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年前类似，目前人们对人民币升值又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在升值减少顺差的愿望无法实现之后，特别是8.7%的CPI数据甫一公布，升值遏制通胀的呼声陡然间异常强烈。一季度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现实也印证了管理层试图通过汇率遏制通胀的政策意图。在次贷风暴底部依然未现，全球货币环境再次宽松的大背景之下，人民币的“6.0时代”通胀能否应声而落，就成为我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升值遏制通胀”切不可重蹈“升值减少顺差”的覆辙。
的确，始于去年上半年的本轮通胀，除了国内长期积累的农业问题集中爆发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海外市场。以石油、金属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攀升，推高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成本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由此拉升了PPI和CPI。按照经济学理论，人民币升值能够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故而通过人民币对外汇率的加速升值，能够让实际进口的成本相应地下降，从而遏制通胀。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人民币在对美元快速升值的同时，却呈现了“名升实贬”的特征。今年以来，人民币对欧元已贬值5%，对日元贬值7%，尽管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占据大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是影响贸易形势的关键汇率。但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贬值却是事实，目前欧盟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对美国贸易额占比仅在20%左右，人民币对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实贬”可能让升值遏制通胀的功效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海外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并不是人民币升值所能企及的。在美联储持续放松货币环境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流动性将在原先本已泛滥的基础上更为过剩。国际资金在商品市场的恣意炒作，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涨跌速度和周期，远远不是货币的升贬所能同步的。比如，LME的铜价从8000美元涨至9000美元可以在数个交易日即可完成，但人民币汇率却难以在短短数天内达到如此的升幅。因此，寄希望于升值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并不现实，让众多的进口企业练就好在国际市场“厮杀”的本领更为关键，通过多空机制锁定成本，而不是眼盯着汇率。
更为重要的是，本轮全球通胀成形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年来包括中国、亚洲和美国等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长期不足，加上货币环境的宽松，使得全球的农产品供求发生了质变，以农产品价格为先导的物价持续攀升也就成为必然。前段时间，国际粮价的上涨速度让人瞠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米期货价格已经到达了创纪录的0.463美元/公斤，自2001年以来涨了5倍。具体地从中国来看，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将农业的生产水平恢复到从前，企图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挫将是一种奢望。目前，农村的生产者尽是老弱病残者，必须将“三农”问题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最终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化解通胀。
是的，虽然人民币已经进入了“6.0时代，”但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控制住物价上涨，不能从技术上锁定工业的成本，而寄希望于人民币的升值遏制通胀，最终只会让中国承受更高的通胀压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而如今其负面效应已经十分明显。
首先，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经济学上有个观点认为，货币升值会压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使贸易账户逐步平衡。但严格地说，货币大幅升值从而解决贸易账户平衡问题有个基本条件，即马歇尔－勒纳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在一国进口需求弹性和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的情况下，通过汇率手段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资金价格的低廉，使得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偏低，而且大多数企业的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唯有进军国际市场，比如在闽南，随处可见的鞋服、陶瓷和石雕等出口企业。这两个原因使得大多数的出口企业对价格敏感度是不高的，纵使汇率大幅度上升，也无法压制国内企业的出口需求和国际的进口需求。
再者，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于缓解当前经济过热也作用甚微。始于2003年的经济过热，关键因素是外汇占款过多，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固然与外汇占款联系密切，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1996年以后，为了治理全国性的通货紧缩，央行连续8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从9.18%压低至2.25%，将近6年的低利率形成的宽松货币环境，在通货紧缩和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世纪初面对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恐怖主义的威胁，有段时间还出现了全球性的超宽松环境。但2004年以后，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已逐步恢复了正常的货币环境，利率水平大都回到了相对中性的区间。但中国央行的利率政策由于受到汇率政策的掣肘，4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企业成本的控制也带来了严重挑战。只是人民币升值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后的波动区间也随着扩大。因为波动区间扩大，比如1%的波动，那么国内企业将很难应对，因为国内企业缺乏具备完全对冲汇率大幅波动风险的能力。像中国银行这样的专业金融机构都无法避免巨额的汇兑损失，更何况那些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