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沃尔夫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麦克卢汉的著名专论，题为《如果他对了呢？》("What If He Is Right?")。此文作为文学性-政治性的报道，最初发表在纽约《世界新闻论坛》(World Journal Tribune)的周日杂志上(Wolfe, 2000：2231)。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是加拿大的英语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因为研究新型传播媒介，特别是研究电视这种新型传播媒介而声誉鹊起，成了人们竞相崇拜的偶像。麦克卢汉的出身模糊不明，却在时髦的纽约获得了知识分子名流的新身份。汤姆·沃尔夫在评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时，这样描述文学知识分子的特征：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麦克卢汉来自一个比班图村(Bantu village)和布朗克斯东南角(Southeast Bronx)更晦暗、更隐匿、更暧昧的世界。我说的是，他来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汤加兰德〔2〕和波多黎各贫民窟，在人们的想象中，至少也会散发出杀气腾腾的臭气，太阳落山后也会泥水没腰。就外部世界而论，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既不散发臭气，也非鲜花繁茂；它或许有一股发酵的斜纹软泥的味道：不然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味道。(Wolfe, 2000：27)眼前的文化研究就脱胎于这样的世界。或许它的居民想要(至少在汤姆·沃尔夫看来，那里的居民理应早就想要)一点小小的可见度；想要更多的气味、软泥和繁盛。总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本质上，研究所的学究们岁数很小时，体液还在上升时，就已经安心于这样的生活：一间斗室，些许小钱，几本期刊。如果极端勤奋的话，他的洞察力或许有一天会彪炳史册。一辆大众汽车，一套狭小的单元房，摆的是丹麦百货公司的带暗榫腿的家具。在他30岁之前，一旦文学的文化魅力烟消云散，太太就会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把他看成失败得惨不忍睹的败类。与败在这类微不足道的东西上相比，败在石油勘探或尿布服务上，不知要好多少倍。(Wolfe, 2000：27)当然这本身只是讲故事而已，而且它忘记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里的学究们也都是女性。或许在某些人眼中，弗吉尼亚·伍尔夫40年前撰写的论文现在火力强劲。这篇论文表明，对于一位女性而言，金钱以及"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即使是"一套狭小的单元房"和一辆大众汽车)有多么重要(Woolf, 1945：5)。足够的收入，以及"门上挂着一把锁"，足以使人获得解脱。没有这些，就只有辛酸和恐惧了。一旦有了这些：
……我不必憎恨哪个男人；他也无法伤害我。我不必讨好哪个男人；我不需要他的什么东西。……渐渐地，恐惧和辛酸化为怜悯和宽容，再过一两年，怜悯和宽容远走高飞，最伟大的解脱终于降临，那就是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比如，我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个建筑？在我看来，那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坏书？(Woolf：3334)在汤姆·沃尔夫看来，英国文学作为一种职业，维系着一个承诺--较小的公共印章和较少的私人欲望，尽管它有其"洞视"。这是一个"过时目标"，麦克卢汉觉得这个"过时目标"与他本人有关媒介的格言"毫不相干"。但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身份卑微是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东西了。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结尾处，她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个形象。她是莎士比亚天赋的女性对等物，本来她应该出自几代女性作家的笔下，如果"女性广泛地……写作"的话：
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活上一个世纪左右(我说的是共同生活，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我们作为个体过着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生活)，我们每人每年再挣上500英镑，也有自己的房间……那么机会就来了，那位死去的诗人(即莎士比亚的妹妹)会支撑起她以前通常放弃的躯体。……我坚信，如果我们努力为她工作，她就会出现的。这样努力工作，即使处在贫困和卑微中，也是值得的。(Woolf：94)
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了匿名的"普通生活"的重要性，尽管她有时使用普通人指称约翰·卡里所谓的"引发狂怒、厌恶和恐惧的刺激物"(Carey, 1992：209210)。她重视自由，而自由来自"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毋须考虑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她建议："我想说，即使知道怎样使它听上去受人尊崇，也不要梦想着去影响别人。思考事物本身。"(Woolf：91)。但她又写道：
女性广泛地……写作，这远比我在一个小时的讲演中所能证明的重要。……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地、孤立地产生的；杰作是许多年来共同思考的结果，是一群人思考的结果，所以说，大众经验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Woolf：55)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在1928年写下这段文字的，它是用来给剑桥大学的女生做演讲用的。那时候，她觉得，用以促成她所谓的"临界大众"的数量还不够充分。只有具备了数量充足的、指望自己的天才作品，"莎士比亚的妹妹"(一个适用于任何女性的文艺家)才能脱颖而出。她觉得，要让"女性广泛地"获得解放，并享受"思考事物本身"的自由，"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还是需要的，现在这"一个世纪左右"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汤姆·沃尔夫可能还不成熟，或者他没有想到女性主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做了如下轻蔑的判断：可以说，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斋里，远不及在尿布服务比赛中大获全胜更有价值。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贫困和卑微"是为献身于"一群人思考"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
文化研究史上有一个趋势，即积极地寻找"普通生活"，寻找"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的"大众经验"。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日积月累的匿名性并非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尽管它可能是证据，证明几千年来，有人一直在物质上遭到盘剥。在这一点上，弗吉尼亚·伍尔夫引用了阿瑟·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很长一段文字，她把阿瑟·奎勒-库奇爵士缩写成了"Q"。阿瑟·奎勒-库奇爵士这段文字发表于1913年，它指出，上一个世纪左右的著名诗人拥有独立的手段：
似乎这样说是残忍的，这样说是悲哀的：事实上，有一种理论认为，无论贫富，诗人的天赋可以任意挥洒，这种理论其实并不怎么真实可信。……这些都是可怕的事实，但让我们勇于面对。不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多么丢人现眼，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我们的英联邦犯下的某种过错，贫困诗人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200年间，都毫无机会可言。相信我，……我们可能大谈民主，但其实呢，一个贫困的英国孩子在下列方面怀揣的希望，并不多于雅典奴隶的儿子：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伟大的作品都来自心智上的自由。(QuillerCouch, 1946：3233,引自Woolf, 1945：8889;还可参见Goulden and Hartley, 1982：19)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结论是："就是这么回事。心智上的自由依赖于物质上的东西。诗依赖于心智上的自由。女性一直贫困，不止贫困了两百年，一开始就贫困不堪。"(Woolf, 1945：89)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就在这里：要把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小说和戏剧)的生命，倾注到与社会-经济现实和历史现实的某种批判性联系中。"女性生活在什么条件下，我问自己……"：
的确，如果女性除了在男性创作的小说中，在哪儿也不存在，人们就会把她想象成极端重要的人物；丰富多彩；勇敢又卑鄙；灿烂又肮脏；无限美丽又极其丑陋；像男人一样了不起，有时候觉得比男人还了不起。但这是小说中的女性。事实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Professor Trevelyan)所言，她被锁住、毒打，被抛进屋子里。(Woolf：3637)
她需要一个房间，原因在这里。不过，事实上，最先让学院派的文化研究如醉如痴的，是"Q"对心智自由所作的阶级分析，而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心智自由所作的性别分析。当然，"Q"的观点并不是讲给女性听的，引他注目的是奴隶的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穷人"。而且私下里说吧，我在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之前先看到了"Q"的大作，并在一篇有关"文学教育的未来"的论文中引用过这段话(Goulden and Hartley, 1982)。
阿瑟爵士估计，与贫苦的英国儿童相比，狗与雅典的奴隶更有机会获得心智上的自由。这对我而言意味深长。所以，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半个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时不知道伍尔夫已经这样做过了)，我引用了"Q"的那段话，以谴责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校考试制度中对英语课程的未获承认的阶级偏见。"Q"一直在做学校督学。在理应现代化、平等化的20世纪，变革远不充分。"Q"对阶级的看法，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于性别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文化研究拣起了他们的指挥棒。
参与文化，享受心智生活，都需要物质基础。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穷人和女性(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是阶级问题)。事业共同团体并不会自动派生下列两者间的相互同情：其一是阶级分析的诉求，其二是性别分析的诉求。这也成为文化研究的内在历史的一部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来目睹了下列两者间爆发的一场论战：一方是妇女团体［《妇女们不同意》(Women Take Issue)］，一方是(主要由男性组成的)工人阶级次文化的研究者(Hall, 1992; Brunsdon, 1996)。那个被汤姆·沃尔夫当成"微不足道的东西"而轻易消解的世界，似乎依然对那些生存环境比汤姆·沃尔夫还要恶劣的人充满同情。
麦克卢汉的著作令人愤怒，汤姆·沃尔夫引用了麦克卢汉的著作，这又使麦克卢汉倒打一耙，谴责他是个"以愤怒代替感知"的道德家：
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喜欢要么厌恶，诸如此类的纯粹道德主义说教，如今在我们的世界上被当成了替代物或观察，当成了研究的替代物。……道德苦难是赋予白痴以尊严的基本技巧。(McLuhan,引自Wolfe, 2000：29)这里再次显现了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这个职业的有趣洞视。即，在文化研究的从业者中，文化研究往往激发道德主义的副产品。很显然，文化研究依旧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在汤姆·沃尔夫撰写的以"图书与政治"为形式的文化研究简史中，他没有提及的一个问题是，从真正的绅士-票友转向文本性的绅士-票友，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移。文本性的绅士-票友是这样的人，他们戴着那种面具写作，却没有18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倡导者所拥有的社会立场。20世纪60年代以前，自始至终贯穿着自此以后的文化研究史的是，对于多数人来说，从"图书"(书写)向"政治"(治理国家)的自由转移的可能性，已经急剧降低。随着文坛的民主化，采用"文雅散文形式"的人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领袖、激进分子和行政官员，这种可能性大为减少。或许已经无法从由前者组成的读者群中找到由后者组成的团体了。
站在政治化的文学立场上批判文化，并将对时代的罪恶和专制的道德抗议融会其中，如今已经在话语的层面上变成了这样的局面：文化研究的从业者越是远离政府，这种批判就越是"政府性的"(见第四章)。这似乎是个悖论，它提出了下列问题：文化研究应该是"冥思性"的追求，还是"行动性"的追求？它应该研究权力的话语，还是应该干预它要描述的那个进程？
文化批判作为事务人〔3〕的标志，始于近代初期。事务人与治理国家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便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绅士-票友的著作，以及18世纪以来"市民人文主义"的理想(Barrell, 1986)。它向关于政府性的话语(福科、贝内特)的退缩，预示了从行动模式向冥思模式的转移。冥思模式在本质上毫发无伤；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认为，"冥思性"小说比同一种属的"自然主义"小说更"有趣"(Woolf, 1945：73)。但是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未受圣职的神职人员"(2000：29)。
文雅散文也成了没有教堂会众的布道〔4〕。在冥思、内省的文化批判者中间，话语组织实践，这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也就是说，研究文化就是研究权力，理解权力的关键在于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学性的，它还扩展到了非文学性的区域。但它是"文本性"的，只关注"话语"，而不以某种形式直接涉及权力的"实践"。这样的文本分析已经声名狼藉(Lucy, 1995)。
把语言当作权力的记号来研究，可能现在还以文学随笔(literary essay)的形式进行着，但其内容已经急剧膨胀。让我们把空间轴当作隐喻来使用，以此说明问题：它从文学开始，中经准文学形式(如戏剧)，向着与通俗娱乐密切相关的形式(如电视节目)，垂直地向下扩展。在水平的层面上，语言从口头性(语言性)的和书面性(文学性)的内容，扩展到了凭借包括图像、动画和片断在内的任何手段所进行的传播。记号学就是在这里粉墨登场的。记号学维系着这样一种希望，它能分析非语言性传播，仿佛非语言性传播也是一种语言。于是乎，电影"语言"研究(克里斯蒂安·梅斯的同名著作，1978)，"时装语言"研究［罗兰·巴特的《时装系统》(Systeme de la Mode)］，"人造"语言研究(戴尔·斯彭德的)，等等，等等，都纷纷出笼，并大行其道。
记号学对科学方法充满渴望，它是"研究社会中的记号的生命的科学"(Saussure, 1974)。它可以自称是一种道德中立、有感知力和一丝不苟的方法。它用起来很顺手，因为最初时，记号学的大多数从业者都和罗兰·巴特一样，属于政治左翼，他们以这种方法抨击资产阶级的文化权力。记号学向自己的从业者承诺，它会解决麦克卢汉对它提出的难题：政治抗议现在可以立足于"观察和研究"，而不再立足于"道德苦难"了。文化研究之政治于兹形成：语言决定话语，话语组织实践，权力是话语性的，所以恰当的权力研究就是……电视秀记号学(semiotics of television shows)。
这个总体趋势还可以在其他文化领域中发现。在那些领域，可以看到凭借新媒介的出现而形成的民主化、新读写能力(new literacy)和大众扩张(massive expansion)。看电视烹饪节目的人越多，购买名人食谱的人就越多，在家一展烹饪才华的就越少(见第三章和第五章)。园艺也是如此：正如读写能力取代了行动一样，话语取代了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时装界形成了经由时装新闻和超级名模订制高级时装的民主化潮流。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在城镇中最繁华的商业区，人们有关时装的读写能力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这不久就导致了如下结果：The Gap取代了C & A时装，Elle取代了《女士家庭期刊》(Ladies Home Journal)，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大量的新型时装设计师，更多的服饰订单，更多的自制时装，都没有出现。与此相反，《时尚》(Vogue)不再刊登DIY〔5〕服装样式，把它们转给了自家内的专业杂志。了解时装的普通人越多，购买现成品牌服装的人就越多，自己动手做衣服的人就越少。和在广播界一样，在时装界，品牌标签的散播(diffusion)甚是流行，却不可靠。同样，与文化政治和时装的民主化相伴而生的，是向消费而非行动的转移，尽管消费绝不是被动的。简言之，消费也是一种读写能力。
但是，与这股"冥想"趋势背道而驰，文化研究自身也是积极促进民主化的一部分。它是对人们进行公民教育的教学政体(teaching regimen)，这些人是无名无姓又至高无上的大众。他们正在自己的生活(而非传统的教育科目)中，体验与新媒介和商业文化密切相关的新型的公民身份。文化研究的宏图大略也在这里，即帮助"贫困的英国孩子"和女性"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女性"被抛进屋子里"，以前如此，现在或许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