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流布
到了唐代，佛教典籍译出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了。佛教典籍共分为经藏、律藏、论藏三大类，统称三藏。经，梵语音译为修多罗，凡是佛所说的教法和佛认可的教法，形诸文字，概称为经。律，又译作离行、灭恶，梵语音译为毗尼，是关于佛教戒律的文献。论，梵语音译为阿毗昙或阿毗达磨，是佛的大弟子和历代义学高僧阐述经义的著作。这三类文献，对于佛教的建设和教义的传播，都有重大作用，但是经藏的支配地位，却是律藏和论藏莫之与京的。唐代社会把诵读、抄写、镌刻佛经作为一种功德，佛经中作为佛教基本读物和立宗依据的部分，在佛教界和社会上的流传就比较广泛一些。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引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关于一些佛经的字数统计和主题思想的概括，即说明了这一点。
佛教各宗派都宣传本宗所依据的经典为优胜。天台宗依据的经典是《法华经》。《法华经》有三种译本。西晋竺法护译的，题为《正法华经》，勒为十卷。姚秦鸠摩罗什译的，题为《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勒为七卷。隋代闍那崛多共笈多译的，题为《添品妙法莲华经》，勒为七卷。天台宗依据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该译本卷6《隋（随）喜功德品》是这样来劝诱人们诵读、解说、书写《法华经》的："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得到这么多功德，好处无穷，仅以眼、耳功德为例，自己的眼睛"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耳朵能听到三千大千世界内外的"种种语言、音声"，比如"象声、马声、牛声、车声"等等。
华严宗依据的经典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华严经》梵文原本据说有十万偈，汉译本有三种。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勒为六十卷，又称《六十华严》，或《旧华严》、《晋经》。这个译本不是《华严经》的足本，仅二万六千偈。武则天听说于阗有梵文足本，很想弄到，于阗僧实叉难陀得知后，就携带梵本入朝，奉敕翻译，由中外籍僧人菩提流志、义净、弘景、圆测、神英、法藏、复礼参与其事，积四年之功，终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大功告成，勒为八十卷，故又称为《八十华严》或《新华严》、《唐华严》，也仅有四万五千偈。第三个译本是唐代僧人般若译的，勒为四十卷，又称《四十华严》、《贞元经》。实际上，这个译本仅仅是新、旧《华严经》中部分内容的重译，没有什么影响。
法藏既参与翻译《新华严》，又依据《华严经》创立华严宗，对新、旧《华严经》很有研究，前后讲解三十多遍，并有多种著疏。华严宗僧人也编造很多荒诞的说法，劝人诵读《华严经》。其一，雍州万年县人何容师嗜食鸡蛋，受报应暴死，同其他七百人入镬汤地狱受苦。他附信返魂，令其第四子何行证恳求法藏为自己赎罪。法藏让何行证诵读、抄写《华严经》。何行证第二年抄写完毕，设斋会请僧人为其父忏悔，会众当场看见何容师和七百鬼徒到席前行礼感谢。其二，京兆人王明幹死后入地狱，地藏菩萨教他诵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王明幹去见阎王时，诵读此偈，阎王当即将他放免，他三天后又活了过来。法藏说："此乃《华严第四夜摩会》中偈。"（清释续法《三祖贤首国师传》）其三，雍州长安县人郭神亮，修习佛教而暴死。诸天引他见如来，一位菩萨批评他说："何不受持《华严》？"他说没人讲解，菩萨说："有人现讲，胡得言无！"郭神亮死而复苏，"众验[法]藏之弘转妙轮，人天咸庆矣"。其四，道士訾玄元在曹州讲场同法藏辩论，攻击佛教，第二天早晨洗脸，忽然"须眉随手堕落，遍体疮疱"。他立即找法藏承认错误，愿转读《华严经》一万遍。刚读了不到五十遍，他便"形质复旧"。（唐旅华新罗人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华严宗人还立社设斋，劝人转诵《华严经》。杭州龙兴寺僧南操就曾劝十万僧俗，每人转读《华严经》一部，十万人中千人，每人背诵《华严经》一卷。每年四季中的最后月份，僧俗聚会，"摄之以社，齐之以斋"。（《白居易集》卷68，《华严经社石记》）白居易便是十万人中的一个。
禅宗倡导不立文字，顿悟成佛，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不得不借助于文字，来宣传这个道理。禅宗创建之前，初祖菩提达摩奉四卷《楞伽经》为印证，传给二祖慧可，说："仁者依行，自得度世。"（《续高僧传》卷16《齐邺中释僧可传》）到了五祖弘忍，始改为以《金刚经》为心要。《金刚经》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简称，原是《大般若经》中的一卷，先后有姚秦鸠摩罗什、北魏菩提流支、陈真谛、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和义净等六个译本，通行本是鸠摩罗什的译本，一卷。慧能参谒弘忍之前，以卖柴为生。一次卖柴时，他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悟出一些意思。他还得知弘忍劝说僧俗，只要持《金刚经》，即可见性，直了成佛，他便到新州黄梅县冯墓山礼拜弘忍。弘忍为他讲解《金刚经》，他一听，立即开悟。慧能创宗后，即提倡《金刚经》。他说："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观照，不假文字。"（敦煌本《坛经》）根据慧能的这一思想和禅宗的宗旨，我觉得，禅宗是以佛教智慧--般若，证悟道理，见性成佛，而不是以禅定修行来悟入佛智，因此，把禅宗叫做般若宗或佛智宗，要比叫禅宗确切得多。
慧能以后，神会又大力提倡《金刚经》。神会甚至歪曲事实，编造历史，说：菩提达摩以《金刚经》传慧可，叮咛他说："《金刚经》一卷，直了成佛，汝等后人，依般若观门修学，不为一法，便是涅槃，不动身心，成无上道。"（《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此后，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都依《金刚经》为印证。神会自己认为：《金刚经》是"一切诸佛母经，亦是一切诸法祖师。恒沙三昧，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皆从般若波罗蜜生。必须诵持此经"。"般若波罗蜜是一切法之根本，……亦号一切诸佛秘藏，一号为总持法，亦是大明咒，是大神咒，是天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诵持此经，"为能成就最上乘第一希有之法"。（《神会和尚遗集》卷3）
《金刚经》仅一卷，5287字，《法华经》七卷，69505字，这是前文所述白居易统计的数字。《华严经》旧译60卷，新译80卷，比起《金刚经》、《法华经》，堪称宏篇巨制。《华严经》涉及理论问题繁多，艰深难懂，法藏讲解时，为了使听者明白，甚至不得不设置道具，运用比喻（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因而《华严经》被士大夫视为畏途，当属可知。再加上华严宗和禅宗同时创立，禅宗简约，便于普及，华严宗相形见绌，受到冲击，经典被掩而不彰，亦是常理中的事。尽管华严宗人做了骇人听闻、蛊惑人心的宣传，还专门设斋立社，劝人诵读，《华严经》在士大夫中依然流传不广。
天台宗由隋入唐，在缁素间有相当影响；《法华经》字数不多，文字也辨丽清新，悦人耳目，因而为士大夫，尤其是生活在隋唐之际其它宗派尚未建立时的士大夫所诵读抄写。萧瑀家族"偏弘《法华》，同族尊卑，咸所成诵，故萧氏《法华》，皂素称富"。萧瑀亲自撰疏，"总集十有馀家，采掇菁华，揉以胸臆，勒成卷数，常自敷弘"。（《续高僧传》卷28《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传》）其兄萧璟一生诵读万馀遍，雇人抄写千部，甚至每次朝参和公事间短暂的休息时间，都用来转读。梁肃、柳宗元、白居易都常读《法华经》。《法华经》中的典故，如莲花、大白牛车、三界火宅等等，不断地出现在士大夫的诗歌中。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诗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全唐诗》卷160）杜甫《上兜率寺》诗说："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全唐诗》卷227）白居易《赠昙禅师（梦中作）》诗说："欲知火宅焚烧苦，方寸如今化作灰。"（《全唐诗》卷440）类似的例句在唐诗中还有不少。可见《法华经》在社会上的流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佛的大弟子阿难所作，内容为佛和他的另一大弟子须菩提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的答问纪录，书名取意为金刚坚利之志和大智慧度到彼岸。它的基本内容是：凡属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等四生九类的一切众生，佛都可让他们达到无馀涅槃的境地。唯一的上乘办法，就是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来破除世俗观念，认识"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这样，即可见"诸相非相"。到了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地步，也就"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彻底解脱，成为诸佛。除此以外，别无妙法。因此，可以归纳为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果不是求得这样的认识，达到思想解脱，而是以住相布施即具体施舍来求福德，即使把如恒河沙粒一样多的财物，甚至满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七宝（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琥珀、珊瑚）都拿来布施，所得的福德，远不及受持、宣传以上述道理为主题思想的《金刚经》为多。"若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受持、诵读、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诵读，……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然而"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名实相"。"若有人能受持、诵读，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印度和中国，文风有很大不同。东晋僧人道安翻译佛经，深有体会，总结为五点，其中之一是："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东晋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金刚经》正是这样，字数很少，不断重复，颠来倒去，就那么一点东西。
篇幅的短小，经文的劝诱，禅宗的提倡，使《金刚经》很快为缁素朝野所重视，一越而居于众经之上。重道抑佛的唐玄宗，在"昔岁述《孝经》"，"近又赞《道德》"之后，又御注《金刚经》，只是由于"顺乎来请"的缘故。（《房山云居寺石经》）注成之后，宰相张九龄上表庆贺，并请广为传播。唐玄宗批示道："朕位在国王，远有传法，竟依群请，以道元元，与夫《孝经》、《道经》，三教无阙。"（《全唐文》卷37，唐玄宗《答张九龄贺御注金刚经批》）又说："僧徒固请，欲以宏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今请颁行，虑无所益。"（《全唐文》卷37，唐玄宗《答张九龄请御注经内外传授批》）唐玄宗这样做，带有复杂的政治因素，一方面要平衡各种势力，保留佛教，一方面要抑制佛教。僧徒坚持请求唐玄宗御注广为流传，其目的在于佛教本身的发扬光大，这与唐玄宗的宗旨有矛盾，所以唐玄宗谦虚一番，拒绝外传。在社会上，《金刚经》影响很广泛，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完整雕版印刷品，就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阶为其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这样，《金刚经》必然引起士大夫的注意。
高適有一首《同马太守听九思法师讲金刚经》的诗，说："鸣钟山虎伏，说法天龙会。了义同建瓴，梵法若吹籁。深知亿劫苦，善喻恒沙大。舍施割肌肤，攀援去亲爱。招提何清静，良牧驻轻盖。露冕众香中，临人觉苑内。心持佛印久，标割魔军（一作鬼）退。愿开（一作闻）初地因，永奉弥天对。"（《全唐诗》卷212）从诗句看，并未领会《金刚经》的主题思想，但依然能看出这些轩冕之士与《金刚经》的关系有多么紧密。
理解《金刚经》宗旨的士大夫，为数不少。他们为了反对国家大作佛事，常常引用《金刚经》反对住相布施的说法，作为理论依据。张廷珪、狄仁傑、辛替否、李峤、姚崇等人，就这样做过（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一些士大夫为了荐福作功德，也书写、诵读《金刚经》。扬州司户曹司马乔卿，为了给亡母荐福，就在居丧期间刺血写出两份《金刚经》。唐玄宗时，阆中县丞吕文展"专心持诵《金刚经》，至三万馀遍"。（《太平广记》卷104，《吕文展》条引《报应记》）还有把《金刚经》用于日常课程的。杨希古在家中设置道场，供养僧人，自己每天黎明进入道场，"以身俯地，俾僧据（当作踞）其上，诵《金刚经》三遍"。（唐佚名《玉泉子》）
这样虔诚地对待《金刚经》，士大夫是否确实得到什么好处了呢？唐人段成式著《酉阳杂俎》，续集卷7题为《金刚经鸠异》，涉及士大夫事迹有以下几则：
段成式说自己父亲段文昌一生受持《金刚经》十多万遍，"征应事孔著"。段文昌由故乡荆州赴剑南西川，在节度使韦皋幕府供职。后来，韦皋手下人刘闢构陷段文昌，使他离开幕府，摄灵池县尉。韦皋死后，刘闢知西川留后，要接替韦皋的职务。段文昌闻讯，连夜离县出走。刘闢当时已通知各县官吏不得离县，段文昌半路上得知此事，只好返回。夜色漆黑，他看见夹道有两支火炬，百步为导，以为是县吏前来迎接，可又不见近前来，一直回到城边火炬才灭。他进城问起县吏，才知道他们尚未接到刘闢的通知。段成式解释道："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矣，数无虚日，信乎至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导火，乃经所著迹也。"后来，刘闢谋反迹象逐渐暴露，段成式的再从叔和人通谋，要制止刘闢谋反，事发后，全被刘闢处死。刘闢怀疑段文昌参与其事，想对他下毒手。一天夜里，段文昌念完《金刚经》，闭门睡觉。忽然，他"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嚗然有声。惊起之际，言犹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关扃，已开辟矣"。
刘逸淮是汴州军将，他的外甥韩弘在他手下当右厢虞候，一个姓王的老头是左厢虞候。有人反映他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逸淮。刘逸淮非常生气，召二人审讯。韩弘叩头，高声否认，刘逸淮免于追究。王老头年迈体弱，浑身打颤，不能自辩。刘逸淮下令杖打三十下。当时新造的赤棒，很大，韩弘估计王老头经不住杖打，会丧命。晚上，韩弘到王老头家探视，没听见哭声，以为全家恐惧，不敢哭出声来。一问门卒，才知道王老头根本没事。韩弘进入卧室询问，王老头说："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他还说挨打时，见一只巨大的手掌如簸箕，遮住自己的背。韩弘看了看他的背，果然没有一点杖打的痕迹。韩弘从此每天抄写《金刚经》十纸，数年间累计数百轴。"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方南生点校本《酉阳杂俎》原作谏宫，据《太平广记》卷106《刘逸淮》条和《因话录》卷6校改）因事谒见，韩方洽汗写经。"段成式还指出这一传闻的来源："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为予说。"此外，段成式还记载了很多僧人、军人写《金刚经》得到好报的事情，诸如死而复生、溺而不死、病而痊愈、遇虎平安等等，十分荒诞。这些都和《金刚经》的宗旨大相径庭。
《金刚经》在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2有一则题为《金刚经二验》的笔记，记载两件因念《金刚经》而幸免丧生的事，同样荒诞不经。明初两代皇帝，还为《金刚经》作集注。这些事例，不能不说是唐代朝野重视《金刚经》风气的孑遗。
上述三宗以外，三论宗以印度义学僧人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理论依据；法相宗以《瑜伽师地论》、《成唯实论》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律宗以《四分律》为理论依据；净土宗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和《阿弥陀经》为理论依据；密宗以《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为理论依据。这些文献中，律藏、论藏的地位比不上经藏，律藏规范出家佛教徒的行为，士大夫并不需要照办，论藏极其深奥、繁琐，士大夫并不感兴趣。净土宗主要向民间传播，所依据的经典篇幅短小，所讲故事单薄，一览无馀。密宗太荒诞，所依据的经典只是讲述该宗基本教义，各种仪轨、行法，以及供养方式。因此，这些典籍在士大夫中的流传，远不及《金刚经》、《法华经》广泛。此外，在佛教的基本读物中，《维摩经》所写维摩诘，是印度一位豪富，由于信奉大乘佛教，只追求思想解脱，便作为在家居士，依然过着豪华奢侈的世俗生活。他辩才无碍，和佛的大弟子反复交锋，彼此都显得十分机智。这样的佛经无疑适合士大夫的处境和口味，为他们所喜爱，甚至成为王维字摩诘的典故由来。其它如《涅槃经》、《楞伽经》等佛教基本读物，也为士大夫所选读。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白居易读过的佛典时，已作介绍，可见一斑。
通过本章各节的论述，可以看出，唐代士大夫在佛教充斥的环境中生活，自然免不了呼吸其空气，咀嚼其教条，无论是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必须以佛教为直接对象，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