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诊所走入公司

心理治疗也被称为“谈话疗法”。这种疗法最初产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上坡街19号的一套面积不大的公寓里。正是在这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接触到了他那些著名的病例，如“鼠人”、“狼人”、“小汉斯”、“少女杜拉”等，并形成了关于“无意识”、“自我”、“本我”、“超我”、“口误”以及“梦的象征意义”的理论。他的工作彻底改变了心理健康专家们以及整个社会对意识活动的认识。在这套公寓中的躺椅上，众多的病人曾接受过弗洛伊德的治疗，而这把躺椅也已经成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实践的代名词，成了精神分析的象征。 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精神分析疗法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有时病人甚至会用几年的时间来接受治疗，但市场要求在适当的时候有必要采用一些更实用、更集中和用时更少的方法来代替传统的方式，这就促使治疗师们去探寻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关照咨询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方面的突破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一位叫亚伦T.贝克的精神病医生促成了心理健康医学的第二场革命。他的方法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心理治疗师的首选。贝克带来的转变就其规模来说，就像汽车行业从当年清一色的黑色福特变为如今色彩和光泽各式各样、型号一应俱全的各类汽车一样。贝克的观点是，比起花可能长达几年的时间去分析无意识，更实用的方法是集中关注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即分析病人的想法和情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理解我们的行为和情感的关键在于那些每当我们遇到某些事情时就会掠过脑海的“自动想法”，即那些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指导着我们行为的假定和规则，以及那些我们对于自己、他人以及世界的观念。这些认知方式可以像休眠细胞一样蛰伏在我们心里，而一旦遇到某个特定的经历或事件就会被激活；或者它们也可以表现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对周围世界的习惯性认知方式。我早期曾辅导过一个叫鲍勃的人。通过他的情况，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我们的某些信念、想法和假定是如何削弱我们的领导能力的。鲍勃想让我帮助他塑造他的个人品牌。一直以来，他先后为几个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工作，并且一直希望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而不仅仅是为别人做事的人。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因为鲍勃看上去是一个很有自信力、很有责任心的领导，找出他独特的卖点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于是我对鲍勃进行了跟踪了解。我对他在各种会议上的表现进行了观察，并且在他和他的管理团队举行的一次重要战略讨论中观察了他的言谈举止。我注意到，当鲍勃和他的团队谈话时经常会使用一些自我否定的语言，即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冲突或降低自己观点力度的语言。比如他会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或者说：“我对此充满热情，但也许你们有更好的主意。”这样一些语言会让他的下属们感到迷惑和泄气，而且降低了他说话的分量和效力。

在这几次会议上，鲍勃表现出一种负面的核心信念：坚持自己的想法会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当他传达别人的想法和指示时可以表现得很从容，但每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他就开始变得吞吞吐吐，不是把这些观点归于别人，就是使用一些自我否定的语言，以此来保护自己。我发现，每当他出现在自己的团队面前，他就自动会产生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可以被大致表述为：“如果我极力推荐自己的观点，而别人不以为然，那我就会显得很傻很没面子。”还有：“把我这些观点当成建议提出来就可以分散责任，这样我就会更安全些。”我让鲍勃回想他的这些观念和行为是怎么来的。在后来的一次心理辅导中，鲍勃激动地向我揭示了原因：“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了！在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是全家的领导者。她比我父亲聪明，常常会想出一些好主意。但为了避免让父亲产生敌对情绪，她在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常常会再说一些使自己显得委婉的话，比如‘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也许你有更好的主意。’我想我遗传了她（这种爱自我否定）的习惯。”通过我的辅导，鲍勃认识到，他的这些负面思维方式往往会导致而不是避免冲突。基于这种认识（以及我的一些帮助），鲍勃最终成功地改正了自己的这些信念和假定，变得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并愿意为自己的想法承担责任了。

职场短期心理辅导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让我们直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浪费大量的时间在其他人或者周围的环境之中寻找自己问题的症结。就像我的一位顾客曾脱口而说出的那样：“问题的原因不是工作，是我自己！”（在第2章我们将了解到，承认自身存在问题是推动我们取得重大发展和获得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职场短期心理辅导不仅可以使我能够以一种有效率、有效果的方式帮助像鲍勃这样的一些人，而且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这样做。我可以面对面地提供帮助，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做到这一点。我的实践工作就像是21世纪的工作场所一样，是没有边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