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方文明的传播
13世纪的欧洲对于广大的亚洲的了解，多半停留在想象和道听途说的水平上，如有人描述："探险家到遥远的地方旅行，面对的是陌生的新世界，那里住着半人半兽的魔鬼、神奇的动物和风俗奇异的种族。……当地的女人具有人形，而男人则长得像狗。……根据可靠的资料，那里住着人形的魔鬼，两脚成牛蹄状，头部和人一样，面孔却像狗，这种怪人能说两种人类的语言，又像狗一样吼出第三种语言。……有人言之凿凿，说他们在穿过沙漠时，发现了一些人形的怪物，只有一只手，长在胸部中央，而且只有一条腿。两个怪物合用一张弓，跑得极快，连马匹都追不上。它们用一条腿跳跃，累了就以手着地跳，再用腿跳，身体像车轮一样转过来转过去。"（《马可·波罗游记》）
诸如此类的传说，一方面使西方提到东方时惊恐万分，另一方面也刺激他们的好奇心，增加了他们前去了解神秘东方的欲望。正是出于对好奇、贸易机会的渴望，促使一大批欧洲旅行家开创了欧亚大陆旅游的新篇章。
据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因讲述东方见闻，只被看作是一个在威尼斯舞厅和游乐场所，向观众讲些离奇故事，博观众一笑的小丑。以致当他临终的时候，他的亲戚朋友出于好心，劝他对神表示忏悔，承认撒谎的过失，以拯救灵魂。马可·波罗则声明，他不但没有撒谎，而且他所讲的故事，尚不足他所见的一半。
15世纪末，两股势力侵入了印度：一股从海路而来的是葡萄牙人，另一股是从陆路而来的在中亚地区征战的莫卧儿人。这两股势力的到来，给印度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变化。到1526年，马布尔在德里建立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开始了穆斯林势力的统治。
西方最早进入印度的是葡萄牙人。《西方旅游史》写道：
"487年，葡萄牙国王派身为语言学家、士兵、间谍和外交家的佩罗达·科维利亚由陆路出使印度，以搜集有关这一国家的情报。科维利亚会说阿拉伯语，他沿传统的商人路线行进到开罗和亚丁，接着乘一条阿拉伯独桅帆船到印度的卡利库特。他侦察了印度西海岸即马拉巴尔海岸港口，然后搭一条阿拉伯船返回东非。在东非，他访问了许多阿拉伯城镇，再回到开罗，最后在阿比西尼亚结束全部行程……在离开开罗之前，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一份千金难买的报告，寄回里斯本。""在他之后是西方人引以为豪的新航线的开辟。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印度，在其后的50年里，葡萄牙人占领了果阿海岸长约96.5公里，纵深48公里的地区作为其贸易的据点。之后，又在南方占据了一连串的海港要塞，并与当时印度北方的莫卧儿王朝和南方的各土邦之间，互派了使者。""葡萄牙人利用在里斯本和果阿之间的贸易，发动了一场重要的商业革命，它使印度、甚至还有整个亚洲最终实际上加入单一的全球交换体系。葡萄牙船队从果阿返回里斯本，又驶向安特卫的皇家'商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开发了正在发展的北欧贸易。而且印度经过里斯本，同全新的市场、葡萄牙人的巴西殖民地和在西非的拓居地也连接起来。"该书还写道："必须承认是从印度向西到非洲和阿拉伯，向东到马六甲、香料群岛、中国和日本贸易的利润，特别是转口贸易的利润，支撑着葡属印度的整个大厦。贸易和以合法方式或贪污手段对贸易征收的税款，负担了军队和官吏的费用，又使传教的活动可能从阿比西尼亚扩展到北京。"西方文明的传播，多半是从宗教开始的。因为随着商业和航海的繁荣，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向异教徒传播上帝福音的决心。甚至葡萄牙约翰二世还发誓要"将人类可居住的世界统一于基督教"。
罗马教皇很关心如何在海外实现教会的直接控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伴随着海外殖民地运动的推进，天主教也传到了美洲和亚洲。当有人问达伽马是什么促使他去印度时，他毫不犹豫回答："是基督徒和香料。"1500年，葡萄牙指挥官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一队人马前往东方开拓贸易，同船的还有8名平信徒和8名方济各会会士，他们奉命去印度海岸传播基督教。但不幸的是，在两个月内，就有3个传教士被杀。不过，其余的传教士并没有退缩，一直留在那里传教。
当德·阿尔梅达于1505年成为葡萄牙第一任印度总督的时候，更多的传教士前往印度传教。在耶稣会士进入印度前的40年间，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以果阿为中心的海岸附近，并在果阿建立了马德拉斯方济各大主教辖区，其传教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
1707年，莫卧尔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奥朗则布去世。在此之后，印度进入了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时期。印度从一个典型的非西方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社会。
17世纪初期和中期，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就陆续在印度坎贝湾的苏拉特开设商行。1665年以后，苏拉特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在船舶云集的港口，有大批的简易棚屋供欧洲或其他地区的水手暂住。据记载，苏拉特常住人口达百万，可与里昂相比。除繁荣的商业景象外，世界各国的种族和宗教也都汇集于此，形成另一大景观。
由于各地的产品都很丰富，印度次大陆的贸易旅游十分兴旺，在靠近港口和河流的地方，陆路的商队把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内陆的广大地区。
16、17世纪，天主教各教团的传教活动继续发展。许多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也把印度作为向其他地区传教的基地。如方济各会士在锡兰的一些地区传教，做礼拜，接受有身份人士的造访。每个较大的村镇都建有教会学校，在教会建的学院里，学生们经常排练神迹剧。在一些大的基督教社区，经常可听到用拉丁语和泰米尔语吟唱的圣乐。一些传教士也留下了关于17世纪印度的游记。如著名的《旅行记》就叙述了西班牙传教士曼里克1612在孟加拉的经历，该书描写了恒河的富饶，棉织品的华丽，人们对牛和恒河的尊敬以及一些地区自我牺牲以祭神的稀奇做法。
到了16至17世纪，随着商贸的繁荣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旅游者进入印度。尼古拉康蒂和德拉·瓦勒分别于15、17世纪在印度旅游时携带家眷，表明了当时印度的旅游文化也很发达。
耶稣会教士是近代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为成功的例子。1541年，罗耀拉成为耶稣会的领袖，并宣布所有的教徒皆为基督教兄弟。通过耶稣会教士努力，在欧洲的天主教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团体。耶稣会教士的志向并不仅限于欧洲，他们要把主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其他的地区。
为了确保耶稣会在海外传教活动卓有成效，教会"派遣精选而更可靠的人士前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才兼备的教士去往世界各地。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从16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们就向印度、中国、日本及新大陆传教，他们的活动内容包括教育、布道、亲人救济以及其他各种传教活动。
早在隋唐时期，伴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外国的宗教就不断传入中国。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继佛教之后，在唐朝初期纷纷传入中国。公元742年，长安城里兴建了我国第一座清真寺。此外，外国的乐器和娱乐活动也传入我国，如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旋舞、波斯乐器箜篌和唢呐及欧洲罗马帝国的杂技等。由于胡旋舞的流行，胡服也成为当时流行的时髦服装。一时间，长安、洛阳城两城内，"胡化"严重。今人在敦煌、西安及盐池三处发现的雕刻和壁画中，可以看到胡旋舞的图案，足见胡旋舞当时的盛况。
由于明清两朝推行闭关禁海的政策，导致外国来华游客稀少。据历史记载，明永乐二十一年，到南京的海外游客只有一千二百人，国际旅游处于停滞状态。但毕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交通往来更加便利，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客观上也迅速增加。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文明使者。罗明坚和利玛窦是明清来华传教的奠基者。
1578年3月29日，罗明坚、利玛窦和巴范济，以及同行的另外13名耶稣会士，离开里斯本，开始了到东方的航程。1578年9月13日，他们到达果阿。1579年4月，罗明坚动身，搭上前往中国的航船，于同年7月到达澳门。36岁的罗明坚通过两年的学习，便"认识15000个中国字，逐渐可以看中国书籍"，还试着翻译中文的小册子。他最终写成了一部系统介绍基督教义的书，称之为《新编天主实录》或《天主圣教实录》，这"是欧罗巴人最初用华语写成之教义纲领，于1584年11月抄刻于广州"（沈定平，2001）。
从1580年12月起，罗明坚曾多次随同被允许到广州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进入这座富庶的城市，并开始了在广东的传教活动。
为了尽快赢得中国官员的信任，罗明坚在澳门卡内罗主教的协助下，排演了一个旨在增强传教士声望及率领西方商人学习中国礼仪，如长跪、磕头、谦恭、礼让等颇具戏剧性的场面。长期以来，一些葡商因对中国繁琐礼节不以为然，遂招致中国官员的反感，视之为蛮夷。由于神职人员在西方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言论带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经过罗明坚的一番开导和教化之后，葡萄牙商人过去那种粗陋的行为不再有了。并且因为罗司铎的"明智、温和、又不携带武器"，官方在每次公共拜谒的时候，必定要有他在场作证，罗明坚慢慢受到官方的重视。
他还与广州的官员建立了个人的友谊，并获得了暂时居住的权利，从而开始小规模的传教活动。1583年9月，罗明坚和利玛窦一起到达了当时广东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得到了肇庆知府王泮的首肯，开始在肇庆修建教堂和传教，并逐步扩展到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罗明坚于1588年离开澳门，返回欧洲，他再也没有作为教皇的特使回到中国，而于1607年5月11日在等待中去世。
利玛窦是明清来华传教士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毕业于罗马神学院。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很少接触西洋教会，所以利玛窦和罗明坚一样，在传教初期并不顺利。为了吸引中国人的好奇，他在教堂陈列室展出西方制造的时钟等科技产品，并在墙上悬挂一幅自制的世界地图。他故意把中国的位置画在地图的中间，用汉字标出，以求得中国人的好感。在取得一些地方官员的信任后，利玛窦先后在南京、南昌、苏州等地传教，并一路游览名胜。后经人推荐进入北京，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皇帝赐给他一所邸宅，并允许其在北京宣武门建立天主教堂，所需经费皆由朝廷供给。
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九年，除传教讲经，大多数时间还是用于介绍西方文化、翻译书籍。西方测绘技术就是由他引入中国，所以他被称为"引进西方测绘技术的第一人"。他先后测出中国南部海岸、北部边缘和北京、广州等地的经纬度，并绘制出多种世界地图，使得中国人有了东西半球的概念。他还翻译了《几何原理》、《测量法义》、《万国典图》等自然科学书籍，对丰富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开启中国人科技智慧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