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教授约我为他主编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写一篇随笔性的文章，介绍我的老师黄永年教授的治学路径，以便为后学提供典范，进而振颓风、纠偏差。这样的内容如果由黄先生夫子自道，必定能将个中三昧准确全面地披露出来。但先生虽然已是八旬老人，依然笔耕不辍，眼下无暇他顾，我只好对张先生恭敬不如从命，以一个受业者体会的角度来谈谈先生的治学路径。惭愧的是我生性鲁钝，学殖荒疏，同先生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要想完全理解和追随先生，谈何容易。因此，我勉强命笔，只能是管窥蠡测，不足以反映先生治学全貌之万一。虽然如此，但"横看成岭侧成峰"，总还是能从某个角度窥见庐山真面目之局部的，于是乎斗胆操觚。
我于1980年考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有幸承先生耳提面命；3年后毕业返河南，承蒙先生不断赐寄著作，对我涵濡终生，使我受益无穷。对于先生的治学，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四点。
一、 求真务实、当仁不让的学术品格
我入陕西师大就学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学术界长期作为错误政治路线的附庸，禁锢还没有消除，思想僵化，心有余悸。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内容是怎样研究历史。他讲到应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决认识论问题，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他引用毛主席《实践论》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说法，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大程度上要依据文献，对文献需要考证，作调查研究，所得结论是否正确，再回到史料中去加以检验。要学好目录学，懂得治学的门径，避免走弯路。要学好古汉语、外语，以便利用文献，并与海内外学术界交流。要学好基础知识，触类旁通，引类联想。要接受前人、他人以及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吸收人家的说法要交待，以明确责任，在人家的基础上要有所发明，对构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云云。这些说法在当时还是犯忌讳的，因为建国以来即把考证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学术方法大加批判，规定只有理论分析才是不二法门，于是提出以论带史，甚至发展到以论代史。先生为考证正名分，指出这个古已有之的学术传统，和《实践论》的路数是一致的，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只有辨析资料是否可靠，加以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当时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的。不久，先生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去拜谒史念海先生。他抨击了文革中的伪学术，凭空捏造，曲学阿世，署名一人，行文却说"我们认为"，好像代表着一大批人，去吓唬别人，认为这种学风极坏，和明末一样，但经过顾炎武的倡导和实践，终于出现了乾嘉学术的大好局面。他对史先生说："你就是顾亭林，他们几位就是钱大昕、王鸣盛……"话音未落，史先生忙说："我哪比得上顾亭林！"先生说："比得上的，你的《河山集》还比不上《天下郡国利病书》？"先生同一大批坦荡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遘阳九，从此遭受政治迫害，并下放劳动。（体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就不是劳动？既然劳工神圣，劳动光荣，怎么作为俟罪的场所，惩罚的手段，须下放才能臻此佳境？）很多人被整怕了，变得谨小慎微、消沉怠惰。但他没有这样，还是敢于求真务实，表现出坚强的学术品格。我们在对他敬佩之余，懂得了从事史学研究应该怎样起步。
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求真的心旅历程，是与非是不容含混的，不管是什么来头。他对陈寅恪先生极为敬重，但对其隋朝和唐初依然存在关陇集团的说法、"胡"与"狐"的关系、安史之乱主力"羯胡"即昭武九姓胡的说法，都一一撰文辨析反驳。其余论文批判纠正的对象，有缪钺先生东魏北齐三次重大冲突都是汉人与鲜卑人之间政治斗争的说法，郭沫若先生的武则天研究，贺昌群先生的"常田"即永业田、"部田"即畿外州县公田的说法，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被曾国藩抽毁部分内容的说法，以及一些学者关于隋唐兵制、"永贞革新"、两税法等等说法。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文，无不晃动着一个个性鲜明的黄氏自我，真正做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和那种人云亦云、赶风头、凑文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有些人认为做学问只是个学养的问题，积累知识，水到渠成。不对，学品即人品，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只有真正把握着自我，才能顶天立地，纵横捭阖，不盲目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只有认识到做学问的社会责任，敢于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真理，当仁不让，才会卓然有成。假如哥白尼、布鲁诺没有胆量坚持正确的日心说，屈从于错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教会恶势力，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巨人。黄先生所以成就斐然，秘诀首先在这里。
二、 极致境界的学术追求
先生没有城府，喜怒必形于色，说话不遮掩，时而来几句月旦评，还要交代"内部言论，不要外传"，给我们一个什么都看不上眼的印象，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对自己也是这样看待和要求的。有一次，他问起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情况，顺着话题对我说："一个史学家掌握着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料，弄得很熟，但只会顺着资料的表面意思加以梳理、归纳而写成论文、著作，充其量不过是三四流的史学家。一流的史学家应该鞭辟入里，透过资料的表面意思去挖掘、发明，甚至得出和表面意思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才叫本事，才是功夫。"他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正在发行，就为我们代购人手一册，亲自送到我们宿舍来，说还有几种即将出版，注意购置，要认真学习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我读了《寒柳堂集》，认为陈先生利用的都是常见书籍，却能探微发覆，迥异于他人，例如关于隋末李渊改旗，指出是向突厥称臣，接受突厥颁发的"印绶"狼头纛，陈先生真有眼力。先生说："这就是一流史学家与普通学者的区别，要好好向寅恪先生学习。"显然，先生追求的正是这种极致的学术境界。
对于其他领域，先生也是这样。他家墙上挂着一幅相当出色的山水画，是他的岳父童书业先生画的。我们免不了惊叹一位历史学家居然会作画，但他却说："文人画。"即作为文人余事的绘画，同职业画家的精品相比尚有差距。先生在黑板上写粉笔字，用的是毛笔字的写法，注重间架结构，运笔讲究顿挫。他觉得哪一笔写得不满意，就描一描，或者擦掉重写。他的行楷极有媚趣，我们照着模仿。他还从事篆刻，篆字写得极有功力。但他没有认为自己会写字，待参观了几次书法作品展，觉得有些作品简直是"鬼画符"，自己这才写点字参展、发表。1981年春，他带领我们南游访学，临行之际问我会不会作旧体诗，我说作不好，他说："路上要作。以后肚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多了，作起来就容易了。"那时没什么人作诗词，更没有诗词刊物，人们熟悉的只是被奉为当代诗词最高峰的作品。我对此挑剔了一番，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此类对句和出句意思相同的现象太多。他说："合掌，合掌，诗家之大忌。"他也作诗词，偶或发表的悼念老师龙榆生先生、友人杨廷福先生的格律诗，都是很有情调的佳什。
对于真才实学，对于有功底的论文、书籍，先生是相当佩服的。他经常介绍他的老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以及那一代杰出学者的成就和观点。此外，他认为周祖谟先生整理校释《洛阳伽蓝记》，虽没有另一个校注本征引繁富，但把传本弄混了的正文和子注重新区分开来，是最好的本子。他见陈仲安先生整理点校的《北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认为整理得实在是好，特意买了一套。他看到杨廷福先生发表《唐律》研究的论文，卞孝萱先生发表鉴真研究的系列论文，认为其方法既唯物又辩证，南游途中特意安排我们到上海和扬州拜见两位先生，请他们为我们讲课。
先生以极致境界作为自己的追求，必然把学术性看得很重。他要求我们从事正规的学术研究，即便是编教材、写普及读物，也要有新东西。有一次上课，他说建国初期他刚参加工作，要求给"抗美援朝"捐钱，自己没有钱，就写了一本历史普及读物，出版后将稿酬全部捐献。他说："这样的东西我不愿意署真名，署的什么名字，你们考证去吧。"我当即说出他的署名，他惊奇地看着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我说有特异功能，这在那时是个很时髦的术语。其实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那几天先生从西安交通大学搬家至陕西师大，我们帮忙，师弟张治江发现这本书，拿给我看，我偶然记住了署名。
极致境界是没有终极边缘的，把极致境界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就会永不满足，永不停顿，所谓"希圣者亦圣之徒也"。而没有这种高层次追求的人，稍微取得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顾影自怜，以为普天之下皆莫我若，实际上反倒画地为牢，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便是鲲鹏和燕雀的差异。先生学术研究所以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高标准追求息息相关。他不但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们。南游途中，他见庐山的介绍文字把柳公权放在李邕前面，说时代弄错了。我说是不是因为柳公权的书法成就和名气比李北海大。他看着我们几个，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将来名气大了，就排在我前面？"我们哪有这一天！就我来说，在批判"师道尊严"、吆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当着中学教师，学生根本不学习，整天胡闹，实在是烦透了。文革结束，中止了十多年的研究生招考得以恢复，自己不过借机改换门庭，混碗舒心饭吃，岂敢奢望在学术研究方面成什么气候。而且，如今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我也没敢作身后配享文宣王庙、追赠个太子少保之类头衔的非非之想。但先生对我们寄托着期待，希望我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做出大成绩，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理想，参与他的人生追求。
三、渊博的知识依托
1983年2月，先生给我们传达他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的情况，讲到程千帆先生批判锯箭疗法：一个中箭的病人找郎中治疗，郎中把露在肌肉外面的箭锯掉，说："治好了，你可以走了。"病人说肉里面还有一截箭，郎中说："我是外科，里面那部分你去找内科。"程先生批评现在一些人知识面太窄，研究学问只管自己专业那一点点，超出范围便茫然不知。黄先生告诫我们，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情，要有献身精神，知识都是相关的，要扩充知识面，融会贯通，避免形而上学，避免出现空白。自我们入学以来，先生一直在这样培养我们。他给我们开的课，从先秦学术一直讲到现代，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小学、石刻文字、历史地理、宗教学、档案、方志、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他给我们开了很多书目，讲到各自的得失，以及如何利用。我们感到先生遍历四库，含英咀华，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这20年间先生在海内外出版的书，有学术专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术论文汇编《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学术札记《树新义室笔谈》，学术随笔《学苑零拾》，教科书《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含《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等等，学术普及读物《〈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校点整理古籍《类编长安志》、《西游证道书》和几种正史的节选注译本，以及印谱《黄永年印存》。这些学术书籍或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或体现自己的心得体会，全由先生自己执笔撰写，这和有些人先谋取行政职务然后利用权势猎取学术虚名，或者自己挂名主编而由别人撰写自己并不在行的书稿的做法迥然不同。就拿先生觉得不足挂齿的普及读物来说，《〈旧唐书〉与〈新唐书〉》是应邀给《祖国丛书》撰写的小册子，但里面讲到两部书的优劣和价值，如何利用和研读，无论是乾嘉史学名著、古代笔记名著，还是近人的多种中国史学史、史籍提要题解之类书籍，都没有类似的说法。因此，张国刚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第794页评价该书"极有创见"，"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对初学唐史者也是很好的入门之作"。先生其余正规的学术著作，更是胜义纷陈，惊世骇俗。
先生承担的指导研究生专业，先是唐史，后来还有古籍整理、历史文献学。他的研究以唐代政治史为主要课题，对于唐代的经济、文学、社会生活、习俗，都有重要的成果。后来又上溯到北朝、隋朝。其余论文还研究先秦历史文化、东晋北朝文化、宋代诗词、元代话本、明代小说、太平天国、近代诗文、古代书法等等问题。凡有撰写论文经历的人都知道，一篇精粹论文的产生，犹如披沙拣金，收获的金子只有几粒，而所折腾的沙子不知道是金子的多少倍。先生写这么多专题论文，其阅读量之大可以想见其仿佛。先生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史学，而且是国学，从他对版本学、碑刻学的巨大建树来说，甚至比传统含义的国学还要宽泛。拿小学来说，时下的现代汉语专家未必都懂，但先生作诗词要讲究唐宋声韵，读线装书、作古文要熟谙文字、训诂、文法、修辞，研究"部田"时还利用《广韵》、《玉篇》等韵书、字书，运用通假、俗体字等知识，终于弄清了部田即薄田，推翻了贺昌群先生的错误解释。先生平素随口讲几句话，都是学问。一次他说：史先生名念海字筱苏，肯定取典于"苏海韩潮"，是前人推许韩愈、苏轼的文章波澜壮阔；锡以嘉名，体现父亲希望儿子成为文豪。一次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书名取典两处："十驾"出自《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是自谦之词；"养新"出自张子厚咏芭蕉诗句："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枝。""枝""知"谐音，取养新德、养新知意。
1962年，顾颉刚先生曾申请把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给自己当助手。但三年画饼充饥刚刚收场，菜色还未消退，"阶级斗争"的弦反而绷得更紧，先生带着一个政治歧视符号，怎么可能调到北京呢？如果先生这次能够成行，就要追随顾先生研究先秦秦汉了，会取得现在这样辉煌的成就吗？且看他那几篇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论文。《释〈天问〉》一文研究屈原那首晦涩难解的长诗，先生重新调整错简，理顺了该诗叙述问题的层次和顺序，认为战国时期楚人形成独特的历史观念，既以商和东夷的观念为基础，又渗入了诸夏的传统，与商和东夷已不尽相同。这是只会议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一文"大背旧说"，在对童书业先生所持证据作多处补充之余，进而推测吴迁江北的年代，并从历史大势分析其必然，从地域观念和史迹观念两方面，归纳出"层累造成的古史"的规律之普遍性。《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一文，指出《史记·李斯列传》所记李斯因韩国人郑国来秦国修渠而从事间谍活动一并被逐，因而上书谏阻逐客，不可信，郑国渠事更是"荒谬不根而非史实"；《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相国吕不韦坐事免职，境内大索逐客，李斯上书阻止，可信。后两篇是先生20出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的文言旧作，已相当见功力。此外，先生在文革中极困难险恶的条件下，为童书业先生临终前抱病撰写的数万字的《春秋左传札记》作修改和加工，使之能和童先生的《春秋左传考证》合为完璧成《春秋左传研究》一书出版。无疑，凭着先生渊博的知识，超凡的能力，执著的追求，研究国学的任何领域，都能取得巨大的成绩。
先生的渊博学识，是勤奋的结果，甚至是拼命的结果。我入学那年，他已55岁。那时，师母童教宁老师和先生的哲嗣寿成上班都很远，早出晚归，中午不在家，先生便对付着吃一点午饭。一次，我们见他就着书房里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下挂面，搅进去一点剩菜，就算一顿午餐。午饭后他伏案假寐片刻，一直读书、写作，持续到子夜时分，只在师母下班回来自己趁便吃现成晚饭的短暂时间权作休息。次日上午若没有教学、开会等活动，他起床稍微晚一点，便又进入头一天的状态，只有半上午去收发室取报纸，聊充休闲和健身。他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唐史史料学》的《自序》成文时间署的是"1989年春节"，《文史探微》的《后记》是"1999年2月16日农历己卯年元日"，《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自序之一》是"2002年元旦"。如此拼命，是以健康和生命作赌注的，风险很大，窃以为不宜提倡，列位看官慎勿效颦。
四、严谨精湛的推论分析
北朝末期至中唐时期的政治史是先生研究的主要课题，我认为其突出贡献有三个方面。
其一，系统周密的阶段政治史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出版，虽然仅有10万字，却是一部划时代的名著。该书与乾嘉学人仅仅对勘史文、孤立议论史事不同，是用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审视唐代政治，建立起研究唐代政治史的体系框架；但研究范围只是唐代政治史的某些方面，很多内容不曾涉及，并且存在一些疏漏、错误。后来问世的一些通史、断代史、断代专门史，只有吕思勉先生的《隋唐五代史》对于隋唐政治有充分的叙述和分析，其余或者没有多少交代；或者对旧史伪造弥合的说法信以为真，略加串讲，撇开历史大势去谈论个人品质、昏庸英明、忠奸贤愚、骄侈心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去区分所谓进步与腐朽；或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盗"、"贼"、"反"都解释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朝廷的正义斗争，对官僚内部的政见歧异、争权夺利以及政治作秀进行查三代式的阶级成分分析，纳入革新与守旧、庶族与士族之争的范畴。后出的一些帝王传虽然包含政治内容，但鲜有创见，皮相勾勒和无聊议论居多。一些散见于期刊上的论文虽时有上乘之作，但学舌、炒剩饭及平庸者占有相当比重，且构不成体系。先生常说自己是吕思勉先生的学生，但学问像陈寅恪先生。他21岁时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受到很大的震撼，认为这本书运用的科学方法把自己"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后来对该书的一些疏漏、错误不以为然，需要加以匡正，补苴罅漏。他对唐代政治从唐初研究到中唐，写出专题论文，然后扩充加工，上浮至北朝末期和隋朝，成为38万字的专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他认为魏晋时期出现封建领主制回潮，隋朝和唐初又转型恢复为封建地主制，唐宋是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会，自己这部专著就是从政治的层面阐释转型期历史的具体情况的。至于晚唐政治，转入地方藩镇相争，从而形成五代十国动乱局面，至北宋初期才告结束，这实际是另一个研究领域。因此，他按照社会主要矛盾划分阶段从事研究，不套用朝代起始时间。这部专著只凸显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很多自己的说法，人所共知的政权更迭、一些典章制度以及自己没有特殊见解的内容概不涉及。这是一部超越前人和时贤的著作，可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互补，而在系统周密、具体而微、精致准确和讲究章法文笔等方面，又远胜陈先生一筹。
其二，建构阶段政治史的严密体系。先生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来硬套活生生的历史，因为历史的内容极其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民族、战争、外交、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信仰、习俗、衣食住行、婚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等，即使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影响历史进程走向的往往不是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他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首先把握的是重大事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是其重镇，并断定官僚派系的分化组合，始终围绕着权力利益的争夺分配，殊不代表庶族士族、关陇山东、进士门荫、进步腐朽，更不是有意识地体现先进力量的历史主动性，至于某个集团中某种成分居多、施政后果积极消极，那是另一回事，不体现集团的属性。我认为这是非常精辟的主张，只有这样阐释历史，才可避免滥用阶级分析法（有时只是不加分析地贴标签）带来的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窒碍难通、凿枘捍格、尴尬可笑的局面。比如一部断代史肯定韩愈对古文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便说"跟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颇有关系"，否定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却又说他"代表着当权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于何以一身而二任焉，却不作任何解释。文以载道，韩愈怎么要用这个阶层的文去载那个阶层的道？庶族相对于士族是进步力量，和被认为是革命的农民阶级共处一个社会，又怎么评判庶族的历史地位呢？所以，先生的研究放在整个史学界中，真如杜甫《戏为六绝句》所说："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其三，严谨精湛的推论分析。先生对于治学，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低层次地辨析资料的是非，不做规律性的研究，不探讨历史大势，不揭示社会发展的脉络。先生对于一位和陈寅恪先生年相若的唐史巨擘非常敬仰，但认为他资料是熟极了，却不擅长理论分析，只会解决细节问题而无助于以小见大，对府兵制和两税法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高级资料员。二是空理论，搬弄洋圣贤并非研究中国的法言作为结论，先入为主，找几条资料为之作注解，甚至曲解资料以附会，置与之乖剌相悖的资料于不顾，认为这是苏修学风，北方某城市很盛行，千万不要效法。因此，先生治学既重视资料的实证，又重视理论的阐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使主观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相吻合。其间探微发覆，往往能驱除资料表面的迷障，揭出被其遮掩的内幕，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使圈子里的人感到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而自己却做不到孤明先发。
这里举个例子。安禄山叛军占据潼关后，唐玄宗逃难至马嵬驿，随行禁军杀掉宰相杨国忠，其族妹即玄宗宠妃杨贵妃被缢死，史称马嵬驿之变。《旧唐书》有两种说法，一是"士兵不得食"，"饥而愤怒"，即士兵的自发行动；二是"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即禁军首领和太子勾结而动手。学术界从而各主一说。先生认为如果是自发的士兵哗变，则必然军心涣散，军纪荡然无存，局面无法收拾，何以事变后秩序井然，禁军把玄宗一行护送到遥远的成都，后来又护送回关中；如果是陈玄礼勾结太子，何以他不随太子北上灵武，在太子登基称帝（唐肃宗）后成为中兴功臣，反而随玄宗播迁，成为玄宗的铁杆心腹，在玄宗回长安被肃宗隔离软禁时作为党羽勒令退休。先生发现《旧唐书》中有"及禄山反，玄礼欲于[长安]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的说法，断定事变只能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然而这位史称"以淳朴自检"的老将军同杨国忠没有恩怨，杀掉他也轮不到自己这样的禁军长官接替其宰相职务，而且他还是承恩的皇亲国戚，杀他要承担风险，若没有既与杨国忠势不两立、又有权势的人作后台，那是不敢贸然行事的。先生考索史籍，分析40多年间的政治事件和派系分合，揭示这个后台必定是士兵动手过程中没有露镜头的宦官高力士。先生认为高力士是玄宗当年政变起家的同伙，有40多年的交情，宦官只能借助皇权维持自己的权利，没有取代皇帝的威胁，因而受到玄宗的信任。高力士早已代替玄宗处理朝政，是唐代最早出现的内大臣，必然导致外朝宰相和内廷宦官之间的矛盾和仇隙。高力士以前曾在玄宗面前攻击杨国忠，想假手玄宗把他剪除掉，玄宗犹豫不语，在二者之间搞平衡。禁军将领内部分为派系，高力士在整掉几个将领的同时，拉拢陈玄礼，使他提升为禁军最高长官，自己成为实际上的太上长官，以至于这次趁离京外逃之机，利用禁军杀掉杨国忠，并迫使丧失实权而必须依赖禁军保护的玄宗将杨贵妃处死。先生这样分析，便超越了马嵬驿之变的狭窄内容，不但清理了半个世纪的派系纠合，宦官与政治、外朝及禁军的关系，玄宗肃宗父子及其两大集团的关系，并且廓清了学术界流行的内外朝激烈斗争始于唐顺宗时期和宦官控制禁军始于唐肃宗时期的说法，而均提前到玄宗时期。而这一切都是史书不曾明说的，甚至连暗示的线索都很少。
先生善于利用墓志，化腐朽为神奇，来揭示政治内幕和重大现象。两《唐书》说太子中舍人刘濬垂拱二年（686）被酷吏陷害杀掉，"妻子籍没"，但具体情况没有交代。先生据其墓志，弄清楚了他原本是拥护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执政的，在光宅元年（684）徐敬业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时，他参与征讨徐敬业，做招抚安置工作，后来被贬逐广州，遭酷吏杀害，但妻室子女并没有籍没为奴婢。此犹小者。大者是：垂拱元年正月，他的父亲宰相刘仁轨以84岁高龄在洛阳去世。墓志说："太后俾宗族之臣，崇吊问之礼，拟为改革，潜欲禅篡，收率土之望，先大臣之家。既作威福，令表劝进，事若风从，功当隗始（郭按：《战国策》说：燕昭王欲招揽贤士，郭隗说：先以重金买死千里马，活千里马就来了。王先从隗始，贤于隗者即可不远千里而来。于是燕昭王筑宫--后说成黄金台--拜他为师，果然，乐毅、邹衍、剧辛等人才纷纷自列国前来投靠）。"但他断然拒绝，说："忠臣守节，不附邪谋，死而后已，未敢闻命。"于是"便被密奏，长流岭南，终于广州"。这便是他遭贬被杀的缘由。先生进而否定了垂拱四年伪造瑞石、加尊号，载初元年（690）僧俗上书劝进，是武则天为正式革唐为周作准备的说法，而上推到垂拱元年（685）武氏家族头面人物出面动员刘濬充当上表劝进的带头羊。重臣之子拒绝充当带头羊，无法号召其余人效尤，反映武则天此举不得人心，推迟了她革唐为周的日程，促使她大事拔用新进小臣及酷吏，来代替和清除政治反对派。这只是私利的驱使，决无出以公心的可能，因此，唐人和今人颂扬武则天破格用人、扶持新进庶族地主，皆是无稽之谈。再者，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日庚子唐宪宗死，次日唐穆宗继位。旧史都说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庆）弑逆所致，但先生分析储位之争，认为是穆宗弑父夺权，陈弘志奉命执行而独自背了恶名。他又以墓志作为佐证。这方墓志说："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这"永新"年号今已不见于任何典籍，说明"事属政局特殊变动"，"提前改元"，"但稍后感到如此做法易引起人们对帝位交替产生疑问，于巩固统治转形不利，乃又取消此永新年号而按正常办法在第二年正月三日辛丑改元长庆，同时将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丁丑赦文中改元永新之文字删除，其他文字中有永新年号者也一律窜易或毁去"。这便使这段被史书蒙蔽千余年的公案得出正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先生这样利用墓志证史纠史，和那种见史书舍弃了某人的次要履历，而墓志有所记载，就认为可补史籍之阙，有着天壤之别。
我对先生的绝大多数见解都是极其赞同的，并受到启发，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指导，但对有的说法也持不同意见。我的论文和专著对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官僚派系的分野，安禄山叛乱的个人文化因素与外重内轻客观形势的关系，杨国忠对安禄山叛乱所负的责任，李林甫对盛唐局面的贡献及对他的评价，韩愈反佛的历史地位等，都和先生说法不同。先生向来鼓励学生有自己的见解，意见相左也不以为忤。但我对先生的治学方法一向极其服膺，只可惜不能完全学到手。对于理论分析，我还马马虎虎（我当初呈交先生的几篇文章，从选题到引用洋法言，都可能会让先生把我划归空理论一党），文笔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先生的考证功夫我却很难学会，我读古书太少，而且记不住。不少人惋惜我长期在等而下之的"上庠"牛刀割鸡，可我自知不是骐骥，作为驽骀服盐车而上太行，又安敢辞焉！何况听笙缑岭、濯缨洛浦，未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去年即2004年10月，先生欣开八秩，在西安的一些黄门侍郎张罗着给老师祝寿，我因故滞留洛下，失去了忝列末座的机会。嗣后承先生赐颁刚出版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大著三部，我拜读之际呈寄三首七绝致谢，云："立雪程门二纪前，指麾畛域夐无边。睽违函丈嵩云远，恩渥犹多锡巨编。""政治推勘最费神，错综复杂伪充真。探微发覆驱迷雾，寒柳以来惟一人。""左呼芥子右须弥，汇集鸡窗织话题。跃上岱宗舒远目，周遭培塿只嫌低。"诗意可与上文互相发明。
先生也有偶尔疏忽的地方。《唐史史料学》据《奉天录》自序"夫史馆（官）之笔，才、识、学也，……元一不敏，敢窃凤凰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云云，说："可见赵元一是史馆中人，就在乱事平定后撰作此书"。但自序中说："元一代居关右，世业三秦，……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圣恩。"这后几句本是唐初僧人法琳辩解僧人出世出家为不忠不孝的话，原文用字略有不同，作"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见于《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续高僧传》卷24《法琳传》及《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赵元一自序又说自己"迹不践于丘门"，即不是孔门儒生之亚，那么，他肯定是一位僧人，而不是史官。《奉天录》卷4用极富感情和文采的600字篇幅，描写唐德宗一行上千人逃难途中身临绝境，人饥马乏，突然看见僧人和寺院，受到丰盛的饮食款待，得以继续播迁。德宗"俄忽之间回首返顾，但见空山万仞，石壁千寻，草木不生，罕逢人迹。皇帝倍生惊异焉，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诸佛圣化也，国祚之所恃，苍生之所仰。愿朕早克京师，天下通流，必无留难。'"这哪里是史官的直笔，简直是传奇、甚至是《妙法莲华经》化城的写法。赵元一只有是佛教徒身份，有着强烈的宗教感情，才会这样措辞。但《唐史史料学》认为《奉天录》是研究泾师之变的"第一手资料"，"其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则指出了这本被人忽视了的史书的重要价值。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列子》中九方皋相马的故事。九方皋一眼就认出良马，秦穆公问起"何马"，他答以"牝而黄"。马被牵回来，却是"牡而骊"。九方皋因而被嘲笑为"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只有善于相马的伯乐惊叹他独具慧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先生忽略了常人所能看到的东西，指出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便是九方皋相马的本领。像我这样的《兔园》陋儒，见到的仅仅是小者。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