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当初猛然醒悟自己打心眼儿里想嫁给凯文的那一刻。那时我认识他已有几个月了。我俩跟一位朋友坐在夏威夷怀基基的海滩上，他正逗着从旁边海滩逛过来的一个小男孩儿玩，他俩一起从沙滩里拾贝壳，好看的就留下来堆在一旁，不好看的，就扔回大海。
朋友唠唠叨叨地讲着跟男朋友之间的麻烦，还有一件超悲伤的趣事，但我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她讲。凯文逗小孩的高超技巧，老叫我分心。每次他说一只贝壳“好丑！”，小孩就兴高采烈地尖叫起来，动作夸张地把它抛进浪涛。我早就仔细捉摸过凯文这个人了，他笑起来能把餐馆里的陌生人吓个够呛，有一种淘气的幽默感，穿衣服特不讲究—天天穿着旧货店淘来的褪色T恤招摇过市，但他长得特像史蒂夫·麦奎因，而且更好看，因为他有着翡翠般的绿眼睛和一副好脾气。
我在最后一刻才接到凯文和朋友到夏威夷旅行的邀请，完全没指望要寻找爱情。我原本以为会跟他们在沙滩上晒一个星期的太阳，灌上一肚子酒。可如今，我坐在毛巾上，假装在听着忧郁朋友讲的话，却感到有什么东西让我怦然心动。我意识到，几米开外在沙滩上跳上跳下的这个男人，这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男人，能带给我一辈子的幸福。问题是，凯文不知道我也能带给他一辈子的幸福。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让他确信这一点。他用了很长时间—整整两个星期—才醒悟过来，向我求婚。我原谅了他的迟钝，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从没后悔过。
要把眼前这个站在塔吉特泳池用品区一脸苦相的男人，跟记忆中那个在沙滩上快快活活的“史蒂夫·麦奎因”联系到一起，简直是太难了。不，不是难—是根本不可能。“史蒂夫·麦奎因”那副脸孔还在，可那天他在海滩上的幽默感和耐性，却犹如一缕青烟，消散在空中。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凯文抱怨地瞪着我。他那样子，就好像是要朝小孩的身上扔贝壳，而不是帮他们扔贝壳。而且，我还注意到他双眼斜视得厉害—正如他过去几个星期天天早晨跟我抱怨的一样，他真的该换副新太阳镜了。
他朝一个大纸板箱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纸箱上有一幅广告照片，梳洗干净的一大家子人拘谨地围坐在一口充气泳池里。我真希望他忘了之前说的要给孩子们买中国泳池的事，可凯文的记性比大象还好。
“买这个行吗？”他问。
他问了个孩子般天真的问题，所以我只好拿了个适合孩子的回答应付他。
“我们晚一阵子再说这个吧，”我说。
“为什么现在不行？”他想知道。
这真是个不公平的问题，因为答案明摆着。
“你知道的，”我说，“别逼我非得说。”
他绷紧了下巴，在胸前交叉起胳膊，暗示我非得告诉他答案不可，否则他就一直等下去。我停了一会儿，等旁边的妈妈带着孩子穿过我俩身边，这才回答他道：
“因为它是中国来的。你知道的。”
说完我就换了话题，牵起孩子们的手。苏菲立刻就忘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情绪，可维斯却兴致盎然地瞧着我们。他知道这场冲突中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但我不敢肯定真的喜欢自己的戏份。
“我们去看看玩具吧。”我说着，拽着孩子走了。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中国充气皮球，中国橡皮筏子，中国水池玩具，中国沙桶，中国潜水套装，中国遮阳伞。夏天，我发现，竟然是另一个中国季。凯文继续在泳池用品区徘徊，充满渴望地看着那张全家人挤在中国泡沫池子里的照片。
在抵制中国活动期间，玩具部绝不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地方，但我们不得不到这儿来。有人邀请维斯去参加生日宴会，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开始了。我在他学校储物柜里瞅到那个信封的时候，心简直沉到了谷底。不过我预料到过这种麻烦。说生日宴会是麻烦，因为它们总会涉及到买玩具—中国玩具—的问题。是以我尽量把选购玩具的时间往后拖，惴惴不安地等着几乎是命里注定的惨败。这次生日宴会在露天开，我竖着耳朵听天气预报，指望天降雨水，拯救我于危难之中。
我说中国玩具的意思，并不是指有些，甚或是大部分玩具是中国制造，而是，在这天早晨，在塔吉特的男童玩具部，每一辆小卡车、每一把玩具枪、每一台收音机、每一辆摩托车、每一只怪物龙、每一只恐龙、每一个超级动作英雄，都是中国制造。我叫孩子们先玩玩最低一架上的玩具，同时尽量快速地翻看着包装盒上的标签。15分钟之后，我筋疲力尽。维斯担心地抬头看着我。
“都是中国来的？”他问。
“都是中国来的。”我告诉他，他一下子蔫了。为了让他振作起来，我撒了个小谎。“别担心。我们才刚开始呢。总不可能都是中国产的吧。”
我们来到下一排货架，终于走了运。我们在转角碰到一墙壁的乐高玩具。乐高卡车、起重机、救火车、骑士、机器人、小船和警车。不是我小时候玩的那种枯燥无味的方形乐高积木块，而是能让所有男孩热血沸腾的英雄、暴力乐高套件—恐龙、沙丘战士。著名的丹麦乐高—至少我以为是丹麦造的。我挑了一盒外面印有救护车照片的乐高，瞅了一眼标签。这时我才发现，乐高早就不是我印象中的丹麦造了。
“零部件由瑞士、美国、丹麦制造，”我大声读给凯文听—他暂时把对中国游泳池的坏心情放到一边，逛过来跟我们一起检查盒子。我无奈地耸耸肩。
“好吧，总算不是中国的。”我说。
凯文看了另外一个盒子上的标签，做了个鬼脸。
“你肯定不喜欢这个，”他说，“零部件由丹麦……和中国制造。”
因为手上已经有了一套瑞士-美国-丹麦制造的救护车，所以丹麦-中国制造的标签还不算大祸临头，但也绝不是什么好消息。零部件中国造的声明，让我贸然断定：一旦丹麦人从手脚麻利、薪资低廉的中国工人身上尝到了甜头，他们早晚会把欧洲的工厂给扒了，到中国去建新厂，把我给晾在凄风冷雨中。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要是未来几个月乐高来一次削减成本大行动，把整个生产线都搬到中国去怎么办？以后几个月维斯的储物柜里说不定还会出现更多生日聚会的邀请信，我要不要预先储备点瑞士-美国-丹麦产的乐高？我会不会沦落到只能用自制生日礼物送给维斯的朋友？还有中国触不到的商场货架吗？还有那些丹麦人—他们会不会彻底把咱们美国人给忘了？
接着我打住了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控制住了自己，让恐慌之情飞速消散。我想到，就算乐高集团突然搬到了中国，我也有办法。比方说，我可以把生日宴会邀请卡放错地方，或者假装我们根本没收到。要不然，我们可以送维斯的朋友一张生日礼券，毫无疑问，这对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来说实在有点奢侈，但从理论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份礼物，而且不是中国造。此外还有书籍，虽然在五岁小男孩的眼里等于是废物，但它不是中国造，在有必要的时候取用也很方便。没必要担心啦。
于是，我把瑞士-美国-丹麦造小卡车扔进篮子，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说不定以后哪一天我的好运气会用光光，可现在，我成功逃出了中国在世界玩具行业布下的网络。真是让人陶醉的一刻啊！前一分钟我还惊慌得腿软，突然之间，我却洋洋得意起来。我转过头，给孩子们来了个意外宣告。
“你可以任选一件玩具，”我告诉维斯，“只要不是中国的，都行。”
我停了下来。维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你选一盒乐高。”我接着说。
他指着朋友一样的救护车。
“好了，我们再去给你妹妹买点东西。”我豪迈地宣布，朝着玩具部的女童专区走去。
在女童玩具柜，我的幸运星陨落了。摇摇马、草莓妹、骑马用的马头棒，无数的芭比娃娃，甚至连看起来超美国的千色乐彩笔—都是中国产。连丹麦人都辜负了苏菲。我在乐高柜上看到几套芭比娃娃，可她已经有了；其他的盒子上又印着可怕的警告，三岁以下的儿童可能会呛着，叫我望而生畏。我们放弃了给苏菲选玩具的念头，朝收银台走去。我对她感到很抱歉，可她全然不知自己错过了什么，咯咯傻乐着，手指头到处指，就好像我们在展开一段奇妙之旅，她不敢相信自己运气居然这么好，只有她一个人获得了加入这段旅程的邀请似的。等我们回到家，她大概接着玩出门时玩的东西—维斯从街上一栋房子里捡到的一大把脏兮兮的粗棍子。
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过去4年中国获得了800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有几百万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丢了工作。经过这次玩具部一日游，我真的很难相信他们仅仅获得了800万个岗位。
我站在女装部凉丝丝、香喷喷的空气里，翻遍了一排排的衣服裙子，尽力想让心情变得沉重些。中国占领了世界纺织业，这本应是个充满威胁的发现，可虽然我很努力，却怎么也不觉得难过—哪怕最初要来商场的时候我很担心。最近商业版上充斥的新闻叫我担心得要命：随着中国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接管全球缝纫厂，把竞争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全世界的纺织工人—从北卡罗来纳，到意大利，到非洲—纷纷失业。众议院的议员们频出怨言；欧洲嚎啕大哭；非洲工人，好年景都在挨饿，现在更可能连缝补衬衣和内衣所得的微薄薪水都保不住了。
中国不光是打进了廉价袜子、内衣、马球衫的买卖，报道上说，它正快速进入高档设计师服装制造业。中国产的高档成衣？当我读到这里，心生一念：必须去看看。于是我来到女装部，我并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这儿，是为了完成一项寻求事实的任务，搜集中国占领我生活另一角落—也是世界的另一角落—的证据。
我发现了大量叫人惊慌的事实。我翻检的前5件衣服，4件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还包括两件售价250美元的香奈尔女装外套。我凑近了瞅接缝处的针脚，想找出做工拙劣的迹象，可这些外套全无问题。它们跟格温妮丝·帕特洛十月里穿着在中央公园散步的那种高档货别无二致。此外还有轻薄得像阵风一般的中国丝质衬衣，中国亚麻长裤，中国宽松棉衬衣。我手指滑过一件精致的中国衬衣的袖子，心想，这就是为什么运到美国的中国货越来越多—它们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之后，我惊讶地停在一件拉尔夫·劳伦牌紫色女装短外套前，这件中国手工制服装售价178美元。一件外套，拉尔夫先生竟敢要价这么高，我真该替他害臊，那些缝制这件衣服的可怜中国工人，说不定一个月都挣不了178美元。但空气中淡淡的香味，隐形喇叭里传出的柔和音乐，让我很难冒火。我从来无法判断购物中心到底是个开心地方，还是个沉闷地方，可今天我得出的结论偏重于开心的方面。紫色的布料光滑如丝地穿过指尖。制造这件外套的勤劳双手，远在万里之外。一瞬间，我全然忘了为什么意大利人要生气，全然忘了自打今年一月开始，就有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丢了成衣工作—哪怕昨天我还为那数字吓得晕头转向。指尖抚弄着那些轻柔亮泽的衣料，眼角的余光看见自己在亮堂大镜里的风姿，实在很难生出什么凄惨的想象。我很想责备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但没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要占领全世界的成衣市场，中国还需继续努力。我翻检着一排排的服装，一一记下它们的产地。衣架上定期弹出“美国制造”的标签，此外还有新加坡、土耳其和墨西哥。“香港制造”的物品，算不算中国生产，我暂时无法判断。此外还有台湾来的衬衣和裙子，但台湾算不算中国呢？—我也不敢肯定。
有些标签装模作样。一件衬衣的商标说此乃“美国组装”，于是我忍不住要去寻思它的布料打哪儿来。还有些标签在产地上大玩混搭风格。有件汗衫的标签说它“蒙古编结”，“中国成品”。那么，它到底是哪儿制造的呢？再说了，“制造”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每当看到中国之外其他地区的标签，我就忍不住要想，自从这件服装出厂后，那位把标签缝到衣领、裤腰上的工人，是不是已经在中国的竞争下丢了工作。这是个悲哀的念头，但根据我对最近报道的理解，它并非全无道理。
我瞥见几尺开外有位大块头妇女，正穿梭浏览着货架。她走走停停地翻检着货架上的衣钩，兴致勃勃地嚼着口香糖。她看起来像是个实在人，如果我够胆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请她恕我冒昧，问她对这些中国服装有些什么想法，它预示着我们美国人未来的命运是好是坏，她会怎么说呢？
“您不担心这股势头的走向吗？”我很想问问她。“您觉得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什么？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对于我们其余国家的人，他们会剩下点什么让我们做？您是否担心，有一天清早醒来，发现自己有满满一柜子中国制造的打折高档衣服，上百双中国制造的高跟鞋，可却没了工作，没了未来，没了前途？”
她肯定会先停下嚼口香糖。接着，她会用扫视唐可娜儿（DKNY）衬衣的那种镇定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判断她该不该呼叫商店保安。她很快就会发觉我并非危险人物，放松警惕回答道。
“您多虑了。”她也许会这么说。
我内心的恶魔可能立刻就会冒出一句针锋相对的话，或许是她目光太短浅了。
我什么也没买就离开了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