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碑铭类
刘禹锡在《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一文中指出：智俨律师去世后，他的传律弟子中巽、道准，传经弟子圆皎、贞璨，以及门徒圆净、文外、惠荣、明素、存政等人，"欲其师之道光且远，故咨予乞词"（《刘禹锡集》卷4），因而为之作碑铭。佛教界为了扩大宣传和影响，请士大夫中高位崇名者和大手笔为已故的名僧撰写碑铭，这在唐代，蔚然成风。早在唐初，住力去世，东宫庶子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德美、空藏去世，金紫光禄大夫、侍中于志寧撰文。（《续高僧传》卷28，空藏、住力、德美等传）慧能死后，先后有王维、柳宗元、刘禹锡三人为他撰写碑铭，成为最突出的事例。这种情况，我认为是由活着的人利用和摆布死去的人而造成的。王维所作碑铭交代其缘由为："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广量出于凡心，利智逾于宿学，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一作顾）；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王右丞集笺注》卷25，《能禅师碑》）当慧能在岭南创立禅宗、力倡顿悟说的时候，神秀的渐门在北方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宋高僧传》卷8《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这位尚不被人了解的神会，如果不攀龙附凤，沾点慧能的光，不但无法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无法与神秀一系见个高低。这便是神会拜托王维为慧能撰写碑铭的目的。慧能去世106年后，以儒家风度闻名于世的扶风人马总，在广州当岭南节度使，因为慧能尚无称号，就奏请唐宪宗赐号，唐宪宗于是诏令追谥大鉴禅师。"马公敬其事，且谨始以垂后，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君为前碑。"（《刘禹锡集》卷4，《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柳宗元这篇《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谈到佛教和慧能的文字并不多，相当多的笔墨却用于歌颂"天子休命，嘉公德美"，"公以仁理"。（《柳宗元集》卷6）这完全是借助于死人，为在世的唐宪宗、马总涂脂抹粉，作为和尚碑铭，简直不伦不类。柳宗元所以这样写，不一定是为了奉承朝廷讨好大僚，很可能由于他认为禅宗的主张乖离佛教太甚，因而不便就佛教本身措辞。三年以后，僧人道琳率领门徒，从韶州曹溪来找刘禹锡重写碑文，这便是僧人方面对于唐宪宗赐谥的反应，更是对柳宗元所写碑文不满意的表示。士大夫为僧人撰写的碑文，成为编纂僧史的珍贵资料，北宋赞寧《宋高僧传》一书，即多据碑文写成。近人陈垣先生指出：《宋高僧传》一书所本，"多是碑文，故每传末恒言某某为立碑铭或塔铭，此即本传所据，不啻注明出处"。（近人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2，北京：中华书局，1962）
士大夫撰写碑文，稿酬极高。庐山东林寺僧道深、怀纵、如建、冲契等二十多人，请白居易为抚州景云寺律师上弘撰碑铭，以价值十万钱的绢帛共一百匹作为报酬。白居易认为"法施净财，义不己有"（《白居易集》卷43，《东林寺经藏西廊记》），于是"钱反寺府"（《白居易集》卷41，《唐故抚州景云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用于修经藏西廊。这在当时是通行的价格。裴度平定淮西镇，杀伤甚多，就把朝廷赏赐的物品用来重修洛阳福先寺，以这种做功德的方式超度亡灵，避免灾殃。他准备请白居易撰写福先寺碑文，皇甫湜吹嘘自己的文章远胜白居易，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碑文写成之后，裴度酬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馀缗"。但皇甫湜嫌少，大发脾气，说："其辞约三千馀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裴度只好依数付给他。
此外，士大夫还写有关于佛教的其它铭文。刘禹锡在撰写慧能第三碑铭后，"且思所以辩六祖置衣不传之旨，作《佛衣铭》"。（《刘禹锡集》卷4，《佛衣铭·序》）
六、 记赞表书类
士大夫所写记赞表书，有的是应僧人之请而作，有的是主动作的。
元稹写有《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一文。在杭州永福寺内，由严休复、白居易、崔玄亮、韦文悟、元稹等九位刺史和路过杭州的士大夫出钱约七万，凿石壁《法华经》。刻成后，"僧之徒思得名声人文其事以自广"，"欲相与为不朽计，且欲自大其本术"，于是日夜敦请元稹撰文。元稹在记中，恰当地维持了自己的身份，说："至于佛书之妙奥，僧当为予言，予不当为僧言，况斯文止于纪石刻，故不及讲贯其义云。"（《元稹集》卷51）
白居易写的记很多，大凡修造佛寺碑幢，绘制佛经壁画，抄写文集藏于寺院，他都要敷演成文。《白居易集》中收录的有：《东林寺藏经西廊记》，《如信大师功德幢记》，《华严经社石记》，《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画西方帧记》，《画弥勒上生帧记》，《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等等。
士大夫写的文赞也相当多。文赞都是缘事而发。张说听说僧人履彻用黄金为亡母装饰武担山静乱寺丈六卢舍那铁像，就高兴地撰写了《卢舍那像赞》，表彰"孝哉彼沙门，爱母而锡类"。（《张燕公集》卷8）张说还写有《般若心经赞》、《蓝田法池寺二法堂赞》等。窦绍为其亡弟画净土壁画，王维写了《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驸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一文。王维还为几个僧俗妇女画净土图画或绣像而写过文赞。京兆一个姓赵的妇女为亡母追冥福，绣成一躯阿弥陀佛像，白居易写了《绣阿弥陀佛赞》，说："报罔极恩，荐无量福。"（《白居易集》卷39）白行简妻绣观音像一躯，白居易写了《绣观音菩萨像赞》。士大夫主动写的赞，多是为僧俗的美德所感而形诸文字的，这和士大夫把佛教当作理论来学习的倾向一致；而应邀写的赞，则多见一些愚夫愚妇祈求冥助、贪图好报的倾向。
士大夫还为僧人撰写上呈皇帝的章奏。王维《为幹和尚进注仁王经表》、《为舜闍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为僧等请上佛殿梁表》等，就是这样的章奏。这种表要为僧人倾诉衷情，往往说些对朝廷阿谀奉承的话，起到沟通政教的作用。安史乱中，僧惠幹向唐肃宗进奉集注《仁王般若经》，王维代为拟表。他写道："沙门惠幹言：……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高登十地，降抚九天。宏济群生，濡莲花之足；示行世法，屈金粟之身。心净超禅，顶法玄解。广释门之六度，包儒行之五常。……伏以集解《仁王般若经》十卷，谨随表奉进，无任惭惶。然本注经，先发大愿，释第一义，开不二门，与四十九僧，离一百八句，六时禅诵，三载恳祈。俾廓妖氛，得瞻慧日，三千世界，悉奉仁王，五千善神，常卫乐土，令果荡定，无量安宁。缁服苍生，不胜庆跃。"（《王右丞集笺注》卷17）士大夫如果平素不积累佛教知识，就无法代笔。王维还有篇《请施庄为寺表》，请求朝廷批准将他先母经常宴坐经行的蓝田县一所庄园施舍为佛寺，为她"永劫追福"，以便"上报圣恩，下酬慈爱"。（《王右丞集笺注》卷17）
士大夫和僧人还有一些书信来往。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已引过韩愈致大颠的三封信。白居易和济法师交游，一次讨论佛理，有些地方不明白，第二天就写了《与济法师书》，说："欲面问答，恐彼此草草，语言不尽，故粗行于文字，愿详览之。敬伫报章，以开未悟，所望所望。"（《白居易集》卷45）白居易的信约有一千五百字，在文言书信中，篇幅算是比较长的。士大夫给僧人的信，一般都极为敬重对方。穆贽给僧彦範的信，署名"但云门人姓名，状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因话录》卷4）士大夫有时以诗代信，寄与对方。白居易有首诗，题为《与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