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担任过各种各样的官职，以财政方面的使职和中央官职为主，也做过地方州刺史、节度使，在生命的最后九年，担任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三朝的宰相，并进位司徒，封为岐国公。唐玄宗开元（713-741）末年，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刘秩采集经史百家资料，以《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体例，分门别类，撰成一部35卷的政书《政典》，受到人们的称赞。杜佑认为该书内容有重大遗漏，于是加以扩充，历时三十多年，大功告成，命名《通典》，共二百卷，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驻今江苏省扬州市）节度使任上派人呈交朝廷。《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在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序为脉络之外，开创以典章制度为主题的史学编纂新体例。《通典》起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止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对各种典章制度、经济现象和周边民族，溯源明流，贯通古今。"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通典》的内容从大的方面分为"门"，每门再细分为子目。杜佑在给唐德宗的进书表中说"书凡九门"（《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但时人左补阙李翰为该书作序却说"凡有八门"（《通典》卷首《通典原序》），清乾隆皇帝为重刻本作序也说"为类八"。（《通典》卷首《御制重刻通典序》）李翰和乾隆皇帝并没有弄错，而是根据杜佑的夫子自道进行统计的。翻检《通典》目录，实际上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但杜佑交代本书的编纂思路，却只说成八门："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通典》卷1）这少统计进去的一门，恰恰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兵典》。这是怎么回事？杜佑在"刑又次之"句后的自注为我们解决这个疑问提供了线索，他说："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原来他认为军事附属于刑法，因而隐没"兵"，以"刑法"概括之。他在《通典》卷148《兵典》开篇便说："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这是《汉书·刑法志》的说法。他在《通典》卷163《刑法》开篇引这段话说："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周礼》六官在杜佑的时代演变成尚书省下属的六部，夏官即兵部，秋官即刑部。如果军事附属于刑法，两部同时建置岂不显得冗余，彼此的业务管理难免会出现混乱，导致扯皮推诿。因此，杜佑对军事地位的估价不符合历史实际。他在撰写《通典》的过程中，不可能回避这份尴尬，因而实际上还是把军事和刑法分开，让《兵典》单列于《刑法》之外，称全书为八门，实际是九门。
关于《兵典》的结构，杜佑作了设计，说："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通典》卷148）于是，他以《孙子》的说法为经，以历代的相关见解、战例、军事设施、器具等等为纬，来布局谋篇。《孙子》一共13篇，《兵典》一共15卷，每卷均引用《孙子》说法若干则，一共46则。这就把《孙子》的说法或分或和，建立成论述中心，统领相类说法和事例。具体地说：《兵典》开篇属于总论性质，所立第一个子目是《叙兵》，首列孙子关于军事、战争的宏观见解，便是将《孙子》一书中《计篇》、《作战篇》、《谋攻篇》的零星说法串在一起，然后罗列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南朝的军事、国防大势，连带介绍管仲、晁错、班固、何承天等人的说法。总论建立后，便开始分论，于是把《孙子》中的各种具体细节问题作为命题，辅以相关史料予以佐证、阐释。比如在子目《论将》中组合《孙子·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战篇》中"故知兵之将，民（《兵典》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作'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谋攻篇》中"夫（《兵典》据行文承接的需要，删'夫'字）将者，国之辅也（《兵典》据同样理由删'也'字）。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等说法，然后举出历史上的一系列选拔任用将领的事例，其中有人们熟知的战国时期赵国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的事例，导致长平之战全军覆没，数十万赵军被秦军坑杀，以作为选将的反面典型事例。杜佑自称"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卷1），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的用意十分明显，因而重视反面事例，为朝廷和读者提供龟鉴。如同"诗有别材"（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一样，带兵打仗也需要特殊的才干。饱读兵书、夸夸其谈的赵括身为军人尚且失律，写出备列历代战例的《兵典》的文人杜佑，更不会统军御将，并把战略战术熟练地运用于战争。进呈《通典》的前一年，杜佑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受命讨伐徐州叛乱。杜佑于是"大具舟舰，遣将孟准先当之，准渡淮而败，佑杖之，固境不敢进"。他"在扬州开设营垒三十馀所，士马修葺，然于宾僚间依阿无制"，致使几位属官争权夺利，"颇紊军政"。因此，史书评论他为"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旧唐书》卷147《杜佑传》）这是文人的共同弱点，不可以苛求杜佑一人。
《兵典》的写法既然如此，在典章制度的考镜源流方面便显得十分薄弱，达不到其它几门那种"千载如指诸掌"的效果。《兵典》开篇先说："缅寻制度可采，唯有汉氏足征"，也只是提到"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也。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贰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省。虽卫[青]、霍[去病]之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通典》卷148）当时守卫皇宫、侍从皇帝的南军（期门军、羽林军、羽林孤儿），戍卫京师的北军八校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中垒校尉），何时建置，成分、编制、责任、性质如何；百姓服兵役的地点和时间规定，以及纳钱代役的践更、过更办法，都没有提到。至于后来朝代的州郡武装、私家部曲、世家大族世袭领兵制、游牧族部族兵、北府兵、府兵制、募兵制等等，也都没有提到。作为典章制度专史的《通典》，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憾。尽管如此，《兵典》毕竟广泛搜罗历代军事言论、战例，给读者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的思想、组织、战略、战术、设施、装备、武器等等提供了方便，功不可没。
关于《通典》的资料来源，李翰的序言说是"采五经群史"，虽然杜佑不曾交代出处，读过传统古籍的读者都能判断出由来所自。《兵典》也采用了当代的私家著述，如卫公李靖的《兵法》，是否还有李筌的《太白阴经》呢？《兵典》中的攻守、水陆战具、五火之具、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造舟楫、习水战等等内容，和《太白阴经》一样。清末汪宗沂搞了本《卫公兵法辑本》，认为这些内容都出自李靖，于是对李筌痛骂了一通："李筌私撰《太白阴经》，多取《卫公兵法》，不加判别，欲乾没入己。……李筌虽善于售欺，亦不能尽掩其剿袭卫公之迹。……筌之窃卫公入己书，……居心尤险而隐。"汪宗沂所持的理由很简单："兵事必由阅历，非可空谈。如卫公者夙精兵略，参孙子、吴起而大用，本太公、尉缭而善其术，乃犹韬晦浮沉，不轻一试，直至出入将相，宣威沙漠，成就功名，方著为书。"（《卫公兵法辑本·叙》）问题是《兵典》各卷多处引用李靖的说法，无论是长篇大论还是零星说法，都在引文前明明白白地交代"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曰"，有时在引文后还交代"以上并《卫公兵法》"，而攻守诸条都是大段文字，却没作这样的交代，显然不是出自李靖。汪宗沂仅仅依据"兵事必由阅历"，就断定这些内容也都出自《李靖兵法》，未免过于武断。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一共三卷，几乎完全依据《通典·兵典》，只有一条"将务"辑自杜牧《孙子注第四形篇》所引李靖语，其余虽利用北宋《太平御览》、《武经总要》和明代唐顺之《武编》诸书所引逸文，也只是同《兵典》所交代的李靖兵法诸条参互校订而已。《卫公兵法辑本》卷中的烽台、马铺、土河、游弈，卷下的攻守战具，便是被斥为李筌剽窃李靖的成分。这些情况不属于国家机密，当然不会隐蔽很深无从认识，而是随处可见的现象，李筌难道调查不出来？古代没有著作权法，虽然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维护自己权益的现象，但著书立说往往移录现成资料而不交代出处。《大唐新语》、《唐语林》、《唐诗纪事》等等书籍均题为某某撰，其实多是抄录而来，从来无人指责他们"乾没入己"。李筌著书，不排除"参考"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军事著述的因素，但没有证据断定必然是李靖的著作。李筌如果真是"窃卫公入己书"，"居心尤险而隐"，恐怕也就没胆量将《太白阴经》先后进呈给唐肃宗、唐代宗了。因此，《兵典》中的这些内容可以断定取自《太白阴经》。但杜佑对《太白阴经》的文字作了修改，有的地方反不如原文通畅易懂。比如《通典》卷152说："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迥平地置。"这"孤迥平地"便让人莫名其妙。查《太白阴经》卷5《烽燧台篇》，作"无山亦于平地高迥处置"，文意十分醒豁。
杜佑自己的军事思想在《兵典》叙述历代军事内容中没有体现，但在冠于开篇的《兵序》中有正面交代，归纳起来，除了上文所说对于军事问题的定位以外，所可注意者尚有两段话。一段话说："国朝李靖平突厥，李勣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实安边之良算，为国家之永图。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乂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受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庭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段话包含杜佑的两个观点。其一，美化府兵制，否定募兵制。杜佑的这个看法在唐代是人们普遍的见解，白居易、刘蕡、李泌、杜牧都有这类言论。他们都认为府兵制时期大将身在朝廷，临时受命带兵打仗，战争结束，回朝交差，同士兵不可能结成胶固关系，因而不至于拥兵自重，发动叛乱。而士兵是义务兵，由农民轮流充当，"三时耕稼"，"一时治武"（杜牧《樊川文集》卷5《原十六卫》），既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完成军事任务。军府集中在京师地区，外地力量薄弱，能收到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效果。募兵制时期则不然，士兵皆是招募来的职业兵，节度使皆是长期驻守边镇、握有军权的职业军官，于是边地集结着大量兵力，内地空虚，居重驭轻化为外重内轻，必然导致地方叛乱。杜佑在《兵典》中由于没有考察府兵制和募兵制的具体情况，因而无法揭示前者向后者转变的原因和过程。实际上，唐初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既要恢复生产，又要承担军事责任，只能实行兵农相兼的府兵制，把军事费用转嫁到农民身上。但府兵执行军事任务，不可能兼营农业，不违农时，沉重的兵役负担对小农家庭和劳动力有着巨大的摧残作用。于是，农民纷纷以自残肢体和逃亡的方式逃避兵役，府兵制无法再维持下去。唐玄宗时期，户口增长到唐初的三倍，兵源充足，有可能成立专业的军队，社会富庶，积累增多，有力量由国家支付军费，于是实行募兵制。这样，兵农分离，各专其业，军事、经济两不耽误。由于内地承平，兵力便集中在边地，这仅仅是个措置的问题，并非调整不过来的痼疾，当然更不是爆发叛乱的必然因素。只是由于唐玄宗调控失衡，才出了乱子。北宋同样实行募兵制，却没有出现地方军阀叛乱，就是因为采取了京师驻扎重兵、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军队经常调换驻地、将领和士兵随之重新组合等等措施。其二，机械地解释安禄山叛乱的必然性。杜佑的说法把叛乱的条件和原因、可能性和现实性混为一谈，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见物不见人。历史既然是人的活动，脱离了具体的人去考察事件，就只看到军事形势，不追究个人责任。其次是突出事件的偶发性质。既然军事形势发展到边镇必然叛乱的地步，那么，叛乱发生在谁身上，带有不可捉摸的偶然性，既可能是统率平卢、范阳、河东这东北三师的安禄山，也可能是统率河西、陇右这西方二师的哥舒翰，然而史书中却没有哥舒翰叛乱的任何迹象。再次是责任混乱。若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则可以较少地追究安禄山，而不得不追究对这一军事形势的形成负主要责任的人，即批准实行募兵制并造成外重内轻形势的唐玄宗。最后是忽略了对安禄山的思想、文化状况与叛乱关系的考察。安禄山是混血胡人，长在边地，终身习武，不识文字，缺乏儒家那套礼义忠信、君臣父子道理的修养，这种思想状况很容易在对上级产生不满时贸然采取非常行动。假如不是安禄山，而是汉族儒将王忠嗣或郭子仪，同样身兼三镇，同样处于边陲势强、朝廷势弱的形势，恐怕不至于要称兵向阙吧！
另一段话说："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或参以阴阳日辰。……若以风鸟可征，则谢艾枭鸣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沉水而破卢循；若以日辰可凭，则邓禹因癸亥克捷，后魏乘甲子胜敌：略举一二，不其证欤？似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他举出这些事例，说明迷信对于战争胜负根本不起作用，只不过用来愚弄士兵、驱使士兵，增大自己一方成功的砝码而已。在后面的行文中，他设立《假托安众》子目，其中两例更是直截了当地揭出玩弄迷信的秘密。一则说：战国时期，齐国在燕国的凌厉攻势下，几乎亡国。齐将田单在即墨城领导抵抗活动，"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田单据此现象宣称："神来下教我"，"当有神人为我师者"。一个士兵对田单说："臣可以为师乎？"说完就跑。田单把他追回，让他东向而坐，拜他为神师。士兵说："臣欺君，诚无能。"田单告诫他不要把真相说出去。此后田单"每出约束，必称神，众心乃安，竟破燕军"。另一则说隋唐之际，王世充驻洛阳，同李密较量，"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王世充）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众皆请战，遂破密"。（《通典》卷156）杜佑虽然设置了《风云气候杂占》子目来介绍神鬼之外的迷信内容，但在子目下自注说："语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于末篇。"（《通典》卷162）他把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附录于《兵典》的最后，可见是为着"将施有政"的著书意图，以满足军事活动的一时之需。在介绍《李靖兵法》中的各种教令时，杜佑特别保留了军队对于迷信的处置办法："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与其人往还言议，斩之。"（《通典》卷149）这都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