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车从我面前经过时，离我大概也就是五六米的样子，他应当是能看到我的。但他那副漠然的样子表明他似乎并没看到我，微闭着的眼皮下面露出大片的眼白。他真不该用这种眼光去看最后的世界。
赶快回看守所吧。从早上到现在，已经过了五个多钟头，没吃饭没喝水没拉屎没撒尿，实实在在地绑了四个多钟头。真想赶快回到看守所，松开绳子后活络活络筋骨，轻轻松松地躺在炕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说吃饭喝水的事。可是怎么了？怎么走的不是回看守所的路呢？
最前面的两辆汽车上架着机枪为车队开道，后面是八辆汽车拉着十六个死刑犯，十六面亡命旗骄傲地迎风挺立着，就像古代骑兵冲锋时举着的一面面战旗。再后面又是十几辆汽车，拉着我们八十名命不该绝的人，最后面那辆汽车上是钢盔全副武装的班长。威风凛凛的车队浩浩荡荡，在城里人多的地方转了一圈，扭头就一直往北开去了。
威风凛凛的车队开到了北郊的土门，那儿有好几座四五层楼高的大沙丘，沙丘周围长着小树丛。小时候我常和朋友们来这儿玩，回去时我们都要带回许多从沙土里扒出来的“毛毛根”，跟毛衣针一样粗，白白的、甜甜的。那时的土门就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文化革命后期土门成了枪毙人的地方，“去土门”就成了枪毙的代名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果然，那个最大的沙丘前面早已有一大群人在等着了，几十个班长把他们拦在一道白线后面。离白线大约五六十米远的沙丘下竖着一排砖头，每隔五六米一块，每块砖头上都用毛笔写着一个人的名字。这十六块砖头标明了那十六个死刑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位置，也给枪毙以后前来认尸的家属提供了方便。
忽然刮起了大风，像是马上就要下雨了。风卷着黄沙在沙丘前面呼呼地打着旋，把围观的人吹得都捂住了脸闭上了眼。“要是风沙吹得没法瞄准怎么办？”我发现人一旦大难临头，什么怪念头都可能会产生，我竟然替就要被枪毙的张建华操起心来了——“要是第一枪没打准，还得再补第二枪，第三枪，多疼。”但事实证明我是瞎操心，因为前面那几辆车上的班长们都拿出了风镜扣到了眼上。剃头师傅上街离不开剃头挑子，人家干的是这种活，干活的工具自然早就准备好了。就像演员爬上舞台前都要化好妆穿好行头一样，那是用不着别人瞎操心的。于是我放心了，看来张建华一枪毙命不多受罪是有保证了。
公安和班长的动作都很熟练，车刚刹住他们就蹦下去一大半。上面的人就把死刑犯往下撂，下面的人接住了就架着往砖头那儿跑。犯人们大都跟不上他们的速度，被拖得仄仄歪歪的，两只脚就像玩提线木偶那样在地上滑着走。有几个胆小的干脆就挪不动脚了，像死狗一样被班长们拖了过去，沙地上留下了两条他们最后的足迹。有一只被拖掉的皮鞋孤零零地留在了沙土地上，是一只时髦的“三接头”，可能是白净子的，鞋擦得还挺亮。我挺纳闷，看守所里没鞋油，他怎么能把皮鞋擦得那么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