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3)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

    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①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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