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环大洋中国”这么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跨大洋中国”。我在《CIA各国基本国情收集》（CIA World Factbook）里仔细翻检，本来是想弄个清楚，结果它们居然跟绿野仙踪一样，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凯文在杂货店里看到了不计其数的廉价太阳镜，产地标签上都写着这样的地名。
“我觉得那是中国的另一个说法，”他说，“我可没那么好糊弄。”
我为凯文顶住了太阳镜的诱惑感到骄傲，因为他原本可以辩论说，买“环大洋中国”或“跨大洋中国”的东西，从技术上来说与我们的抵制计划并不冲突。他的意志力真叫人惊讶，因为，如今他再次迫切需要一副眼镜—那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太阳镜玩完了。跟卡罗琳吵架那天，它解体了，它是副儿童太阳镜，硬架在成人的大脸上实在撑不了多久。凯文生气地把它破碎的残骸扔在灶台上，我咬着舌头才克制住大笑的冲动。
“高兴了？”他问我。
当然，我想，高兴死了。
我在阁楼的一口箱子里，为凯文的困境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一副雪镜—几年前我们决定做登山客时他买的。我们的登山本领，打从买了雪镜和登山鞋之后就再无进展，但在这三月刺眼的阳光下，我很容易就想到了雪镜。它镜片又大又圆，黑得不透光，两边还有皮眼罩，凯文戴上它，就像是一匹拉车的老马。在街区湖边跑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吸引了无数惊恐的目光，马上就来了劲。
“别人都以为我是瞎子，所以看见我在跑步很惊讶，”他说，“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就跑得更快了。”
但归根结底，用雪镜来代替那副丢失的意大利太阳镜，并不太理想。它太重了，戴了20分钟，凯文的脑袋就痛了起来。皮眼罩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开车太危险，他只得大幅度地把脑袋甩过来甩过去，免得钻进前面大拖车的屁股，免得在变线时撞倒路人。看起来像匹马，他倒是无所谓，但这改变不了事实—这副眼镜是给登山者用的，不适合平常戴。
所以我尽了自己为妻的本分，打算援救凯文的眼睛。我开车去了商场，在配件柜台急速穿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想到中国占领了全世界—至少，占领了全世界的商场。我挑了至少60副太阳镜，全都是中国货。回到家里，我发现网上卖的美国、意大利太阳镜不少，但看到价格心里直敲锣打鼓—大概150美元起跳。从前给凯文买意大利太阳镜的时候，我们年轻又大手大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虽说现在也没变聪明多少，可信用卡催款通知天天下午成群结队地滑进信箱，打消了我们过帝王般奢侈日子的野心。这倒不是说我们如今不再爱慕意大利太阳镜了，而是—我们只买得起中国太阳镜。我琢磨，或许凯文那位同事朋友并不完全是个傻子，或许凯文真该等到全球摸彩袋送给他另一副能用的免费眼镜。
最后凯文的部门秘书救了他。一天早上，他走进大学的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搁着两副太阳镜。
“是中国产的，不过，是人家送我的礼物。”他告诉我，免得我想拒绝。“她在一元店里买的，一副一块钱，因为她听够了我的抱怨。”
我真感激她决定破费两块钱。一天下午，我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跟凯文那副一样贵—也找不着了。钱包和车里我都翻遍了，然后又翻了钱包，但它真的不在了，显然，是跟我永别了。我在橱柜上找到了凯文的部门秘书送给他的多余的那副太阳镜，戴在鼻梁上，细细打量着自己在镜中的形象—镜片大得土气，镜架松松垮垮，我脑袋轻轻动一下，它就会从脸上滑下来。于是我把它摘下来，放回橱柜。我决心在整个春天眯缝着眼过，并指望遗失太阳镜全球摸彩袋尽快还给我一副漂亮的替代品。
3月底的一天晚上，一缕“中国”悄悄溜回了我们家—至少有点像是一缕“中国”。当时我坐在浴缸边，帮苏菲吹干头发，偶然间看见她淡黄色的小脑袋上露出一缕黑色发丝。我抗议地哼了一声，用毛巾把它擦擦干，又看了一眼。
在她粉红色的头皮上，一头白金般的小卷毛，包围着一根黑色发丝。我再次擦了擦那根黑头发，确定它真的是长在苏菲头顶上的。之后，我叫凯文赶紧进来看看女儿，可小宝宝却使劲挣扎，不让我看个端详。凯文慢吞吞地走进来，态度漠然。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一边努力想让宝宝别乱动，一边再三问道。
凯文眯着眼睛点点头。维斯出现在门边，他爸冲他招招手，示意他过来，然后把他抱起来看个清楚。
“是中国，从你妹妹头上冒出来啦。”凯文告诉维斯。
我们一起瞪着苏菲的头皮好几秒。之后，家里的男人们看够了，鱼贯出了浴室。我没办法那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让苏菲光着身子爬出来，自己在浴缸边上坐了足足一分钟。我在努力把中国往屋子外头推，可它却轻松地就回来了，提醒我，还有苏菲，身体里流动着它的血脉因子。“你可以在塑料购物袋里抵制我，可我在这儿哪！”中国似乎在说。
我从不相信预兆、幽灵、神迹一类的东西，可事到如今，我恐怕该对这档子事重新换个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当生物学家的哥哥打了电话。我问他，宝宝头上的黑头发，从遗传学上来看，是不是比其他头发更中国。我听见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她所有的头发，都有着同样的遗传密码，不管什么颜色，”他叹息说，“颜色跟这事儿没关系。”
“那她怎么会突然长出来一根黑头发呢？”
“那可能是一根变异头发，但可能跟什么中国祖先毫无关系。”他说，“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头发的变异。”
他说话的时候权威感十足，但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对。我告诉自己，他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对海生珊瑚特别有兴趣，头发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而且我不喜欢他在讨论他侄女的头发时，如此轻松地说那叫“变异”。我还是被另一件与苏菲头发有关联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因为，尽管有我哥的异议在前，那根头发到底是什么，还得由我来判断。我还得考虑要不要把它给拔了，要是就这么不管它了，说不定它哪天在运动场上跟其他宝宝混战的时候就自己掉了，谁也不会相信它曾跟苏菲的脑袋有过关系。
话是这么说，可看到苏菲的黄色小脑袋上长出了黑色头发，仍然是一件仿佛只有在医学教科书或者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才会出现的事情。贸然将之拔掉，似乎有点遗憾。在拿定主意之前，我打算干另一件事—找人求证。
“太怪异了，”我拖着苏菲到了邻居家，把宝宝的脑袋给她看，她这么说，“你绝对应该把它拔掉。”
“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下一站是小姑子家，她说，“你应该把它留着。”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妈从加州过来玩的时候说。她坐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把苏菲抱在膝盖上，用一根指头扒拉她的头发，“我觉得是你编出来糊弄人的。”
老妈逼我动了手，我决定拔掉它。我飞快地一扯，把头发装入一个塑料口袋，放到了我书房的书架上。这真是可笑、荒谬，根本不像我平常的行事作风，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辈子只碰得到一回的事，是科学怪癖，是对我们抵制活动的冷嘲热讽。张先生似乎总像是遥远历史里的一段失真细节，可他就在这儿，以肉体的形式—姑且这么说吧—附在苏菲的头皮上，尽力最后一搏。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目睹到这样奇迹。
过了几天，我又在苏菲的发际线看到一根中国头发，跟前一根一样，漆黑、不容置疑。我决定把它留着，我已经有证据了，这一回，尽管由张先生去找乐子吧。
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还是有些好处的。穿越客厅的时候，赤脚踩在硬邦邦的玩具上，痛得我大叫一声—这种事，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碰到了。从前至少一个星期碰到一回。房子里也不再那么乱糟糟了，因为原先的玩具、衣服扔进柜子之后，我没用新的中国商品把地方又占满。当我发现复活节玩具市场并未完全抛弃自己之后，内心充满了力量。我买了一盒子墨西哥产的糖果复活节彩蛋，盒子封面上写着激励人心的口号，比如“远离毒品”，“重视教育”。我们用墨西哥彩蛋和去年剩下的几个中国蛋玩了找蛋蛋游戏。复活节，本年度的第一个中国节，过得很成功。
不过，我碰到一个与抵制相关的新问题：晚上在书房工作，我看不见了。原来的台灯熄火了，由于家里台灯短缺，我在其他房间找不到闲置台灯备用。于是，在截稿期即将到来之前，我坐在漆黑的夜里，就着电脑屏幕的光亮，照亮我的稿子。我尝试了诸多解决办法，包括把眼睛凑得更近一些，用手电照亮书本上记的笔记，但这些补救方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我需要一盏台灯，而台灯产自中 国—这是我在本地商场连续逛了好几个下午之后得出的无奈结论。
一天早晨，我无聊地翻阅着邮购目录，碰到了一个小小奇迹。我瞅见了一盏好看的台灯，价格也合理。产品描述上并无“进口”字样—我知道，在邮购目录上，“进口”几乎跟“中国制造”是一个意思。我打了客户服务电话，询问这盏台灯的产地。
“美国。”客户服务人员告诉我。
我惊讶得差点把话筒掉了。
“我买了。”我说。
正常而言，买一盏台灯并不值得大肆庆祝，可几天之后，联合包裹公司一辆棕色的卡车突地停在我家门口，我立马从办公椅上跳了起来，冲出了前门。等一进屋，我就扯开了盒子，弄得客厅地上满是塑料泡沫。可接下来我看到的东西，令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盒子上方，是一个大的透明塑料袋，里面装有一根金属细弯杆。袋子外头，用黑色的大写字母，清晰地标着“中国制造”。我有点失望。不，我太失望了！
我蹲下来翻检着盒子外面。“美国制造，”上面这么写着。噢，不完全是，我想。我心情沉重地弯腰收拾着地上的泡沫塑料，好把盒子重新装起来。在退货单上，我写的原因是“产品描述与实物不符”，因为描述上说它是美国产。接着，我把盒子放在门口，打算改天把它寄走。现在就去寄，我可真没那精气神儿了。
过了几天，盒子还在门口，成了随手扔广告信件和孩子外套的好地方。我告诉自己，我没去寄它是因为我没时间，但实情是，我一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留着它。说不定，使用中国零件，是制造台灯（或称之为台灯的大部分）的那家公司节约成本、保持竞争力的唯一方法。要不是靠着这少数的中国部件，说不定那公司早就四脚朝天垮台了，要不就是整个搬到中国去开厂了—就好像其他所有公司一样。
“留着它。”凯文不耐烦地听完我的自言自语，说道。
他不能动摇我的决定，可我知道谁能。我找出洛杉矶灯具制造厂的电话，向他们解释了我的困境。灯具厂的那人一开始有点怀疑，但很快变得热心起来，给我快速上了一节灯具课。他告诉我，十多年前，美国有几百家灯具制造厂，光是南加州就有40来家。可如今，他觉得全国只有四五家了。
“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原因。”他说。
他的公司能撑这么久，多亏拥有它的是一个家族，而不是热心期待获利的股东，而且，它专攻大型灯具，不太适合用集装箱的方式运输。他对残存的美国灯具公司做了现状报告，向我指出：迈阿密的一家高端灯具厂，“饭都给中国人吃光了，”因为中国人是制造物美价廉玩意儿的大师。我问他台灯盒子里的中国零件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因为太多工厂都关门了，所以弄不到美国产零件。比方说，灯具开关全都不是美国造了，他说。
“没办法，你只能到海外采购零件。”他告诉我。
我们挂了电话，我坐着寻思台灯。或许这算不上一个天崩地裂的新发现，但想到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美国制造的台灯了（至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如此），感觉还是很怪。门口盒子里的那盏灯，大概是如今能到手的最“美国”的灯了，但，跟我女儿苏菲一样，它是一盏混血台灯，用了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一丝悲哀涌上心头，就像从前发现美国产网球鞋成了历史遗迹一样。我若有所失，却又不清楚失的到底是什么。
我留下了台灯，因为我判定盒子上的“美国制造”战胜了里面的“中国制造”。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决定，我真希望能有本抵制指导手册来照着做，因为，边干边订规矩的一大问题是，你没法确信你所做的决定，到底图的是方便，还是出于内心的信念。总而言之，没时间再在台灯上多耽搁时间了，凯文把秘书送给他的那副太阳镜又弄丢了，他威胁要造反了，还发表了一通令人担忧的宣言，说他想给孩子们买一套充气游泳池放在后院。他说的不是“想要买”，而是“他要买”。如果你跟我一样，知道这年月充气游泳池都是打哪儿来的，你肯定也会觉得这句话是个不祥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