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红鞋子(一)

  这天一开始,我就问了一个蠢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这时是星期一早晨7点,儿子维斯全神贯注地张着嘴在看《大红狗》,我则蹲在沙发前,费力地想把他的脚塞进球鞋。由于一连串可预料的事件(比如追着女儿跑了好几个房间,才给她穿上紧身衣和小裙子),我们快迟到了。对她的鞋子,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一上去学校的车,她就会把它们扯下来。在冲出房门之前,让维斯的脚穿上鞋子,是我最后一道障碍。

  我的问题很蠢,因为我完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神秘色彩。维斯的脚长得太大,穿不下鞋啦。

  我总算把他的脚塞进了鞋子,之后,我用拇指捏了捏鞋尖。上次检查的时候,好像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他的脚趾头离鞋尖还有足足半寸,甚至昨天我给他穿鞋还很顺当。可这个早晨,哪怕他还坐着,大脚趾到鞋尖也最多还有不到半厘米。午饭的时候我合计了一下,吃下一份快餐再加3个小时的发育,他的脚趾就会紧紧抵在球鞋顶上,接着脚就会挤变形啦。

  心底涌起一连串的担心。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中国凭借对美国童鞋的垄断找我秋后算账的日子,还有几个月呢。我叹了口气,使劲把维斯的另一只脚往鞋里塞。我别无选择。他的整个鞋柜里就只有这一双白色的中国网球鞋。

  给他系鞋带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个蠢问题。

  “你这脚丫子到底是趁啥时候长的啊?”

  维斯沉浸在电视幽蓝的辉光中,没有回答。凯文端着杯咖啡从厨房里遛了出来,蹲在沙发旁的两个孩子之间。

  “维斯的鞋小得没法穿了。”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

  “买新的呗。”他转过头看起了电视。

  我本指望凯文也能着个急,但念想落了空。不过这倒也不足为奇,从不惊慌是凯文的好品质。狗冲着他汪汪大叫,他也能面不改色地站着。有一回,3个无赖在一处废弃的购物中心将他围住,想偷他的表。他却告诉对方,这表不值钱(当然这也是老实话),成功地劝阻了他们。还有一次,我们在落基山脉远足,一只大角羊不知从哪儿跑出来。它跃过树丛,径直冲向我们,在几尺之外停了下来,用黄色的眼睛打量着凯文。凯文从地上拾起一根粗棍子,摆了个功夫姿势:双手持棍,膝盖微弯。好在身后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一群山地骑手,把大角羊吓了一跳,匆匆逃回树林。

  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个特别勇敢的人—凯文准备对付大角羊的时候,我正徒劳地往树上爬—而且我承认勇气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品质,可我坚持认为,有些时候惊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正如此时此刻,在我家的客厅,我们发现维斯的鞋子小得穿不下了—除非他变成一棵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肉桩子,从此动也不动,偶尔叫人给他端杯热巧克力喝喝。我说惊慌有理,是因为,眼下解决维斯生长过速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买双新运动鞋,而我又恰好知道,当今时代的儿童运动鞋,基本上,全是中国来的。这一点,镇定的凯文并不知情。

  我做了个草率的决定。

  “我要去给维斯找双新运动鞋,”我说,“新的,非中国产运动鞋。而且,我今天就去找。”

  ゥゥゥ

  下午过得窝囊透顶。中午我下了班,一头冲向我们买过很多童鞋(全是中国产)的大商场。

  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九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我沮丧地走向汽车,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的鞋子踩在商场过道铮亮的地板上,可我老感觉着双腿不搭调。我紧张又焦虑,我担心的不光是维斯的脚,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鞋子也算一件)。我觉得把整个国家的制鞋业都交给中国肯定不妥,虽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我身边那些购物人毫不在意。我一边着急地往出口赶,一边谨慎地琢磨着他们。他们看起来就跟大草原上的奶牛一般怡然自得。大多数人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子,装满了这样那样的商品—毫无疑问,大都是中国造的。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中国占领了全美的鞋子市场,或者其他任何部分,甚至占领全世界也没什么打紧。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家高档商店,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那儿给维斯买过一双鞋。经营那地方的女士,刚一看到我们,就露出一副诧异表情,怀疑我们根本买不起她店里贵得过分的德国和法国鞋子。结果,我花65美元买了双婴儿鞋,跟那妇女赌气,示意她看走了眼—当然,她没有看走眼。很久以后,我打算看看鞋里的标签,却发现原来是印度尼西亚产的,只不过是挂了个德国牌子。这件事过后,我只去折扣店给孩子买鞋,这么一来,他们脚上就只能穿中国鞋了。

  回想起在这家名牌鞋店的经历,为这个惨淡的下午带来了一个亮点。经过店址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朝外一看,发现店里黑漆漆的,没生意,闪亮的招牌早没了影。我妈会告诉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不好。她自己从不曾沉溺于这般的喜悦,但有时候,我却克制不住。我幻想那妇女就坐在我身后,于是我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活该你家店倒了。

  ゥゥゥ

  过了几天,吃完晚饭,围绕中国玩具,维斯小小造了次反。我走进客厅,看见维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叉着胳膊噘着嘴。看样子,他很想跟人吵上一架。大概他的脚丫子疼起来了?要不更糟—难道他的脚趾头已经给挤弯了?

  “你必须跟你妈说说。”我听见凯文对维斯说。我不喜欢那语气。我靠在沙发背上,用指头耙弄着维斯的头发。

  “怎么啦?”我问。

  他摇头挣脱我的手指,掉过脑袋瞪着我。

  “我想要开始买中国东西了,”他说,“我想要一个‘鳄鱼医生’,可老爸说它是中国来的,不能给我买。”

  鳄鱼医生是个塑料玩具,每回按下它的一颗牙齿,它的大嘴就会突然闭上,要点是在它的牙齿咬着你之前把指头抽出来。这玩意儿挺叫人上瘾的,上个星期,我在一个朋友家玩了无数回。我把鳄鱼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希望它不是中国造。可惜,事与愿违。

  我从视线的余光发觉凯文在看我。我觉得他眼神儿里带着挑战意味,他迫切希望看到我怎么应付这事儿,最好是看到我应付不了。我转过头看着维斯的眼睛,晚饭过后,他的眼睛变得又大又圆。

  “今年我们可以买德国东西,美国东西,日本东西,全世界各地的东西,但不能买中国东西。”我告诉他,“而鳄鱼医生是中国产的,我们今年不能买。我们可以明年再买鳄鱼医生—如果你乖的话。”

  “那明年什么时候来?”他问。

  “很久以后。”我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等着,”我告诉他,“我们还可以玩家里现在有的玩具。圣诞节才刚过去6个星期。瞧,你的玩具区都装满了。”

  我指了指客厅地板上散布的积木块、玩具车、尖头塑料动物。维斯也扭头过去看了看,接着一脸茫然、仿佛啥也没看到似的又掉头对着我。他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我成功地让他哑口无言了。

  还算容易,我想,太容易了。但转眼之间我明白了原因:对维斯来说,现在为时尚早,他还没来得及把支持中国的造反平台搭建好。我赶紧换了话题。

  “你明天想去动物园吗?”我问。他微笑着点点头。凯文继续盯着我。我如履薄冰,但玩具战争总算暂时化解了。

  ゥゥゥ

  星期六,我们去了动物园,接着星期天又去了马戏团。

  “看哪,妈妈,”维斯说着,朝一排闪光棍子、帽子和花哨T恤指了指。他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一把剑!”

  离开演还有5分钟了,我们应当尽快找着自己的座位。我买了两张马戏票,好带着维斯去看大象小丑耍把戏,吉普车开过大力士的身子。但还来不及走进大棚找着座位,来自中国的各类小玩意儿,就把维斯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狂热兴奋的小朋友们推挤着我们,他们身上大多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纪念品,手里攥着大团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扬声喇叭召唤人群进场,尽快找到座位,演出即将开始。

  “给我买一个吧,妈妈?”维斯问我。他一只手拖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儿。“你看见了吗?是把剑呢,真正的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我顺着维斯的手指,看见一把亮绿色的剑,装在塑料剑鞘里。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签:15美元。

  可别误会了我,我对男孩耍刀弄剑的心情十分理解,尤其是一个穿着一双小得不行的鞋子的男孩,渴望一把带鞘的剑—这心情,我太理解不过了。但我绝对不会掏出15块钱来买一把容易断掉的绿色塑料,我甚至根本不需要把那剑从挂钩上取下来,透过它闪闪的荧光翻检一番,才能告诉你它是哪儿产的—我可不是19世纪出生的人。那把剑,满身满脸都写着“中国制造”。只不过,抵制中国东西的人是我,不是维斯。维斯从来没提出要抵制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抵制,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那把剑,因为今年我不买中国东西,”我说。“可要是你真的很想要,我会给你买,等回了家,你再用压岁钱还给我。这样,买它的就是你,不是我。”

  维斯皱起眉。他不敢肯定我给他指的方向划算不划算,尤其是,我还告诉他,做了这笔交易,他的存钱罐就空了。

  “你的存钱罐里有16美元,那把剑卖15块,再加上税的话,你的存钱罐会一直空到明年过生日,”我告诉他,“至少。”

  我看见维斯在残忍无情的经济现实下蔫儿了气。接着我又想到他那勉强塞在网球鞋里的可怜脚丫子,好像把这么沉重的决定压到这么小的孩子肩膀上有失公平,于是我在交易里加了点糖。确切地说,是让它变得无法抗拒。我告诉维斯,要是他放弃那把中国剑,我会给他买个其他地方产的玩具,只要不是中国产的,什么都行。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留着。”我说。

  他顿时快活起来。他也不是19世纪的孩子。他又飞快看了一眼那把剑,但我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渴望消退了,他已经在想着别的东西了。我牵着他的手,快步走进大棚,很快,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

  ゥゥゥ

  过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附近的街上逛悠,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来,看见邻居家12岁的小女孩靠在自家前院的篱笆边上朝我挥手。

  “我爸爸今天去了沃尔玛,”等我走近了,她这么对我说。她喘着气,带着一丝居心不良的笑意,因为有机会向大人告状而备觉兴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给艾克买了鞋。”

  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她停了一下。

  “中国鞋子。”她压低声音,却又故意让我听见。

  女孩的父亲从屋里出来跟我打了招呼,刚好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显得有点窘。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不必向我,或者向任何人道歉,他就说了声对不起。

  “我觉得不大好,”他说,“可我还是买了。”

  我们的邻居有3个孩子,还要供房贷。他也是苦孩子出身,现在是美术教授,专门画鸟,作品精彩极了。跟凯文一样,他完全赞同全美的沃尔玛狂热会让美国加速走向毁灭。此前,听说了我们的抵制中国计划,他举起大拇指,并告诉我,今年他发誓不到沃尔玛买东西。如今,他自食其言,屈服于“低价格”的邪恶召唤,因为,他到这条街上的体育用品商店看了,70块一双的跑鞋,他实在买不起。

  “我不能这么做,至少,不能给一个8岁的小孩子买70美元的鞋子啊!”他对我说,“于是我就开车到沃尔玛,在那儿买了几双鞋,我到现在还觉得挺难过。”

  他一副沮丧样子,就好像是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傻站着,指望世界突然炸成一个大火球,把我也炸飞上天,或者,至少叫我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说一说,打破紧张气氛啊。

  “我只是觉得该告诉你一声。”他说,回头消沉地朝屋子走去。

  他女儿胜利般凝望着他的背影。我在暮色中又站了一小会儿,惊恐地想到自己竟然当了一回邻居的忏悔牧师。那天晚上我才想起,我也应该向他忏悔的。我应该在夜色里冲着他高叫,我竟然铁着心肠,让我家老大稚嫩的脚丫上穿着完全不合适的小鞋,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去沃尔玛买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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