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旧史所谓安禄山乱阶由于宰相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的说法，不符合史实。安禄山所以见重于朝廷，是由于他出身于胡族，未受汉文化影响，不懂得怀柔思想，不像汉族文臣儒将那样抵制和反对唐玄宗保卫民族安全的施政方略，而是支持和成就这一事业。叛乱之前，他作为唐朝的藩镇节度使，对奚、契丹镇抚并用，恩威兼施，从而解决了长期使玄宗头疼的东北边防问题，既保卫了中原的民族安全，又安辑了奚、契丹人民。杨国忠继任宰相，同他积怨甚深，不断对他中伤、陷害，激怒他造反。他未受汉文化影响的另一面，体现在对于礼义忠信、君臣父子等说教缺乏修养，遂利用外重内轻的军事条件，起兵讨伐杨国忠。他不是如旧史所说谋逆十年的野心家，只不过是个桀骜不驯的蛮勇武夫而已。玄宗偏袒杨国忠，杀掉他的儿子以示决裂，使他极度绝望，于是将清君侧扩大为全面叛乱。玄宗由此认为胡族将领事主不忠，对其余几位失去信任，借故杀掉。杨国忠对于这场战乱，负有和安禄山同等的罪责。
一、问题的提出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发动了武装叛乱。他虽然一年后即被其子杀掉，但叛乱并未就此结束，前后持续了八年之久。这场叛乱不仅在当时使中原板荡，生民涂炭，而且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由盛而衰，中国封建社会也由前期转入后期。安禄山这个千古罪人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唾弃和责骂。这种义愤同时也掩盖了人们对他本人以及他与当时政治形势和中枢政权之间关系的冷静考察。安禄山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从崭露头角到叛乱前夕，为什么20年间扶摇直上，一直受着唐玄宗的信任和恩遇？他在叛乱前是否有历史功绩？叛乱的人事原因是什么？叛乱后玄宗的施政方略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无从正确了解玄宗时期的政治状况。本文对千余年来的传统说法提出挑战，企图打破研究僵局，为学术界得出正解提供一份参考。
二、安禄山乱阶不由李林甫专宠固位
关于安禄山如何有机会被朝廷重用并发动叛乱，旧史归咎于宰相李林甫。《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指出：唐代边将功名卓著者往往提拔到朝中当宰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便极力堵塞这条路。他对玄宗说："文人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玄宗"以为然，乃用[蕃人安]思顺代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蕃人]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六载条吸收这一说法，并进而得出结论："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李林甫说这话的绝对年代，史书未交代。《旧唐书》是放在天宝十一载（752）他举荐安思顺替代自己领使之后以"尝奏曰"的方式加以追述的。但他自开元二十二年（734）当宰相，到这时已19年，显然不是这时说的。《资治通鉴》系于天宝六载（747），也只是在前文记载一批寒族、蕃人充任节度使后，以类相从，将李林甫的话附在这里作总结，并非确定是这年说的话。李林甫这话既然目的在于巩固相位，当然只能当相后才说。然而在他当相之前，玄宗任用的都护、大总管、节度使等高级军官，绝大多数已是寒族，如薛讷、郭虔瓘、郭知运、郭元振、王君chuò（"毚"字"兔"换成"大"）、杜暹、田杨名、张嵩、牛仙客、张守珪，等等。至于寒族无党援，蕃人不识文字，功劳卓著也无由入相，更与史实不符。薛讷、郭元振、杜暹等，在李林甫当相之前，皆已拜相。李林甫当相后，玄宗征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入朝当尚书，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玄宗发怒说："事总由卿？""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张九龄说："仙客本河潢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李林甫却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终于拜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察御史周子谅认为牛仙客不是宰相材料，玄宗竟"怒而杀之"。（《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李林甫为牛仙客帮腔，实际上自己就起到了党援的作用，又怎么杜绝别人党援呢？寒族出身的边镇节帅可以入相，这是李林甫多次见到的事，怎么能说"无入相由"呢？玄宗斥责张九龄"事总由卿"，李林甫也承认是"天子用人"，可见李林甫会意识到自己受着种种制约，不能为所欲为。此外，玄宗褒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战功，"欲以为相"（《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三年条）；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晚年入京，加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禄山未叛乱时，玄宗也曾考虑"以宰相处之"（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中），并责成一位翰林学士起草了诏书。不过，对后二人属于羁縻性质，和用牛仙客以才不同。可见，把安禄山受重用和发动叛乱，归咎于李林甫专宠固位、一言丧邦，是不符合史实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考察安禄山和唐朝廷的关系。
三、安禄山何以见重于朝廷
唐初以来，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奚等族，时附时叛，内侵频仍，给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到玄宗时期，经过百馀年的恢复发展，国力空前提高，玄宗比前任诸帝更多地考虑解决民族安全问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陈寅恪先生论及西方边事时说："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安西]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唐之西门]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36-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那么，对于抵抗北方后突厥和东北奚、契丹的内侵，也同样应该看成是唐朝民族自卫战争的正义事业。
完成这一事业需要人才，玄宗起初打算通过制举从文人中选拔。开元九年（721），他下诏说："今边境未清，统边须将。"各地人中"有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可以斩将搴旗，或坐镇行军，足拟万人之敌，或临戎却寇，堪为一堡之雄，各听自举，务通其实。……朕当亲试，不次用之"。当年设智合孙吴运筹决胜科。玄宗策问说："思谋臣以制敌，折冲于樽俎；索名将以守边，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关于奚、契丹，特别提到"柳城梗涩，何筹以系其虏？"该科中举的杨若虚对策说：自己一向主张"柔远"，"张纲弃兵，竟和南国；充国不战，亦定西夷"。"华夏者国之心腹，边陲者国之支体，若心腹充盈，则支体无害。""若柳城之寇，不虐于边人，鸿胪之宾，未绝于来使，则养士卒以待其衰也。"总之，"夷狄柔服，惠怀无战，其在于兹"。同科中举的张仲宣对策说："夫先王驭道也，必专其边守，疆以戎索，恃吾有以备，怀其所以来，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若乃务广其土，以疲其人，宿兵于无用之地，劳师于不御之俗，圣王之道，未足前闻。"（徐松《登科记考》卷7）这些议论过于迂阔，显然于时无补。后来，玄宗还开过将帅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但始终没有发现真正的人才。
文臣对于玄宗关于民族安全的施政方略，往往表示异议。玄宗想讨伐吐蕃，宰相张说"密奏许其通和，以息边境"。玄宗不从。后来，张说借瓜州失守的机会，又上表说："若斗不解，立有死者"，"至仁无残，量力取功"。（《旧唐书》卷97《张说传》）张说巡视朔方，玄宗赠诗，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诗说："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全唐诗》卷49）南宋计有功指出：张诗"大抵取旋师偃武之义"。（计有功《唐诗纪事》卷15《张九龄》条）玄宗"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条）奚、契丹二万骑兵入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资治通鉴》卷210先天元年条）后突厥可汗默啜北击拔曳固而身亡，正出使突厥的大武军子将郝灵荃携其首献于阙下。默啜自武则天以来一直为害内地，"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宋氏当相，"恐好事者竞生心侥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资治通鉴》卷211开元四年条）杜甫《兵车行》诗甚至指责玄宗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全唐诗》卷216）
文人出身的将领也不能忠实执行玄宗的旨意。王忠嗣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但他并不充分利用这些条件进行战斗，一直以持重安边为务。他认为："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他有一张重150斤的漆弓，一直贮于袋中，以示不用。玄宗部署夺回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王忠嗣认为："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恐所得不如所失"。"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因而对于玄宗命自己配合别部夺取石堡城，勉强服从，动作迟缓，致使"过期不克"，"师出无功"。（《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
可见，对于民族保卫事业，很多文臣儒将不达时务，囿于儒家的陈腐观念，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斥为黩武开边，根本谈不上执行玄宗的指示，支持和成就这一事业。要推动事业的进展，玄宗不得不转而倚重坚决执行其指示（即下文所引"特禀庙谋"）的武人，尤其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蕃族武人。于是，玄宗给予了他们种种优宠和恩遇。
开元二年（714），由于"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屡为边患"，薛讷建议出师讨伐，而中书令姚崇等人表示反对。玄宗立即将薛讷提拔为相，"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旧唐书》卷93《薛讷传》）"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长期以来，幽州都督宋璟，长史赵含章、薛楚玉等人，束手无策。张守珪任长史后，"频出击之，每战皆捷"，树立了朝廷的正当权威。契丹首领屈剌（一译据埒）和衙官可突干感到恐惧，遣使诈降，并暗地勾结后突厥，企图杀唐使王悔而再度叛乱。王悔利用契丹的内部矛盾，杀掉屈剌和可突干，传首东都。张守珪到东都献捷，玄宗为他举行"饮至之礼"，"赋诗以褒美之"，并擢官重赏，"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
吐蕃入寇大斗谷和甘州，焚掠而去。凉州都督王君chuò紧紧追击，破其后军，俘获大量羊马、辎重，因而擢官左羽林大将军、河西节度使。玄宗设宴招待他两口，王妻夏氏因战功封为武威郡夫人。后来，他在战斗中死于非命，玄宗非常痛惜，"给灵舆递归京师，葬于京城之东，官供丧事"，并责成张说撰写碑文，玄宗"自书石以宠异之"。（《旧唐书》卷103《王君chuò传》）
哥舒翰是突厥别部突骑施人。起初，吐蕃年年来积石军抢收麦子，无人敢抵抗，边地人把积石军叫做吐蕃麦庄。哥舒翰任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后，吐蕃五千骑兵又来抢麦，他组织抵抗，追杀净尽。他在青海中筑神威军，被吐蕃入寇时攻破。他又在青海中筑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石堡城没入吐蕃后，唐军几经努力，不能收回，王忠嗣甚至主张放弃。哥舒翰负责此事时，"不旬日而拔之"。（《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西部的安全大致有了保障。玄宗对他很器重，除擢官赏物外，还封他为西平郡王，赐实封500户。玄宗下诏表彰他："美政以公忠益著，深略以果断能成。"在"犬戎（吐蕃）苞藏，祸盈恶稔，南援蛮落（南诏），东窥塞垣"时，"特禀庙谋"，"收九曲之旧疆，开千里之沃壤。亭障卧鼓，既成禁暴之勋；屯田馈军，以益封财之用"。（《唐大诏令集》卷60《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西平郡王制》）
高丽族人高仙芝在西域立有战功，被任为安西副都护、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唐朝的西部门户小勃律被吐蕃拉拢过去后，西北二十多个国家都为吐蕃所制，被迫和唐朝脱离臣属关系。高仙芝率军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小勃律，逮捕诸首领，将其中几个勾结吐蕃者斩首，并进而平定大勃律。唐朝因此在与吐蕃争夺盟国中立于主动地位，切断了吐蕃与大食的通援之道，保证了腹地的安全。高仙芝因而被玄宗任命为安西节度使。王维《兵部起请露布文》论及这场战争，说：吐蕃"动摇远边，遮汉使之路；胁从小国，绝蕃臣之礼"；高仙芝"虔奉圣策，肃将天诛"，"无攻不克，百蛮皆归于计中；无远不宾，万方若在于宇下"。（《王右丞集笺注》卷18）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适应了玄宗政策的需要，这一批人才见重于朝廷，受到种种恩遇的。安禄山不过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具体情况，留待下节论述。
这一点既已做出解释，那么，在形势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安禄山受到玄宗的重用和恩遇远远超过其他人，并且经久不衰，还需要继续考察他本人的条件和行为。
第一，安禄山是长养在东北的混血胡人，精通当地多种民族语言，便于在东北复杂的民族聚居地区发挥作用。他的这一特殊条件，在玄宗考虑人选时具有优势。
第二，安禄山和太子关系疏远，使玄宗放心。玄宗为废立太子几经周折，生怕太子形成第二个政治中心，更怕军人和太子勾结，影响自己的帝位。太子在忠王邸时，皇甫惟明任忠王友。皇甫惟明领河西陇右节度使后，破吐蕃入京献捷。太子元宵夜出游，与妃兄韦坚相见。韦坚又与皇甫惟明在道观相见。李林甫一伙就告发韦坚和"节将狎昵，是构谋规立太子"。玄宗贬皇甫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节度使王忠嗣因父死王事，从小生活在皇宫中。李林甫一伙又构陷他自称"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爱狎，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并不相信，认为："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条）但仍将王忠嗣定为死罪。哥舒翰力陈其冤，请以自己的官爵赎其罪。玄宗不听，入禁中，哥舒翰叩头随之，声泪俱下，玄宗才将王忠嗣减死，贬为汉阳太守。安禄山则不然。他见太子不拜，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说："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他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这才拜太子。这无疑是向玄宗宣誓效忠，玄宗"尤嘉其纯诚"。（《安禄山事迹》卷上）
第三，安禄山和主要将相之间矛盾重重，玄宗便于利用这一点让他们互相牵制，收平衡各种力量之效，稳定自己的统治。安禄山做官期间，宰相主要是李林甫和杨国忠。李林甫任吏部尚书时，将选举取士委托吏部侍郎宋遥和苗晋卿负责。二人巴结御史中丞张倚，从万名选人中录取64人，把张倚之子列为上等，一时舆论大哗。安禄山向玄宗揭发此事，玄宗亲自复试。这位纨绔子弟拿着试卷，终日写不成一字，被时人讽刺为"曳白"。（《资治通鉴》卷215天宝二年条）宋遥、苗晋卿、张倚等人都因而贬为外官。当时李林甫炙手可热，对于他主管部门出的事，安禄山并不因为投鼠忌器就停止告发，而成为抑制他的一股力量。反过来，李林甫也能抑制安禄山。李林甫能摸透安禄山的心事，安禄山敬畏有加，每次见李林甫，都紧张得浑身冒汗。安禄山听说李林甫说他好话，就非常高兴；若说要他"须好检校"，就感叹："阿与，我死也！"（《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杨国忠浮躁少文，安禄山视之蔑如，彼此结怨渐深。杨国忠多次挑拨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安禄山感到威胁，对玄宗说："杨国忠嫉妒，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安禄山事迹》卷中）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几个最重要的蕃人节度使之间，积怨甚深，玄宗调解无效。一次宴会，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哥舒翰答道："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安禄山认为哥舒翰以狐讥讽他是胡，大怒，骂不绝口，哥舒翰勉强隐忍。安思顺曾提醒玄宗：安禄山有谋反的可能。安禄山叛乱后，哥舒翰诬奏安思顺和安禄山串通谋反，致使安思顺被玄宗处死。皇帝都害怕大臣们铁板一块，危害自己的地位。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皇帝加以仲裁才显得必要，才能利用矛盾，便于牵制、驾驭，巩固自己的地位。玄宗经历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统治时间长久，无疑懂得这一秘诀。他处理葛福顺、王毛仲结亲事可以印证这一点。
因此，安禄山受到重用，被委以方面之任。
四、安禄山叛乱前的历史功绩
东北奚、契丹两族，唐代称为两蕃。唐朝建立后，两族内附，唐廷在当地设置府、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武则天时，朝廷和契丹关系破裂，契丹发动叛乱，朝廷进行镇压，中原一方损兵折将，契丹则多次侵入内地。此后，契丹时附时叛；奚有时内附，有时叛归契丹。玄宗时，"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张九龄《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而契丹正处于大贺氏部落向遥辇氏部落转变的原始社会末期，胜兵四万多，私有制和阶级开始萌芽，建立政权正在酝酿之中。契丹为了掠夺财物，扩大地盘，不断寇边内侵；加上作为奴隶主阶级先驱者的军事贵族在酝酿建立政权时期的扩张野心，唐的民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唐廷对于契丹的强悍缺乏正确的估计，误以为"契丹馀孽"（《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孤弱"、"残蕞"。（《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玄宗执政初期，发动过对奚、契丹的战争，没有成功。后来，他对契丹的经常性抄掠，采取克制态度，《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说："寇抄之来，边境常事，苟非大敌，不劳我师"（《张曲江集》卷8）；《敕平卢使乌知义书》说："委卿重镇，安辑两蕃。"（《张曲江集》卷9）玄宗还多次以下嫁公主的政治联姻手段，来缔结同奚、契丹的友好关系。契丹这时虽然在酝酿建立政权，但由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还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国家，于是，不依附唐朝，就依附唐的宿敌后突厥。契丹依附后突厥后，受尽剥削，权衡利害，又转而附唐。玄宗《敕契丹王据埒、可突干等书》说："卿顷年背诞，实养祸胎，今而知之，亦犹未晚。固是转灾为福，因败而成。""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兹又来，又何智也。""一则兵革都息，二则君臣如初，百姓之间，不失耕种，丰草美水，畜牧随之。"玄宗还布置边将做好安置工作，"务依蕃部所欲"。（《张曲江集》卷8）同时，玄宗下《敕突厥可汗书》，警告道："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契丹及奚，诸蕃穷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马不足以贪求，远劳师徒，兼冒锋镝，胜不为武，不胜亦危，以此言之，当务其大者。"（《张曲江集》卷11）玄宗羁縻奚、契丹，可以牵制和孤立后突厥，保障中原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奚、契丹的社会进步和本族利益。然而奚、契丹屡次叛唐，玄宗不胜其忿，多次予以谴责。在给奚族首领的敕书中，玄宗说："朕于诸蕃，含养过厚，忝预人类，亦合知恩。"（《张曲江集》卷9《敕奚都督李归国书》）"而常持两端，遽即背叛，忘恩负义，岂是人心！"（《张曲江集》卷8《敕投降奚等书》）在给幽州、平卢军镇兵将的敕书中，玄宗说："顷者慰抚降虏，每事优给，而终不知恩，惟图反噬，名虽人类，实甚豺狼。"（《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两蕃残贼，馀类仅存，朕尝怀抚柔，冀其迁善，而数年之内，谋叛相仍，信是枭鸱，固非人也。"因此，他勉励军士们说："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岂欲劳人？卿等委身边疆，为国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讨除？"（《张曲江集》卷9《敕平卢诸将士书》）安禄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元二十九年（741）由幽州调到邻近奚、契丹的营州，担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对奚、契丹的所谓"押"，其含义并非要将两族从肉体上消灭，而是怀柔、羁縻、监视、防范，以及还击其侵扰，这是玄宗对待奚、契丹政策的全部内容。
我们先看看安禄山的主要履历。起初，他只是个诸蕃互市牙郎，负责边地各族贸易，接着，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手下任捉生将、偏将、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736）任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开元二十八年（740）任平卢军兵马使。次年任职，上段刚刚提到。天宝元年（742）分平卢别为节度，他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744），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七载（748），由柳城县开国伯晋爵为柳城郡开国公，赐实封300户，并赐铁券。天宝九载（750），晋爵为东平郡王，是唐代第一个封为郡王的将帅。次年，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当时全国共设九个节度使职务，他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天宝十三载（754），加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
安禄山和奚、契丹打过的大仗只有两次，都失败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奚、契丹初叛，他奉命讨叛，恃勇轻进，损失惨重。玄宗认为他"勇而无谋，遂至失利，衣甲资寇，挫我军威"，鉴于他也有勇斗诛杀之功，而寇戎未灭，欲收其后效，故而"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张曲江集》卷9《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天宝十载（751），他发兵六万讨契丹，被杀伤略尽，自己也差点丧命。次年又发兵20万打契丹，因内部矛盾，不进而班师。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卓越。
史书记有他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事。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他"常诱熟蕃奚、契丹，因会，酒中实毒，鸩杀之，动数十人，斩大首领，函以献捷"。《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说："前后十馀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莨宕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则说用这种办法"先后杀数千人"。《资治通鉴》卷216竟说成"动数千人"。愈是后出的说法，人数次数都愈多，无疑含有不实的成分。廓清这些成分，现在已有困难，但至少这一情节的严重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其一，一般地说，对于同样的事情，上当受骗不过两三次，为什么奚、契丹经常上当而不觉悟？其二，武则天时，营州都督不赈济契丹饥民，不尊重其酋长，契丹就杀他而叛，占领营州，一直打到今河北境内。既然安禄山打不过奚、契丹，奚、契丹为什么不对他的奸诈诱杀罪行进行报复？其三，民族间的仇隙短期内根本无法弥合，为什么安禄山军队中有奚、契丹壮士八千馀人和契丹族将领孙孝哲等，都乐于为他卖命？因此，关于安禄山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的说法，无疑是由于他最后名声极坏而众恶归焉所致。
史书上也有几次安禄山献俘的记载。这应该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打胜仗所致，张九龄《贺奚、契丹并自离贰廓清有期状》即说"安禄山复有杀获"。（《张曲江集》卷14）此类情况当不少，从其立功部将的经历可以推知。例如：李忠臣"事幽州节度……安禄山"，"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田承嗣任"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道府率，迁武卫将军"。（《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其二是安禄山执行怀柔、羁縻政策的结果，将纳款归附者冒充战俘送至内地。即使古代民族间缺乏真正平等的关系，免不了打仗，也不会年年打、月月打，民族间的友好总还是日常性的活动。《安禄山事迹》卷中指出：安禄山对诸蕃"潜行恩惠"，"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蕃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锡以衣资，赏之妻妾"。他懂多种民族语言，对于蕃人，"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这是在他叛乱后揭发他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却曲折地反映出他作为节度使，代表唐朝廷在东北安辑、抚慰各族人民、特别是契丹人民的一面。同书卷上载玄宗封他为柳城郡公，下诏表扬他为"万里长城，镇清边裔，中权决胜，暗合孙吴"。"一心之节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内实军资，丰财以润国，外威戎落，稽颡以输诚。"玄宗封他为东平郡王，下诏说他"声威振于绝漠，悍御比于长城"；"风尘攸静，边朔底宁"。玄宗所以破例封他为郡王，推许他为孙武、吴起那样杰出的军事家，把他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活动比作诸葛亮安辑南中蛮族时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那样的业绩，理由就在于他承担押两蕃任务后，忠实而全面地执行了玄宗的旨意，对奚、契丹镇抚并用，恩威兼施，从而解决了长期使玄宗头疼的东北边防问题，既保卫了中原的民族安全，又安辑了奚、契丹人民，对于双方都做出了贡献。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不必因为他最后犯下罪行而加以抹杀。史书已经把这些功绩泯没殆尽，因而本文的发覆、发微就更显得必要。
五、安禄山叛乱的人事原因
玄宗时期实行募兵制，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形势。据唐人杜佑统计，边地藩镇共有兵士四十九万人，安禄山领使的范阳镇有九万一千人，平卢镇三万七千人，河东镇五万五千人。（《通典》卷172《州郡典二》）据此可知，安禄山共拥兵十八万三千人，占全国镇兵三分之一强。而中央禁军仅有13万人（《旧唐书》卷97《张说传》），是安禄山兵力的三分之二。杜佑因此把安禄山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哥舒翰统西方二师（河西、陇右），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通典》卷148《兵典·序》）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当时"偏重之势太甚"的结果，他"盗窃兵柄"，"其势遂不可制矣"。（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212-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这种说法把条件和原因、可能性和现实性混为一谈，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其一，见物不见人。历史既然是人的活动，脱离了具体的人去考察事件，就只看到军事形势，不追究个人责任。其二，突出了事件的偶发性质。既然军事形势发展到边镇必然叛乱的地步，那么，不是统西方二师的哥舒翰，就是统东北三师的安禄山，发生在谁身上，带有不可捉摸的偶然性。其三，责任不明。如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则可以较少地追究安禄山，而不得不追究对这一军事形势的形成负主要责任的人。吕思勉先生即认为当时"偏重之势太甚，君相（玄宗、杨国忠）不早为之计，而徒荒淫纵恣，耽宠怙权，则神州陆沉，固不得不任其责耳"。（《隋唐五代史》上册212-213页）其四，忽略了对其它因素的考察。比如没有考察安禄山的思想、文化状况与叛乱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安禄山叛乱的人事原因做出综合考察。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长在边地，终身习武，"不识文字"（《安禄山事迹》卷中），显然，极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思想状况很容易在对上级产生不满时贸然采取非常行动。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比如哥舒翰，他粗识文字，好读《左传》、《汉书》，从其生平活动来看，主要是从中学习军事，很少接受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内容。他是杨国忠的同伙，和安禄山的矛盾很深。当他受命到潼关抵御叛军时，有人说："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他于是"心许之"。后来，他被部下劫持，投降了安禄山，竟称安禄山为"陛下"、"拨乱主"，还给几位唐将写信，要他们放弃抵抗，投降安禄山。（《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玄宗只看到自己保卫民族安全的军事政策，文臣儒将受儒家思想影响，执行不力，只有蕃族将领未受儒家思想影响，能忠实执行，却忽视了蕃将同时也缺乏儒家那套礼义忠信、君臣父子道理的修养。假如不是安禄山，而是汉族儒将王忠嗣或郭子仪，同样身兼三镇，同样处于边陲势强、朝廷势弱的形势，恐怕不至于要称兵向阙吧！
朝廷对于外重内轻的危险性并非完全没有警觉。宦官高力士曾提醒玄宗说："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玄宗表示："朕徐思之。"（《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年条）玄宗执政最后几年曾考虑过对安禄山的妥当安置。天宝十载（751）玄宗指示在京师亲仁坊为安禄山修造豪华的第宅，赐予大量贵重物品，极力进行拉拢。天宝十三载（754）玄宗打算任命安禄山为宰相，这和唐后期藩镇节度使例带同平章事头衔那样的使相，实质和性质都迥然不同；但杨国忠反对，说："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安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怏怏"。（《安禄山事迹》卷中）可见安禄山这时愿意当宰相，假如不是杨国忠从中作梗，玄宗会将他调入朝中供职，使他与军镇和兵士分离，从而解除他的兵权，缓和危险的局势。
杨国忠是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再从兄，由于裙带关系，受玄宗重用，继李林甫之后，久典枢衡。他对于安禄山轻视自己，十分恼火，又看到安禄山"总握兵权"，"终不出其下"，就依靠内援，多次在玄宗前媒孽其短，预言安禄山将要造反。（《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杨国忠为了扩大力量，还"厚结[哥舒]翰共排安禄山"。（《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条）安禄山虽然受到玄宗的信任，又在玄宗对下属搞平衡术的作法下得到同等的保护，但已意识到与杨国忠一伙的力量和地利相比，自己处于劣势，时刻有被杀的可能。天宝十三载（754），他在玄宗前痛哭道："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安禄山事迹》卷中）他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见帝嬖国忠，甚畏不利己"（《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随时都有可能被宣旨赐死，所以回范阳后，"惧朝廷图己，每使者至，称疾不出，严卫然后见"。但还问候"天子安稳否？"（《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玄宗已经年老，一旦驾崩，他会失去靠山，难免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次年，杨国忠加紧了攻势，令门客"求禄山阴事"，指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师的第宅，逮捕安禄山所亲善的李起多人，令侍御史暗地将他们处死，又将安禄山同伙吉温贬为外官，想"激怒禄山，幸其速反"（《安禄山事迹》卷中），"以取信于帝"。（《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安禄山知道后，上表自理，并奏陈杨国忠罪状二十馀事，这是他温和手段的最后一招。双方矛盾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形势十分危急。"玄宗惧其生变，遂归过于京兆尹李岘以安之。"（《安禄山事迹》卷中）安禄山无疑会认为这是在偏袒杨国忠。于是，这个蛮勇无文的胡族将领便"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率领15万兵士长驱而下。从情理上说，清君侧是他当时起兵的真正目的。杨国忠的党羽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安禄山俘获，安禄山斥责他投靠杨国忠，"斩之以徇"。（《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条）还说："国忠岂能更久！"（《安禄山事迹》卷中）杨国忠十分惊恐，以至于诸杨聚哭，由杨贵妃"以死邀帝"（《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求得玄宗的保护。
安禄山采取了过火行动，而杨国忠是外戚，内有杨贵妃相助，玄宗不再搞平衡术，完全倾向杨国忠一方。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安禄山子安庆宗尚荣义郡主，在京任太仆卿。玄宗将他杀掉，以示与安禄山彻底决裂。其二，杨国忠在四川发迹。安禄山起兵后，他以剑南节度使的身份"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潼关失守后，玄宗同杨国忠等逃往四川，固然有山川形势、物产资源等原因，但也表明他对杨国忠的老窝毫无戒心。诸杨在马嵬驿被兵士杀掉，玄宗不曾主动指使，事后也不怕落入杨国忠的势力圈中，仍然逃往四川。当安禄山得知其子被杀后，大哭道："我有何罪，已杀我儿。"（《旧唐书》卷187下《张介然传》，《资治通鉴》卷217意同）如果他起兵不是清君侧，而是为了推翻玄宗，自己称帝，他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无罪。其子被杀后，他知道与玄宗已处于无可挽回的对立状态，极度的绝望和仇恨使他将清君侧的目标扩大为全面叛乱。
这样便不得不涉及安禄山策划叛乱的时间。《安禄山事迹》卷上说他"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新唐书》本传说他"谋逆十馀年"。《资治通鉴》卷217说他"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后人因而得出他是大野心家的结论。这些说法不仅年数不一致，而且与其它记载抵牾，于情理也不通。首先，安禄山没有交代材料，别人也没有揭发材料，如果"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只能是他自己隐蔽甚秘的想法，史家言之凿凿，从何而知？其次，如果他在八九年前即制作了百万计的朝服鱼带，难道一点也不会走露风声？既然有大量工匠从事这种僭逆活动，"异志"已经公开，何"阴"之有？再说新建朝廷是否需要百万计高级官员专用的衣袍鱼袋？届时再制作，不必远道运往内地更安全、更方便？复次，天宝十四载（755），"国忠数以事激之，……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馀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条）可见密谋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起兵前三个月才有异常迹象，人们都有觉察。他若谋逆十年，其蛛丝马迹早就会被炒得沸沸扬扬，为什么采访使向玄宗汇报他"公直无私"，负责查访他是否造反的宦官对玄宗"盛言其忠"，连李林甫也"顺旨""言其美"？（《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最后，为什么他起兵前一年还愿意当宰相？须知当上宰相便有可能调入京师供职，同军镇和兵士脱离联系。可见，说他谋反十年，也是众恶归焉的作法所致。实际上，如同杜佑分析，他"未必素蓄凶谋"，只是在与杨国忠矛盾白热化的时候才决定起兵并发展为叛乱的。他虽是个桀骜不驯的武夫，却未必是个老谋深算的野心家。
通过考察人事原因，可以看出，这次叛乱既不是民族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纯粹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杨国忠对于这场战乱负有和安禄山同等的罪责，当时人已有这种认识。禁军将领陈玄礼扈从玄宗至马嵬驿，"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条）把这场叛乱由安禄山及其同伙史思明而命名为安史之乱，则让杨国忠逃脱了罪责，这是应该说清楚的。
六、叛乱发生后玄宗施政方略的变化
安禄山受着玄宗的恩遇却发动了叛乱，这给玄宗以极大的教训，使他的施政方略发生了变化。为了应付战争，他启用了自己的亲骨肉，以为他们才是值得信赖的人。荣王为元帅，统军东征。永王为山南节度使，颍王为剑南节度使，皆遥领而不出阁。吴王为河南都知兵马使，旋升为河南节度使，后以虢王代任。陇西公为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永王改任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为广陵大都督，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为武威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但这批人缺乏军事才干和资历声望，平定叛乱还得用真正的武人。
和安禄山同时期任用的蕃人节度使尚有朔方安思顺、安西高仙芝、陇右河西哥舒翰。叛乱发生后，玄宗对他们一概不信任。玄宗先将安思顺调入朝中当户部尚书，解除了他的兵权，后来哥舒翰一诬陷他与安禄山通谋造反，玄宗不待调查就将他处死。高仙芝早在安禄山叛乱前就调入朝中，由于实在没有和安禄山相当的武人用以同安禄山作战，玄宗只好让他领兵出关，配合封常清作战，但派宦官边令诚充当中央特派员前往监军。高仙芝率领的兵士多是临时应募的市井子弟，一交锋便一败涂地。但他仍然做了最大努力，扼守潼关，屏障京师。玄宗后来将他杀掉，旧史记载为："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挠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赍敕至军并诛之。"（《旧唐书》卷104《高仙芝封常清传》）高仙芝之死，似乎是边令诚泄愤捣鬼所致。边令诚早先曾同高仙芝一起远征西域，向玄宗汇报高仙芝的功绩，才使他免受其顶头上司的迫害，并当上安西节度使。二人私交应该不错。边令诚何至于仅仅因为干事不从就要将他置于死地？叛军入京师后，边令诚投降叛军，献出宫中管钥，毫无气节可言，怎么会因为高仙芝没能有效抵抗叛军而使玄宗将他处死？这事的真相应是玄宗对蕃将丧失信任，借故除掉。哥舒翰晚年患风疾，废疾于京师。叛乱发生后，他被提拔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貌似优容，实为羁縻，可见玄宗担心他也造反。高仙芝死后，旧人中只有他一人可用。玄宗命他守潼关。他扶病赴潼关，鉴于敌强我弱，主张据险坚守，伺机出击。这无疑是正确的作战方案。但玄宗接连遣使督促出击，他不得已，抚胸大哭，领兵出关，一败而不可收拾。其下属蕃将火拔归仁对他说："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条）遂劫持他投降了安禄山。后来，安禄山因他未能招降诸将而将他杀死。假如他不死在安禄山手下，而是逃回长安，玄宗考虑到他的影响，仍然会对他不放心，照例会找个借口杀掉。
玄宗施政方略的这一变化，表明他对蕃将的态度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丧失了信任。这并非他一人的看法，民间也有，杜甫甚至总结为一则定理："羯胡事主终无赖。"（《全唐诗》卷230《咏怀古迹五首》）这种一概而论的作法，今天看来非常错误，但当时是没有时间和人力去分别良莠是非的。
七、结论
以上论述可以简略地概括为这样的结论：文臣儒将受儒家怀柔思想的影响，不能支持和成就玄宗保卫民族安全的事业，武人、特别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蕃族武人，因而受到玄宗的倚重，安禄山是其中之一。他对奚、契丹镇抚并用，保卫了内地的安全，也有利于两族的民族利益。杨国忠和他积怨甚深，逼他造反，以取信于玄宗。蕃将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另一面，体现在对于礼义忠信、君臣父子等学说缺乏修养，致使安禄山利用外重内轻的军事条件，起兵讨伐杨国忠。玄宗倾向杨国忠，安禄山极度绝望和愤恨，遂将清君侧扩大为全面叛乱。玄宗由此而认为蕃将事主不忠，对其余几位失去信任，借故杀掉。这场叛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每况愈下。对于这一历史转变，安禄山罪恶昭著，杨国忠负有同等罪责。对安禄山的全面考察，是正确了解玄宗时期政治的一把钥匙。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此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