回忆幸福和美却是痛苦的，是自我折磨。虽说是活该，我却痴心不改。这是意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象不是人而是物。
唉，真没想我到这辈子能混进监狱，连夏日里随处都能买到的西瓜都不能吃了，只能看着别人啃过的西瓜皮胡思乱想，在脑瓜子里流诞水。
当然了，被冤枉而进监狱的好人（我自以为我是好人）并不只是我一个。老百姓不是常说“哪座庙里没冤死的鬼？”嘛，所以我就经常用文化革命中的实例来安慰自己，那些曾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半辈子的大功臣们都忽然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残废，变成了冤鬼，人家不比咱更冤吗？咱一个小蛋子孩算什么？
不过，尽管我可以用这些话来安慰自己，可总觉得拿那些大人物的例子跟我相比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心里还是不舒服。就像一个遇上了大地震却又侥幸捡了条小命的人，尽管他可以望着横七竖八的死尸庆幸自己能死里逃生，然而看着自己在地震中残废了的胳膊腿，他怎么也不会感到幸福吧。
“哥儿弟兄们，大好消息！大好消息哟！”绰号叫耗子的唐思成，离监号老远就把他的四川话抛进了窗户：“打牙祭，要打牙祭喽，来西瓜喽！”
“哪儿？”“西瓜？！”“好不好？”“卖不卖？”“咋卖的？”本来听不到大声说话的监号里立即喧闹起来。
白班下班后四点半回到监号里，得等到六点才开饭，这一个多小时就得想法子打发掉。但你又不能乱溜达，一旦脱离了大家的视野，没准儿就会有人打你的小报告，说你搞反改造活动，说你想逃跑，搞不好就会有麻烦。所以下了白班后大家都习惯在号里卷卷烟、补补衣服、办办杂事，有的就歪在炕上闭目养神，装着六十多个人的大房子听不到大声说话的声音。耗子的消息就像把一块大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泥潭里，让里面的泥鳅们都乱翻乱蹿了起来。
“刚刚吕干事把我提出去打扫办公室。”站在门口的耗子成了整个一分队关注的对象，感到很得意，眉开眼笑地讲述起来：“看见第一道铁门口排了一排板车，装的都是西瓜。哦哟，多得很呐，正在过磅。有个班长说班长和政府们要不完，剩下的可能会卖给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