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因袭前代乌鸦反哺其母与儒家孝道契合的观念，视其为吉祥鸟，加以热爱、敬畏；又将乌鸦引进政治生活，作为政治清明的象征，用与太阳联称、体现阳数的所谓三足乌来粉饰太平。乌鸦啄食战场上的尸体，对于战败者来说，是出师不利的象征，但对于战胜者来说，依然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这便使乌鸦体现了二元化的倾向，后世遂认为乌鸦群飞乱噪是倒霉不祥的征兆。在乌鸦在人们心目中滑坡的同时，喜鹊因其奉献精神和悦耳鸣声逐渐代之而起，成为吉祥鸟。基督教文化认为鸽子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但在基督教初传的唐代，鸽子却未能取代乌鸦的地位，除了鸽子稀少，主要由于儒学已定于一尊，对于外来文化有强烈的排斥作用。
乌鸦和喜鹊是自然界极为普通的飞禽，然而在唐代，由于受到博物学知识的限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把它们引进社会生活中,看作是吉祥如意和政治清明的征兆，甚至还体现出一整套伦理道德和封建秩序。这对于认为乌鸦噪鸣是不祥之兆和具有现代科学观念的后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本文对乌鸦喜鹊和唐代吉祥观念的关系及其演变进行考察，庶几以小见大，揭示一个时代的民俗和风貌。
一
唐人普遍认为乌鸦是吉祥鸟，乌鸦的出现必定带来喜庆，因而对乌鸦有着热爱和敬畏的感情。
朝廷方面，可以玄宗为例。《酉阳杂俎》前集卷1说他在宫中称小名，其一为"鸦"。《开元天宝遗事》说他下诏表彰过一位地方官，因为这人当县令时，赋役平允，政绩突出，调任时离境百里，不仅百姓哭泣挽留，而且"乌鹊之类飞拥行车"。可以算得上是惠及黎民、德感乌鹊了。
官吏方面有这样一些事例：《旧唐书》卷165本传记载，柳仲郢每次升迁之前，都有大批乌鸦飞到他家，五日才散，"家人以为候"。杜甫《奉赠射洪李四丈》诗恭维道："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酉阳杂俎》续集卷3记载，淄青节度使侯希逸误听谣言，囚其内弟兵马使李怀玉。李怀玉在狱中抱冤无诉，睡后，觉得有声音说："汝富贵时至。"起看无人，睡下又听见这个声音："汝看墙上有青乌子噪，即是富贵时。"天亮时，忽见数十只乌鸦集于墙上。不一会儿，他便听见兵士哗变，赶走侯希逸，自己得救，并被推为节度留后。张籍《乌夜啼引》诗说，一吏因罪下狱，家人变卖财产，赎他出狱。其妻夜里听见乌啼，"知是官家有赦书"，于是"未明上堂贺舅姑"。
至于民间，崇拜乌鸦更为普遍虔诚。《酉阳杂俎》前集卷16说乌啼是"多喜"，张祜《乌夜啼》诗说是"报喜"，人们因而敬之如神。元稹《大嘴乌》诗和白居易《和大嘴乌》诗，都描绘了民间认为大嘴乌可带来诸多好处的情况。白诗说："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温庭筠《烧歌》诗也指出民间认为"鸦娘（母鸦）咒丰岁"。于是，人们便竭诚侍奉乌鸦。储光羲《田家即事》诗说：一位老农起早耕地，乌鸦绕着他飞，"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老农便将所带午饭"拨食与田乌"，自己竟"日暮空筐归"。上引白诗还说到大嘴乌栖止的那户人家，全家人对它既拜且祝，竟然虔诚得像祭祀祖宗那样"杀鸡荐其肉"。由于乌鸦啄食祭品，便被人们称为神鸦。元稹《放言》诗说："饭来开口似神鸦"，便是民间这种情况的反映。
鉴于这一情况，有的官吏甚至为了保护乌鸦而杀人。《北梦琐言》卷10说：京兆尹温璋见一乌鸦三度挽铃报案，判断"是必有人探其雏而诉冤也"，就派人随鸦出城，果然在树下捕获到抓雏鸟的人。温璋"以禽鸟诉冤，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而报之"。如此重鸟轻人，若不是认为乌鸦异于一般鸟类，又何至于此呢！
二
唐人对乌鸦做如是观，是前代思想的继承。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和《初学记》都罗列了不少前代的资料。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文献中找到一些佐证。
《艺文类聚》卷92罗列的前代资料，把乌鸦看作是"吉乌"、"祥禽"、"孝鸟"，这是由于前人认为乌鸦觅食反哺其母，与儒家思想契合。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形成了一套完整周密的伦理道德。《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的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在家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推而广之，就会在社会上遵纪守法，不至于做犯上作乱的事，因而孝悌是仁的基础，也是正常秩序的初阶和具体化。因此，从家庭到社会，都要求人们培养和实行孝道。《淮南子·说山训》说孔子的学生曾参做得最出色。相传他路经一个名叫"胜母"的里巷，嫌其名有违孝道，竟不肯进入。当人们用儒学的有色眼镜观察到乌鸦反哺其母，便将它道德化、人格化，常用来比喻子女孝养父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点一滴做起，终身实行孝道。西晋时期，李密谢绝朝廷征聘自己当官，所上《陈情表》申述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便是祖母年老，"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晋武帝也就不便强迫他出仕了。白居易《慈乌夜啼》诗全面地反映了唐人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所表现的乌鸦观，说一只慈乌失母后，年馀不肯离开旧林，天天半夜啼叫，哀怨动人，似乎在诉说着自己"未尽反哺心"。白诗将它比作"鸟中之曾参"，并进而批判战国人吴起"母殁丧不临"，"其心不如禽"。
人们既然这样看待乌鸦，乌鸦落在哪里，就成了一件好事。《艺文类聚》卷92引《诗经·小雅·正月》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注云"集富人之屋也"。《尚书大传·大战》也说："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上引杜诗便是化用了这一成句。柳仲郢、李怀玉事，也是这一观念的衍化。至于张籍《乌夜啼引》所说吏人妻听见乌鸦夜啼，认为官府会有公文赦免下狱的丈夫，也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乌夜啼》是古曲名，据说南朝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被废，其妾听见乌鸦夜啼，以为明日应有赦文，就制了这首曲子。
三
唐人让乌鸦带上伦理色彩后，又将它引进政治生活中，充当天人感应的角色，成为政治清明的征候。
前人认为日中有乌，日又是天子的象征，于是乌鸦便成了御用专利品。这种思想自然是在阶级和国家产生后才出现的，唐人已认识到这一点。陆龟蒙《江湖散人歌》解释原始社会有巢氏受人尊敬的原因是："太古万万古，民性甚野无风期，夜栖正与禽兽杂，独自架结纵横枝，因而称为有巢氏，民共敬贵如君师。当时只效乌鹊辈，岂是有意陈尊卑。"但是当乌鸦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后，它便同帝王有了缘分，唐初人杨师道《咏弓》诗就说："乌飞随帝辇。"乌鸦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它的形体便被人们按照社会观念加以改造。《艺文类聚》卷92说："日中三足乌之精，降而生三足乌。"据说"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参锄瓜，三足萃其冠"。乌鸦明明是两只爪子，何以要说成三只？这可能由于既然把它同太阳扯在一起，二是阴数，三才是阳数，故而要说三足乌。那么，作为朝廷的专利品，三足乌也就被用来粉饰太平。《酉阳杂俎》续集卷4说武则天时有献三足乌者，有人揭发其中一只是假的，武则天笑道："但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乎！"三足乌是否会有，今日不敢妄下断言，即使有，也只能看作是偶见的畸形，不会常出现。天授元年（690），有进三足乌者，武则天"以为周室嘉瑞"。其子睿宗揭露前足是假的，武则天不乐意听，不一会儿，果然一足坠地。可见，祥瑞既然是人制造的，就难免会有人搞政治投机，从事作伪活动；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也乐意接受这种骗术。这时，三足乌就由扭曲了的乌鸦形象，再度体现为扭曲了的人的形象。
《初学记》卷30记载，前人还认为"德至鸟兽，则白乌下矣"。唐代在玄宗和宪宗时曾两度发现白乌。张说《进白乌赋》说白乌下世，"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经"；"贶集王屋，飞随帝辇，捧日高翥，近风细转"。张说把这谀美为"惟圣君之灵囿，物何远而不臻？"自己又乘机表态："鉴深心于反哺，终报德于君亲。"玄宗十分高兴，《答张说进白乌赋诏》说：白乌"符彩明媚，助日扬辉"，"反哺斯重，能仁是高，对之有观，情不能已"。宪宗时，裴度又以《白乌呈瑞赋》为题，描写白乌"匪召而至"，"向皇风而自舞"。"乃知王泽竭而退飞，帝道通而无遏。""实由我后敬之昭假，皇矣光宅，垂拱而烛幽以明，禽鸟乃化玄为白，逗祥光而聿至，望休气以来格。"孟简同题赋也说白乌呈瑞，是由于"天子张至仁，本太素，享宗庙而无爽，荐孝敬而有度"。当时的君臣们不过是借题发挥，为所谓的盛世明时、德至鸟兽大唱赞歌而已。因此，这里只是以白乌作为点缀，侈谈的全是些与乌鸦毫不相干的政治言论。
晚于张说早于裴度的崔明允、李子卿都写有《红嘴乌赋》。崔赋说："声则合雅，动必依仁，受惠而狎，感恩而驯。"李赋说："既孝且仁"，"富屋之堪止"。这完全是旧调重弹，毫无新意，表明唐人对乌鸦的看法如不向其它的方向发展，就只能陷于僵局。
四
乌鸦毕竟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通的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唐人的乌鸦观不可能只沿着上述的认识轨道单向发展，甚至还产生了异化现象。
唐人有时仅仅以乌鸦作为太阳的代称。李敬方《天台闲望》诗说："阳乌晴展翅，阴魄夜飞轮。"韩琮《春愁篇》诗说："金乌长飞玉兔走。"他们都以"阳乌"、"金乌"代指太阳，与称为"阴魄"、"玉兔"的月亮对举。也有仅仅指作为鸟类之一的乌鸦自身的，如许浑《登故洛阳城》诗说："鸦噪暮云归古堞。"甚至还有人看到自然界的生存循环过程，认为乌鸦吃昆虫，有害物之心。贾岛以《病蝉》诗感叹自身的遭际，说："黄雀并乌鸟，俱怀害尔情。"这就为否定乌鸦是吉祥鸟打开了突破口。
起初，人们是从把乌鸦分为慈乌和大嘴乌两类做起的，元稹《大嘴乌》诗和白居易《和大嘴乌》诗都反映了这一点。元诗说乌鸦的一类是白嘴，叫慈乌。它深知"五常性"，即懂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另一类大嘴乌是坏东西。它力强如鹘，爪利如锥，鸣声难听，"攫搏性贪痴"，"潜通妖怪词"，"远近恣所往，贪残无不为，禽巢攫雏卵，厩马啄疮痍"。他们都号召人们迅速觉悟，毫不留情地剪除大嘴乌，以消除祸害。
还有进而全面否定乌鸦者。《北梦琐言》卷16记载，昭宗景福二年（893），朱全忠部队驻扎在卫南，修筑工事，准备与郓州军队打仗。朱全忠"见飞乌止于峻堞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说："是乌鸟也，将有不如意之事。"朱全忠果然大败，"乃知卫南之乌，先见之验也"。这种观念，唐前期即有。《朝野佥载》卷1记载，睿宗延和元年（712）六月，幽州都督准备出兵东北打奚族，有人提醒他季月出兵大凶，他不听，率兵12万出击。"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并失，皆随军去。"结果大败，死者数万，"乌鸢食其肉焉"。唐人为什么要通过乌鸦来预测战争结局？《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指出："古者以乌卜军之胜负。"可见这是唐人继承前代作法所致。不过，这还没有完全揭出谜底，也没有说清乌鸦从吉祥象征转变到灾难征兆的逻辑理由。我觉得乌鸦既然啄食祭祀供品和昆虫，也必然要同鸱鹰之类的食腐飞禽一样啄食人的尸体，战死者难免要成为它的食品，这便是战场上乌鸦成群的理由。这样，乌鸦的出现，就会被人们认为出师不利，这是从战败者一方来说的。交战一方失败，另一方既可能同时失败，也可能胜利。就胜利者而言，不是照样可以认为乌鸦的出现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吗？但是，乌鸦预示一方在战争中不如意的观念出现后，便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乌鸦体现了二元化的倾向。不如意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便将在坟头啄食祭品而群飞乱噪的乌鸦，逐渐看作是令人讨厌的东西，甚至是倒霉、不祥的象征。这虽是后代的观念，但在唐代已隐隐露出了端倪。李郢《寒食远望》诗即说："旧坟新陇哭多时，流世都堪几度悲。乌鸦乱啼人未远，野风吹散白棠梨。"
五
与乌鸦在唐人心目中滑坡的同时，喜鹊的地位逐渐升高，以至于完全代替了乌鸦，而成为吉祥鸟。
喜鹊在前代，名声就不错。《诗经·召南·鹊巢》说："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是说喜鹊在树上作巢，而由尸鸠（一说布谷，一说八哥）住了进去。前人还认为牛郎织女七月初七夜相会，织女欲渡银河，使鹊为桥。这说明前人以为喜鹊颇有些奉献精神。此犹小者，更有以天人感应关系来看待喜鹊，把它同人间的吉凶贵贱联系在一起的。《初学记》卷30引有前人这样一些说法："鹊知太岁之所在"；"鹊为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小寒之日雁北乡（向），又五日鹊始巢，鹊不始巢国不宁"；"今朝听声喜，家信必应归"。《艺文类聚》卷92引前人的说法有："乾鹊知来。"这样，喜鹊便被认为能预卜人们的喜庆和国家的安宁，它的叫声又很悦耳，唐人便径直称它为"喜鹊"。
唐人演前人之意，有下列几种情况：其一为描写喜鹊七月七日夜在银河上搭天桥。刘威《七夕》诗说："乌鹊桥成上界通，千年灵会此宵同。"李洞《赠庞练师》诗说："若能携手随仙令，皎皎银河度鹊桥。"其二为将喜鹊视为喜兆。《开元天宝遗事》说："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宋之问《发端州初入西江》诗说："破颜看鹊喜，拭泪听猿啼。"李绅《江南暮春寄家》诗推测家人的情况是："料得心知近寒食，潜听喜鹊望归来。"唐人认为鹊巢中有梁，能看见喜鹊上梁的人，一定会富贵。《酉阳杂俎》前集卷16说：崔圆妻未出嫁时，与众姊妹在家中后园游戏。她看见两只喜鹊构巢，共同衔着一根尺馀长的木枝，安放在巢中作梁。众姊妹都看不见。果然，她成了大臣的夫人。
其三为将喜鹊视为国事的祥瑞。《酉阳杂俎》前集卷16说：代宗时，有两只喜鹊口衔泥土和木枝，将乾陵上仙观天尊殿中隙坏的15处逐一修补完好，于是"宰臣上表贺"。可见代宗同武则天、玄宗、宪宗一样，为了政治目的，乐意接受祥瑞。太宗则不然。《酉阳杂俎》前集卷1记载，有白喜鹊在寝殿前槐树上构巢，"其巢合欢如腰鼓"。侍臣们"拜舞称贺"。太宗说："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他于是下令"毁其巢，鹊放于野外"。这便是太宗所以成其为太宗的地方。他在位的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融洽，被誉为贞观之治。他毁了被认为是祥瑞的鹊巢，并没有使国家遭殃受害。这与唐代多数人那么认真地对待儿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六
这里还有必要对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侧面进行比较。西方基督教文化薄乌鸦而重鸽子，这是由《圣经》赋予这两种鸟以社会内涵而形成的观念。《旧约·创世记》第8章说：在洪水泛滥时期，挪亚从方舟中放出一只乌鸦，让它去探听外面的消息。乌鸦不愿再回到憋闷的方舟中，飞走后再也没有回来。挪亚只好又放出一只鸽子。鸽子飞回来，嘴里叼着一片橄榄嫩叶，是新从树上啄下来的。挪亚由此判断洪水已经消退，橄榄叶表达了平安的信息。《旧约·利未记》第11章和《旧约·申命记》第14章，都把乌鸦归入可憎的、不洁净的、不可食的飞禽类中。《旧约·箴言》第30章认为乌鸦贪嘴，啄食肮脏腐败的食物及各种尸骸，故而警告道："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新约·马可福音》第1章说：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后，"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和《新约·路加福音》第3章说法相同。《圣经》的这些内容，使得人们心目中的乌鸦成为没良心的、不负责任的、不洁净的、贪馋的鸟儿，而鸽子则是温柔驯良的鸟，是和平、圣灵的象征。唐代以前，《旧约》在西方已出现希伯来文本、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其精神无疑在西方教徒和民间广泛流传。唐初，景教传入中国。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建，又称聂斯脱利派。此派在大秦（东罗马）受排斥，传到波斯（伊朗）。太宗时，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华传教，在长安建寺一所，称波斯寺，发展教徒21人。陕西周至出土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高宗时波斯寺已"遍满中土"，可见传播已有相当规模。玄宗时，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地的景教寺改称为大秦寺。当时景教徒已将《新约》译为中文，现已失传，部分散见于敦煌文书。那么，唐人通过传闻，对于基督教文化关于乌鸦和鸽子的见解，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唐人关于鸽子的事，有几则记载，都仅仅说到鸽子能长途通信。《开元天宝遗事·传书鸽》说："张九龄年少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唐国史补》卷下说：外国商船每年都来安南、广州进行贸易，"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酉阳杂俎》前集卷16也说："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船上多养鸽，鸽能飞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鸽子比起乌鸦来说，形象要好得多，但在基督教已传入的唐代却没能取代乌鸦而成为吉祥鸟，我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儒学思想发展到唐代，已有千馀年历史，其基本原理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统治阶级经邦济世的理论和民众为人处世的规范。儒学定于一尊后，取得了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对于任何外来文化和宗教，有着强烈的排斥性，迫使它们吸收儒学的成分，脱胎换骨，向中国化即儒学化的方向发展。唐人继承和发展前代的乌鸦观，使乌鸦带上了儒学色彩，伦理化，道德化，因而也就是理想化、规范化。基督教薄乌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矛盾，不能有效地摧毁唐人的乌鸦观。基督教厚鸽子，是从鸽子的长途通讯性能出发的，这一点在唐代仅仅处在萌芽阶段，不可能占据支配地位。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重政治，重理想，西方文化重实用，重价值。
其二，唐代鸽子很少。前引资料说是西方商船来华贸易，运用鸽子传信，唐人在广州、安南等南方地区见到这一情况。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其地即今广东省韶关市，与广州比邻，对于信鸽一事，无疑有耳濡目染的经历。他利用信鸽与亲朋通信，当时尚未普及，时人因而艳羡不已，"无不爱讶"。《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是位见多识广的博物学家，但在叙述波斯船上养信鸽一事时，特别交代是"大理丞郑复礼言"，即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可见唐代鸽子尚少，当然不可能改变民俗。
其三，乌鸦是野禽，不属于任何人。它飞到谁家，若不是以食相诱，便不是人们自己选择和强迫的结果。人们以乌鸦作为自己的吉祥象征，是在借助自身以外的东西来预卜吉凶，这一点绝不可以用人们自身来代替。而鸽子是家禽，谁是它的主人，谁就拥有它，主动权在主人手中。鸽子的栖止不在于自己的选择，而在于主人的决定。因此，鸽子不体现任何神秘的力量，不预示人们的任何结局，也就不可能被看作是可以代替乌鸦的吉祥鸟。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1997年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