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之物——抄起一本企鹅图书

　　文化研究的这个宏图大略是由萧伯纳(1856-1950)在1937年制定的。萧伯纳没有"空谈民主"(这是"Q"语含讥讽地说出来的)，尽管他是一位世界级的空谈家，滔滔不绝地谈论过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写给聪明女性的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Capitalism, Sovietism and Fascism)初版于1928年，也是在那一年，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女性与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给女生做了那场演讲。和她一样，萧伯纳也是面对女性主体，发表自己的解放宣言。不过，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对于女性来说，保证写作的物质基础乃当务之急。萧伯纳则关心知识的上层建筑，他那一课属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范畴。

　　萧伯纳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巨人，由他的出版商制定的企鹅网页称他是"杂耍玩家、讽刺作家、能言善辩之人、批评家、博学者、才子、知识弄臣和剧作家"。或许他最值得纪念的是他的剧作，还有他为剧作撰写的序言，特别作为必读课文进入学校课程的那些剧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圣贞德》(St Joan)和《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即《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这两部剧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谓"男性创作的小说中的女性"的主要例证。萧伯纳还是一位政治辩论家和小册子作者，费边社〔6〕的领导人之一。

　　《写给聪明女性的指南》初版于1937年，分两卷。它们是出版商艾伦·莱恩( Allen Lane)当时出版的第一批著作，分别是A1和A2，属于塘鹅书系的范畴。它们是如此的廉价，以至于萧伯纳要向读者保证，他们买到手的玩意绝对物有所值：

　　他们手里拿着的是地道的原创之作，一字不少，一页不缺。还加了两章，探讨1928年初版以来发生的事情。(Shaw, 1937：v)

　　在伟大的民主事业中，文学想象、政治激情和富有进取心的出版事业在此生动地融为一体，共同面向女性化的"普通"读者。这三个因素预示了文化研究的轮廓，文化研究或许就是凭借这些构成要素的配置，获得了最为精确的命名。

　　萧伯纳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把社会主义清晰而简明地视作"平等分配"。他想要平等的收入："我们必须把穷人的生活标准提高到已获最大优待的工人的生活标准，进而消灭贫穷，而不是仅仅同情穷人和消灭富人。"(Shaw, 1937：v)但当时缺乏的是勇气：穷人不想"提高"到富人的"生活标准"上。

　　但是萧伯纳的确鼓吹平等，还给平等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定义。这个定义既可长期使用，又充满了挑战性。平等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几十年才能达成："除了检查共同体各个地区之间全部适宜婚配的人数，我还没有见过什么检查，像识别数学等式那样实用。"(Shaw, 1937：v; 6669)说起话来，他绝非言简意赅之人(最近的版本是1995年出版的，长达576页)，但他特别热衷于开门见山、朴实无华地面对自己的读者，即"聪明的女性"。他说：

　　本书不是汇编，它们全都来自我的脑海。有位女士请求我给她写封信，解释一下何谓社会主义，本书即源于此。当初我想告诉她，有几百种著作都是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但困难之处在于，这些著作几乎全都是用学术语言写成的。……对于不怎么专业的女性来说，这些著作极其枯燥，难以忍受，更无法引起阅读的兴趣。可见，所有那些著作都是面向男性的。……所以我不得以自己的方式，还要以你能理解的方式，重做一遍。(Shaw, 1937：463)萧伯纳的方式就是KISS学说的早期版本。所谓KISS，就是"keep it simple stupid"(简单点，你个傻瓜)。

　　尽管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汗牛充栋，尽管马克思写了那本关于资本主义的巨著，但没有哪一本回答了那个简单问题："何谓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同样简单的问题，即："何谓资本？"也掩盖了大量不可救药的错误答案。正确的答案只碰到过一次(这是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的)，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提出的，那时他漫不经心地说过一句话：资本就是闲钱。我记了下来。(shaw,1937:463)

　　直接面对非专业的女性化读者，使那个重大时代课题简单明了而非琐屑浅薄，成了这个可以称作通过阅读获得解脱的宏图大略的一部分。那就是文化研究101(cultural studies 101)，或者在这种情形下，就是A1。

　　艾伦·莱恩( Allen Lane)1935年推出企鹅书系。那时他是鲍利海出版公司(Bodley Head)的董事。企鹅公司的历史主页是这样说的：

　　在与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在德文郡(Devon)度过一个周末后，莱恩去了埃克塞特(Exeter)车站的书报摊，想买点书报在回伦敦的路上阅读。但找来找去，只找了些通俗杂志和重版的维多利亚小说。他由此想到，需要以诱人的价格推出同时代人撰写的优质小说。莱恩决定，新出版的小说不仅能在传统书店中买到，还能在火车站和伍尔沃斯(Woolworths)那样的连锁店买到。(https://wwwpenguincouk)

　　这则创业轶闻调用了许多有关现代性的修辞，包括流动性、大众市场、铁路、连锁店，还有富有创业意志的单枪匹马的发明家。他知道如何从普通人的进步中获利，就像他之前的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一样。即使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字，也不只是令人嗅到了著名作家散发的那股清香，她撰写的犯罪故事也把现代主义的合理性［波洛(Hercule Poirot)的侦探术］与通俗幻象(乡村住宅、东方快车)融合起来。对于物质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热爱，对于铁路这种交通工具和图书的热爱，把企鹅公司与同时代性(contemporaneousness)、通俗成就(popular success)结合起来。

　　果然，企鹅公司立即大获成功。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般的硬皮封面小说要卖七八先令，企鹅图书只售六便士，相当于一包香烟的价格。香烟那时是廉价、畅销的消费品。莱恩把"借书人"变成了"买书人"，也把物美价廉的图书送进了千家万户。在此之前，图书是稀有之物。企鹅公司第一年就卖出300万册。

　　作者们(即使那些身处左翼的作者们)个个闷闷不乐。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概括出如下悖论："以读者的身份，我为企鹅书系拍手喝彩；以作者的身份，我不遗余力地诅咒它们。"奥韦尔认为："如果其他的出版人也照此行事，这可能会导致廉价的再版书泛滥成灾，必将重创以出租图书为生的图书馆，减少新小说的产量。"［《新英国周刊》(New English Weekly)，1936年3月5日］不过，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发出了祝贺短信：

　　亲爱的莱恩：

　　这些企鹅书系绝对物有所值。如果你能以这个价格出售这个系列的图书而不赔钱，你将会极大地展示出版才艺。

　　你诚挚的JB普里斯特利到了1937年，莱恩已经做好准备，要推第二套书系，即塘鹅书系，由VK克里希纳·梅农(VKKrishna Menon)担任总编。它包括"即将由企鹅公司推出的首批最新原创图书；此前由其他公司已经出版的平装本图书"(企鹅公司网站)。根据印在A1封底上的简介，塘鹅书系属于"科学、天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之类的非虚构性图书。莱恩曾在《左翼评论》(Left Review)上解释说：

　　很多人认为，民众的智力依然水平低下，并为此感到绝望。然而我们相信，这个国家存在庞大的阅读公众，他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阅读益人心智的图书。(《左翼评论》，1938)

　　这是一种新哲学。与企鹅书系相比，它没有冒更大的风险，但肯定更大胆。它不只是孤注一掷地捕获大众的欲望，并与之交易。塘鹅书系不仅关注书架，与读者建立联系，而且关心现代世界的种种现实，即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谓的"事物本身"。这些现实被理解为丝毫无异于读者本人的私密事务的诸种现实(Woolf, 1945：5565)。塘鹅是对学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民主化(莱恩会用"通俗化"一词)所做的直接、自觉的奉献。书系总编VK克里希纳·梅农曾经咨询过伦敦大学经济学史高级讲师HL贝尔斯(HLBeales)，英国成人教育研究所秘书WE威廉斯(WEWilliams)，伦敦动物学会前秘书彼得·查默斯-米切尔爵士(Sir Peter ChalmersMitchell)。

　　它产生了诸多效应，其中之一便是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著作创造了"庞大的阅读公众"。随之而来的是，它使这些著作落入了这样一群人的手中，他们对于企鹅/塘鹅品牌的信任，使他们对某些标题、主题或作者感到好奇。倘非如此，他们或许永远不会正视这些标题、主题或作者。塘鹅是如何吸引"普通读者"的？这里有一则告白，是1938年为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做的广告：

　　为什么你会忘记你本应牢记的东西？为什么你会出现口误、笔误？为什么你会做你无意去做的事情？……这是对日常错误的阐释性研究，信息丰富又生动迷人。弗洛伊德博士解释了日常过失的心理基础，这些过失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对之熟视无睹。……《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给我们大家的生活提供了惊人的发现。它会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事情，这个"你"或许你早已遗忘，或从来都曾不认识。(插在《图腾与禁忌》书后附录中的告白)从此"弗洛伊德式失误"进入了语言。把它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究竟是弗洛伊德博士，还是塘鹅书系？弗洛伊德的"广泛冲击"，是否就像霍格特的"广泛冲击"，既与付梓的图书的质量有关，又与艾伦·莱恩对于学术出版业所做的民主化有关？

　　塘鹅书系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随着原创性著作日益增多，塘鹅书系中的许多著作都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或被视为书系某个撰稿学科的开山之作：

　　《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写给聪明女性的指南》(1)-萧伯纳：塘鹅A1《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写给聪明女性的指南》(2)-萧伯纳：塘鹅A2《世界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HG韦尔斯(HGWells)：塘鹅A5《宗教与资本主义之起源》(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RH托尼(RHTawney)：塘鹅A23《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弗洛伊德：塘鹅A24《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弗洛伊德：塘鹅A33《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弗吉尼亚·伍尔夫：塘鹅A36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1938年底前出版的，同时出版著作的作者还有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ey)、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怀特海(ANWhitehead)等。总数多达40种的图书在头一年半内全部出齐。

　　稍后不久，人称文化研究三个最为重要的开山之作，纳入了塘鹅书系的出版。其中一部使事情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可以说，它是与"创世纪"截然相反的"出埃及记"。这三部著作是：

　　《读写能力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理查德·霍格特：塘鹅A431《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雷蒙德·威廉斯：塘鹅A520《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汤普森(EPThompson)：塘鹅A1000理查德·霍格特的《读写能力的用途》先是由查特与温达斯出版公司(Chatto & Windus)以精装本的形式出版的。在其塘鹅版中，霍格特说道：

　　艾伦·莱恩很早就读过这本书，那时他坐在西班牙巴雷阿瑞克群岛(Balearics)的家中，沐浴在阳光里。阅后他打电话给办公室或查特，说他想拿来给塘鹅出版，而且越快越好。后来他说，他在战争爆发前确定塘鹅出版书目时，希望出版的就是这类图书。……莱恩的决定……是本书产生广泛影响的基础。(Hoggart, 1992：5)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最初由维克多·戈伦茨出版公司(Victor Gollancz)于1963年出版。它的塘鹅修订版，面世于动荡不安的1968年。分配给这本书的塘鹅编号是1000，这清晰显示出这个出版事件的重要性。它是作者对塘鹅不折不扣的称赞，是对它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毫无保留的认可：想想吧，它是这个集体意愿的第一千个例证。这个集体愿意体现在，不仅要写"英国工人阶级"，还要直接写给工人阶级看，书的价格他们也要承受得起，谈论的还是"事物本身"。

　　当然，它比萧伯纳时的六便士贵了好多。但是，再贵，它也几乎相当于一包香烟的价格。我1974年买过一本(塘鹅第四次印刷)，那时，这部960个页码的著作卖125英镑。我不了解伍尔夫小姐的状况，但我单靠国家奖学金，就能买得起这本书，也能支付自己房间的租金。至于艾伦·莱恩，霍格特是这样说的：

　　我一直乐于与艾伦·莱恩聊天，不管什么时候，他想聊，我们就聊，因为企鹅/塘鹅的观念也是我要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我理解像我这样的人究竟有什么需要的一部分。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民主工具；……他相信，为了"英国人/那些至今保持沉默的人"，我们应该更多触及观念世界；他设想，他们有能力对那些观念做出判断，尽管存在着障碍，使得如此之多的人，在触及这些观念时变得如此之难。(Hoggart, 1992：5051)

　　考虑到霍格特与我母亲同年出生，可以理解，这段话只为莱恩说了些什么，却没有为英国教育史说什么。我的出生晚了整整一代，但我的情形却与霍格特如出一辙。塘鹅20世纪30年代末首次发行时，霍格特只有19岁或20岁。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接触塘鹅书系的，那时艾伦·莱恩正在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他死于1970年。那时我的房间里布满了缺边少角的塘鹅书系和企鹅书系，它们是我出于"理解像我这样的人究竟有什么需要"才购买的，而且也并不都是一手货。

　　企鹅书系1970年卖给了皮尔逊(Pearson)公司，那一年艾伦·莱恩去世了。皮尔逊公司成了传媒巨人，拥有朗文公司、《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格兰迪电视台［Grundy Television，在澳大利亚制作了肥皂剧《邻居》(Neighbours)］，以及其他家喻户晓的品牌(https://wwwpearsoncom/aboutus/history.htm)。顺便说一句，对于文化研究中的这位性格温和的克拉克·肯特来说，霍格特对于出售企鹅的评论异乎寻常的刻薄："妓女可以保护圣洁的女性，这样的《羊脂球》之论，并不适用于艺术问题。"(Hoggart, 1992：50)不过，或许他的判断言之过早。皮尔逊公司在2002年撰写了这样的"简介"，显然还在把自己视为"巨大的民主工具"：

　　就其核心而论，皮尔逊公司事关教育与启蒙。事关帮助学校里成功的孩子，工作上成功的成人。事关帮助顾及不同观点的政治家，顾及神圣市场的生意人。事关激励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或向世界发出并享受苦笑。(https://wwwpearsoncom/ aboutus/indexhtm)艾伦·莱恩肯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霍格特讲述了他当时的经历。"1967年，莱恩开始为他一手创建的这家著名机构忧心忡忡起来。……他当时想知道，是否可以建立某种大学信托财产或基金来接手企鹅。"(Hoggart, 1992：49)那时，把大型出版企业转为大学，这种想法与大学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框架严重脱节。但是，时代和技术变了。出版社和销售商都不再羞羞答答，不敢把自己的库存书目称作"大学"。比如，美国的连锁书店巴诺公司(Barnes and Noble)就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品牌"，即大学。参见：https://wwwbarnesandnobleuniversitycom。"课程虽不被认可，学问却货真价实。"某日我访问那里，看到它开设的"三门顶尖课程"：如何像达·芬奇那样思考、给你家看风水、你Palm〔7〕上的世界。Palm是掌上电子设备，不是palmistry(相手术)。某日再去，又看到了三门课程：现代中国的形成--新课；儿童写作；大脑及其运作。当然，有与巴诺公司购物车的链接，但课程本身免费。

　　与此同时，大学开始厚颜无耻、趋炎附势地与出版商或它们的电子后裔打起了交道。……比如，大学21(Universitas 21)这个由全球18所著名大学组成的、以电子学术(elearning)为导向的联盟，已由汤姆森学术集团(ThomsonLearning)提供资助(https://wwwuniversitas21com/newshtml#pressl)。和企鹅的拥有者皮尔逊公司一样，汤姆森公司是20世纪最著名的报业集团的继承者。皮尔逊公司拥有威斯敏斯特出版社(Westminster Press)和《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汤姆森接管了英国的肯斯里报系(Kemsley Newspapers)、《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和《泰晤士报》(The Times)，给它们加上了加拿大头衔，然后再把它们归入联合图书出版公司〔8〕，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也被囊括其中。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这些报纸又遭重新配置：

　　作为古老印刷经济的先驱，汤姆森以其早就拥有的在线系统和CDVCD产品，帮助开辟了电子时代。我们雄心勃勃地投资于广泛的领域、为用户订制产品，并提升互联网的速度，以获得更大的效益。在司法、管理、金融服务、科学、卫生保健、教育和公司培训市场的信息领域，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都居于领先地位。我们不可或缺的内容，以及我们杰出的品牌，已经取得我们主要领域中的用户的坚实信赖。它们对于互联网的迅速采用，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机遇的有线世界，使我们以此为基础，与基于网络的传递平台和服务建立联系，这使我们的客户做起生意来更加容易。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即提供全球电子信息和集成商务。(https://wwwthomsoncom/About_Us/)大学也开始变成这个模样，成了学术服务工业中内容丰富〔9〕的竞争者。大学以汤姆森学术集团之类的电子商务公司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客户，"为个人、学术机构和商务公司提供在线和传统教室学习"(wwwThomsonLearningcom)。莱恩当时独占鳌头。事实上，他的"大学"即使没有机构性投资，也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社会效益，直接作用于塘鹅读者们的大脑。比当时人数少得可怜的英国大学毕业生相比，塘鹅的读者肯定要多出许多。

　　企鹅与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直接联系是金融性的。投资创办英国文化研究机构的，正是艾伦·莱恩，他于1965年在伯明翰大学英语系创办了霍格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Hoggart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企鹅出版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被以淫秽罪起诉。1960年，霍格特为之辩护，在承认这一行为与莱恩决定"成全我们"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时，霍格特显得有些腼腆：

　　不可避免的是，有人会说，我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作证，他会付钱给我，私下里向我表示感谢。我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我出来为他进行辩护的三年之前，就已经向艾伦·莱恩寻求投资了。我太了解他了，所以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对那个想法感兴趣。(Hoggart, 1992：89)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启动资金，大部分是由莱恩捐献，剩下的由精装本《读写能力的用途》的出版者查特与温达斯出版公司，以及《观察家报》(Observer)来补足。霍格特连续七年，每年可得2500英镑，外加一次性的500英镑。有了这些投资，就可以向斯图亚特·霍尔支付研究经费了。稍后不久，他在火车上邂逅了22岁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然后聘用了他。据他们说，剩下的都成了历史。或者可以说得更精确一些，成了作为"神话-再现"(mythrepresentation)的历史。

　　理查德·霍格特认为，他与艾伦·莱恩的短暂相遇，其结果远比机构清偿债务重要得多，尽管这结果需要在随后的时间中证明。与此同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在1960年的审理，也在文化上改变了事物的景观，它启发人们认识当时还算新颖的"宽容社会"〔10〕这一观念(它即使没有引发这一观念，也是这一观念得以形成的标志)，并给书面性、文学性的英语增加了一个新词：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如果允许"fuck"这个词潜入印刷品，那它释放出来的信息就不再是一个单词那么简单了。露骨的性段落……再在印刷品上出现时，就不会再像那个单词那样冲击英国人的心扉了。(Hoggart, 1992：57)

　　因为企鹅书系的全部要义在于，它要便宜得让人人都买得起，所以审理这一案件，其实也是要问答一个问题：究竟由谁负责对付这一冲击？令刑事检控专员大吃一惊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普通人可以自行处理：

　　反对本书出版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它将以平装本的形式面世，这样，即使没有几个闲钱的穷人也能买得起。我们没有肩负起信任，却背负着傲慢的感觉：保护"普通人"，使其免受识途老马的腐蚀。既阴暗又可笑的想法。(Hoggart, 1992：58)

　　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美国一所大型大学曾经开会，纪念DH劳伦斯逝世50周年。在那次会议上，霍格特回忆说："几年之后，一个容量巨大的演讲厅里坐满了人，听众似乎主要是来自文理学院的修女们。第一位演讲者要谈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上来便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查泰莱夫人被干了，被吸了，被奸了，被吹了。'修女们个个面无表情，忙着做笔记。"(Hoggart, 19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