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制造异议(二)

  有关抵制中国所存在风险的一些注释:

  厨房垃圾桶已经卡住打不开好几个月了。凯文招认说,他买了一个中国零件打算修,可还没来得及动手,零件就丢了。可他立刻就后悔了。

  “真不该告诉你,因为要是我再买一个中国零件来修它,你就心知肚明了。”他哭丧着脸说。

  我们早晨仍然是烧开水煮咖啡。坏掉的中国咖啡机摆在橱柜台面上,咖啡壶积满了灰尘。

  每回碰到孩子学校的一位中国研究生,我总充满内疚。他是苏菲班上一个男孩儿的爸爸,早晨我放下孩子的时候,他总替我拉着门。我们交换着礼貌的微笑,我很想告诉他,这一年我正在抵制中国货,但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行为。不过,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经历了塔吉特的玩具梦魇之后,我给苏菲买了美国产的轻纱和墨西哥缎带,给她缝了一个亮蓝色的短裙子。我可不是做女工的高手,但整件事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10分钟,不得不说这是个奇迹。我举起小裙子给苏菲看,她箭一般从房间里射了出去。我追上她,给她围上小裙子。

  “把那玩意儿给她脱掉!”凯文顺着宝宝的尖叫声,走进卧室一看,便板着脸吩咐我,这时苏菲正在地上打滚儿,撕扯着裙子。我以为她不想穿上小裙子的原因跟她不想在头上拴发带一样:因为她就是爱跟我—她老妈—对着干。在正常情况下,凯文会鼓励苏菲欣赏我的手艺,恳求她听我的话穿几分钟裙子。可现在不是正常情况,凯文认为小裙子是我没给苏菲买真正玩具—也就是塔吉特的那些中国玩具—的蹩脚替代品,是以得出结论,宝宝有权反抗。我只好给苏菲脱下了裙子。几天后,我把小裙子送给了朋友三岁的女儿,而苏菲,继续玩着那些木头棍儿。

  一天下午,我在购物中心逛进一家饰品店。才跨进店门,我就闻到了一股子中国味儿。在货架上,我找到了可食用的中国玻璃杯,像菩萨一般形状的趣味中国手机,镶嵌有猫王黑白照片的中国钱包,中国眼影,数不清的中国仿金银耳环,中国脚链,中国情绪戒指,中国领带,中国仿皮带,中国相框……这家店简直是个中国廉价商品宝库,可但凡没参加抵制中国活动的人,都没法抵挡它的魅力,因为所有东西便宜得不可思议。我找不到一件非中国产的东西,除了小瓶装的美国造蓝、绿、紫指甲油。

  我很想多花些时间翻检这家店的中国存货,但我发现女店员猜疑地拿眼睛瞟我。我猜,她看见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闲逛这么久又什么都不买,恐怕甚觉不自然。毕竟,一家店一副耳环只卖3美元,你根本就不会多花时间考虑,只管一口气买下去,任何其他做法都显得不可理喻。女店员大概认为我是个中年商店扒手—正在寻找机会把东西揣进兜里。否则,何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购物篮里没有装满可食用玻璃杯和相框?为什么我连3美元一副的耳环都不买?

  我竭力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走出店门,我应该是这副表情,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走出店门之前,我故意放慢步子。我感觉,那店员死死盯着我迈出的每一步。

  维斯加入了凯文一伙,开始游说我买个充气游泳池。他注意到妹妹的小盆子,去年夏天买的中国货,形状像个小兔子,是给刚出生的婴儿用的。凯文低声对我说,我们该给维斯买个游泳池。

  “让咱家男孩没个游泳池就过完夏天,除非是我死了!”他压低音量警告我说。

  我原本以为中国是纽扣生产大国。瞧,纽扣,又小,又便宜,又是塑料的,一个集装箱就能装几百万个。但不可思议的是,在裁缝店,我连一颗中国扣子都没找着。我花1美元买了三颗粉红色的意大利纽扣。在4月里这个热烘烘的星期三下午,意大利和法国一起,霸占了这家折扣缝纫用品店的纽扣部。我很好奇,在中国把它们打垮之前,它们还能在老大的位置上待多久—至少是在这个地方。

  一天下午,维斯扯下了一个玩具的标签,贴在自己手背上,跑到后院来给我看。

  “我是中国制造。”他说,给我看他的手。

  “这是你想出来的?”我问。

  “爸爸说的。”他说。

  大多数时候,维斯想起抵制活动,心情都不那么好。

  “我们还能再买一个这个吗?”一天晚上,他坐在浴缸里,举起一只绿色的塑料小船。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制造。

  “明年,”凯文坐在浴缸边上说,“我们必须等到圣诞节过后才能再买中国东西。”

  “以前在旧房子的时候,我们都要买中国来的东西啊。”维斯评论说。

  “明年我们就又能买中国东西了。”凯文回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假装没看见。

  “那以后再也别不买了,好吗?”维斯恳求道。

  我以为能到老妈那儿诉诉苦,捞到些同情,但她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偏不倚,尤其是有关抵制中国活动的政策。

  我向她抱怨说,要给凯文买副非中国产的太阳镜,可能要花上一大笔钱。

  “你还想怎么样?”她问,“在世界上,尤其你那个不买中国货的世界,你总不能指望啥东西都免费吧。”

  没有中国的日子,还要过多久?8个月。谁盼着它早点儿过完?我可以告诉你:所有人—除了苏菲和狗。

  我买了中国胶卷。这是个诚实的错误,而且乍一看起来还有点神秘。我在杂货铺买了一盒标明“美国制造”的胶卷,半个小时之后,它立在厨房的桌子旁,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我晕乎了好几分钟,接着我伸手取来塑料购物袋,翻出另一盒胶卷,把它举起来就亮儿一看。

  “美国制造。”这盒胶卷如是说。

  我把两盒胶卷放到一起,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微笑女孩儿,一模一样的黄色纸盒,一模一样的质保封条。在店里,我肯定是先看了美国产那盒的标签,之后抓起第二盒,就想当然地以为它也是美国产的。10分钟后我回到杂货店,在满是灰尘的胶卷架子上翻来翻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店员解释为什么要把一模一样的胶卷换来换去。在走到柜台之前,我希望自己能灵机一动想出个什么说得通的理由,有趣的理由。问题在于,我并不觉得有趣。我很担心,因为这个架子上的每一盒胶卷好像都是中国造。终于,在架子很靠后的地方,我发现了一盒孤零零的美国造—它过期两个月了。我决定赌上一把。

  我双脚颤抖地走到柜台。店员是个穿着白色涤纶工作服的胖小伙儿,20来岁,问我头一盒胶卷有什么问题。我的脸登时烫了,实在想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只得彻底坦白了。我压低声音。

  “我发誓不买中国货,”我指着盒子告诉他,“这盒是中国产的,所以我想把它换成美国产的。”

  他真是个和气的年轻人,咧嘴一笑,点点头。

  “真酷,”他说,“坚持住。”

  很快,我就再次领教到娃娃脸店员的好意。过了几天,我在杂货店不小心买到一把1美元的中国牙刷,再度掉进跟中国胶卷一样的陷阱。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赶紧把袋子卸在厨房里,抓起钥匙就往门外跑。在客户服务柜台,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姑娘递给我一张退货单。大多数问题都是例行公事—名字、物品、付款方式—可最后一个问题把我卡住了:“退货理由是?”退货单上留出了好几行空白,免得你真的想要说个清楚。我拿着笔,可不知为什么,没法写出这样的句子:“因为它是中国货。”我留了空,把表单还给姑娘,希望她没看到。我掏出在杂货店长长的购物小票,紧挨着退货单一起放在柜台上。

  姑娘公事公办得很,我从上往下看见她帮我填好了解释栏。“不想要。”她写道。

  她对我退掉1美元牙刷的举动毫无好奇之心,我真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惊慌。一方面,我很高兴不必解释我退货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她应该会觉得我的要求很怪,因为它确实很怪—毫无疑问太怪了。我有牙齿,满口都是。有牙齿的人不会退换牙刷。我刚才在杂货店花了100块,为什么要如此不顾一切地退掉一块钱一把的牙刷呢?难道她不该至少给我一个暗怀讽刺的表情,或者转转眼珠子,以示她真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搞的吗?

  相反,她啪啪地嚼着口香糖,退了1.08美元到我的Visa卡上,递给我一张新收据,一句话也没说。

  几个月以前,斯麦德列太太就警告过我,要提防网站。

  “靠不住,”她说,“根本信不过。”

  我肯定她是对的,但凯文的臭脸和被太阳晒伤的眼睛,令我拼死想给他找一副非中国产的太阳镜。自从他那副意大利眼睛丢了之后,都过去好几个星期了。全球遗失太阳镜摸彩袋辜负了我们对它的信任,里面只蹦出了那副惨遭噩运的粉红太阳镜和超大的中国太阳镜,但它们连权宜之计都算不上。所以,我克制不住在网上来了次非中国产太阳镜大搜捕。第一站是一家宣称只罗列美国产品的网站,可点了几下鼠标,我就发现自己降落在一个充斥着疯狂观点的留言簿上,没有任何一条主题与非中国产太阳镜有关系。

  “读到汽车工人联合会禁止军人在他们的停车场停车,并且投了民主党的票,我真后悔我买了美国车。”一个叫“樱桃”的人说。

  “我的尼桑是在田纳西州士麦那造的,”“冰上飞人”写道,“对此我丝毫不感愧疚。”

  “组织高层的白痴们表面上说要代表什么人,可组织根本不是那些人组成的,这就好像全国教育协会根本不代表我那了不起的教师岳母大人,”“修理自行车”说。

  “我尽量不买中国东西,”“冰上飞人”写道,“看到博士组合音响(Bose)是美国造,我就买了一套。”

  这话激怒了一个叫“支持合众国”的人。

  “你说真的?如今汽车零件都是墨西哥产,我的曲棍球鞋是中国造。这类东西说都说不完。”

  “我买韩国车,”“逻辑”插嘴,“为什么?因为我绝不支持那些工会暴徒和工会激进分子。”

  我赶紧打住。我很想继续读下去,看看这场对话会发展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但凯文在厨房传出咔咔的声音—我猜他又在使劲拉卡住的抽屉把手,叫我想起自己的使命来—快给厨房里的怒汉买副太阳镜。

  接下来的尝试让我碰到了更多废话。我在搜索框里输入“太阳镜”和“美国制造”,顺着链接来到一个美国制造的网站,这里出售山羊奶酪、园艺长凳、拴狗皮带、便携靠枕、老式磁带专辑,显然,这些东西都是地道的美国制造,可跟眼镜实在攀不上亲戚。再下一站,我来到一位中国游客的信息页面,上面建议春天游长城要带上太阳镜和雨衣。我试了eBay,可上面的卖家卖的东西,跟我在别处看见的毫无二致:要么是昂贵的意大利和美国太阳镜,要么就是便宜的中国太阳镜。最终,我找到一家美国太阳镜生产商,但都是硕大的彩色眼镜,不是汤姆·克鲁斯,或者声称自己像汤姆·克鲁斯的凯文愿意戴的那种东西—要是他们在这事儿上有发言权的话。

  我只好认了输,走进厨房,坐在桌子边上,盘算该怎么才能凑钱买得起意大利或美国产太阳镜。

  但就在那天晚上,我转运了。我在钱包里四处翻寻,想找钥匙,无意中手指在最底下碰到了一根冷冰冰的金属细丝—我居然从自己的钱包深处找到了我丢掉的那副意大利太阳镜!可我之前至少在钱包里找过七八回了!我赶紧把它掏出来戴上。镜架中间稍微有点弯,一边的镜片也跟镜框有点松了,它早已不像我当初买的时候那么光鲜了,但多多少少还完整无缺。

  我站起身,穿过房间,走到橱柜台面旁找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给凯文新太阳镜做的预算。我把原来的数字划掉,写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数字。既然我找到了自己的太阳镜,那就能给凯文买副贵点儿的了。接着我又坐回桌旁,内心窃喜,但这一回,我想的不再是太阳镜,我喜的是自己终于谋划出一套购买中国充气游泳池的方案,让丈夫变回从前那个快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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