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两个星期，我才给维斯找到了新的运动鞋。它样式新颖，太空风格，鞋带用的是皮革和尼龙搭扣，而不是普通的绳子，而且，产自意大利。连运费一起是68美元，相当于阿富汗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所以，问题来了。
我对消费僵尸症咒语很敏感。一出有关非洲的压抑电视节目，或是报纸上一条有关饥饿儿童的新闻，会让我连续几个星期对自己大手大脚买东西懊悔不已。有一回，我看了《国家地理》出的阿富汗地图。跟寻常地图一样，这幅地图也有曲线和圆点，此外还有小的文字框，概述了阿富汗人民及其邻国的一些细节信息。头一回看这地图的时候，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文字框里的信息读了又读。它们对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做了简洁的说明，从此以后成了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碰到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就冒出头来。
比方说，我可以告诉你，阿富汗人平均在地球上只能活46个春秋，可北方邻国塔吉克斯坦人的平均寿命则是64岁上下；只有3/10的阿富汗人识字，而塔吉克斯坦却是个书呆子国度，98%的人口识字。但真正叫我受刺激的是有关贫困的数字，塔吉克斯坦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1100美元，而在阿富汗，普通人的收入是每年800美元。于是我养成了一个怪习惯，每当看到邮购目录或商店橱窗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立刻用它的价格跟阿富汗人的平均收入做对比。60块一条的牛仔裤？差不多相当于阿富汗人一个月的薪水了。150块的被子？两个月薪水。我中午点的三明治？我最好还是别想这个了。这个习惯对锻炼算术能力很有帮助，但在商场，它让我无所适从。我发现，我对喂养体内那头贪婪的物质主义怪兽没了胃口。
自然而然地，我怪罪起了老妈。
“因为她总是提到穷人，”一天晚上，我喝着饮料对朋友解释。“所以我特别容易受地图上小文字框的影响。我居然没办法去买床被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有病、太固执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床被子。卧室糟糕透了。”
朋友用一种医生般的超然眼光，越过酒杯上缘仔细打量我。她的眼睛暴露了她在想什么：我疯了，那表现绝非健康人所为。
“你还好吧？”她问。
“是暂时状况，”我告诉她，“我能熬过来的。”
我总是能熬过来的。我摆脱了那些沉闷的数字，过回了反复无常又好冲动的日子。我或许要用两个月时间才买下一床100美元（相当于阿富汗人平均年收入的1/12）的被子，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变回了正常的美国消费者。
所以，这天下午，我坐在桌子旁，凝望着那双拯救维斯宝贵脚丫的意大利运动鞋的照片，再次想起了阿富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两周里的烦心经历，我可不想再拖下去。我访问了无数的网站，发邮件给陌生人（大部分都没理我），给蒙大拿到宾夕法尼亚的鞋店打电话。我发现，一些著名的美国鞋厂早就不再生产真正的美国鞋了，至少，从鞋子的产地来看—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它们不再是“美国造”了。有些下午，我因为在电脑前坐得太久，屁股都麻了。甚至还有一次，我给缅因州一家制鞋公司的总部打电话，问他们鞋子是哪儿产的，对方态度极为火爆。
“为什么你要想知道这事儿？”营销部的一位女士呛声问道，“而且，你为什么要问我？”
“接线员转给你的。”我告诉她。
“是中国产的，可我搞不懂你干嘛非得知道这个。”她说，接着唐突地挂了电话。
罪过，罪过，罪过啊。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着非中国产的童鞋，可它们的式样总是不合适。我找到了密苏里制造的黑漆皮行进乐队鞋，可维斯还太小，不能参加行进乐队。我找到了得克萨斯产的女童便鞋，可维斯又不是女孩。我还找到了瑞典产的木屐，可要是我给维斯穿这玩意儿，凯文一定会杀了我。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平凡的网球鞋，非中国产的，但我逐渐发现，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跟衣阿华州一家鞋店主邮件往来了一番，在我读来，他的回复信息就好像是一首对垂死工业的赞歌。他告诉我，打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没地方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打从那时起，它们就都搬到了中国。
“你好像搞得太过火了吧。”凯文几乎每天都这么对我说，但对维斯脚趾头的担忧，迫使我继续努力。
这个下午，我的搜索行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只要给邮购目录页脚的客服号码打个电话就成了。然后，我坐在桌子前，把电话拿起来，又放下。我对着目录大皱眉头，试图整理一下思绪。老妈和《国家地理》不断在提醒我是多么幸运，这让我备觉烦恼。
正在此时，眼角的余光看见点儿东西。是我们街区一个严肃的女士，午后出门遛弯儿。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出前门，跳下台阶，在大门口叫住了她。她迟疑地靠过来。我问她，如果我花68美元给维斯买双意大利鞋子，她是否觉得太过分。
“你不觉得这太奢侈吗？”我问，“要知道，他才4岁，而且是男孩儿。”
她不惊不诧，就好像每天都有人问她这个问题似的。
“这有什么呀。”她有些蛮不在乎地挥了挥手。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每个月花几百美元买美肤霜，免得因为抽烟长皱纹。这个美妙的信息立刻让我陶醉起来，把鞋子的事儿甩到了一边。
“我觉得她该戒烟。”我斟酌着词句，努力做出毫无偏见的样子。
“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女士说道，“可她既不想戒烟，又想要漂亮。”
我们的对话走向了结束。我试图从她那儿打听更多有关这个朋友的细节，可我看出，我对此话题的过分热衷，让她有点后悔方才的轻率。不过，我也不在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终断谈话—我已经达到了目的。我挥手跟她道别，带着突然而来的圣洁感，“飘”回了前门的台阶。
进了屋，我拿起电话订了鞋。在交易当中，我只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给维斯订了至少大一号的鞋，我可不希望在短时间内再来一次鞋子历险记。这样想起来，鞋子也不算太贵，因为维斯可以穿很久，我的愧疚之情也减半了。
ゥゥゥ
那卡车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轮毂周围的白漆锈迹斑斑，窗户上点缀着褪色了的贴纸。我慢慢把车开进街区药店油腻腻的停车场，看到了车身后保险杠上的贴纸。上面写着，“抵制法国”。
我的头一个想法是，看来这辆卡车的主人，早在法国拒绝参加对伊战争之前就不买勃艮第葡萄酒和布里白乳酪了。我妈肯定不赞同。我东看西看，寻找着司机的身影。在我想象中，那肯定是个红脸的大肚子男人，说不定他在里面买胃药呢。当然，这只不过是个猜测，不太厚道的猜测，但我怀疑，他跟法国的最近距离接触，就是在麦当劳买“法式”炸薯条—哦，我是说，“自由”炸薯条。
保险杠上的贴纸让我陷入了沉思。回家之后，我噗通一声坐在了电脑跟前，在网上搜索起“抵制”加“中国”。结果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些网站措辞尖利，有些考虑周到。
接着我又输入了“抵制”加“法国”，这一回我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反法人士比起来，抵制中国的群众们可就太温柔了。有家名字下流的网站，站长极度擅长意识流、大写字母和感叹号表达方式。他对这三者的滥用无度，肯定会叫我妈反胃。我快速浏览了一下此人的亵渎想法，大部分是发泄对希拉克先生及其同胞—显然，希拉克先生的同胞就是全体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找到几家售卖“抵制法国”贴纸的网站，还有一家网站，列出了法国公司、可能是法国的公司、或者至少在法国设有办事处的公司，敦促访客对其加以抵制。
搜索工作让我再度确认了自己早就知道的一些事。我不是那种站在肥皂箱上声嘶力竭叫卖的人，也不是那种在保险杠上贴口号的人。我家丰田车背后只贴过一张标签，是动物园的包月卡，早就过期了。我也不是爱抵制的那种人，至少不会用保险杠、感叹号和无数大写字母号召别人参与。不过，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到底在干嘛？
ゥゥゥ
这天，我头一遭做了一个关于抵制的梦。周末时节，我来到一个离奇的山区小镇。有人要结婚，我出门去置办婚礼上穿的衣服。我走进一家满是摩登夏装的亮堂小店。除了我和女售货员，店里没别的人。这姑娘年轻得紧，一头深色的卷发，说话稍有口音，挺有异国情调。她很是热情，招待我试穿了所有东西。显然，我正处于购物状态。我挑了一大堆裙子和轻纱物件，好些在我这把年纪穿估计根本不合适，胳膊和大腿露得也太多了些。可尽管有理智的提醒，我还是克制不住地想买。等姑娘开始清点我买的东西，柜台上的衣服已经堆成山了。
到了这时，我才猛然醒觉，我还没检查衣服的产地标签呢。我随手拿起一件，翻开领口瞅了一眼，看到了我最害怕的字眼：“中国制造”。我又拿起另一件，还是一样。顿时，一梭子恐怖把我的身体打穿成了筛子。现在再说不买已经太迟了，对那姑娘太不公平啦，她用了大半个小时等我呢。再说，我该对她怎么说？我不能买这些裙子，因为它们是中国制造？我不能这么说，也不会这么说，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让抵制活动半途而废啊。姑娘朝衣服山靠了过来，一点没察觉我准备拔腿而逃，不再回来—要是我能叫双腿动弹起来，我早就跑了。要不，我就得撒一个弥天大谎，告诉她我把信用卡忘在车里了，我很快就回来—虽然我没敢这么说，也知道这是个何其空洞虚伪的说法啊。
这时候不知有什么东西把我弄醒了，我终于脱了钩。我躺在漆黑的夜里，静听心脏怦怦响，好不容易才又睡了过去。
这个梦暗示着我对抵制中国摇摆不定的矛盾心情，但如果把买到非中国物品看做好运，那我们最近可算是运气相当不错了。我给女儿找到了立陶宛产的袜子。维斯给学校的朋友们送了美国产的情人节卡片。为庆祝情人节，我给凯文买了烤肉架，产自伊利诺伊州的巴拉丁；他则送给我一本《中国企业》（China Inc.），美国印刷，书中充斥着高速崛起的中国的各项惊人数据（看到封底上说中国每个月修起一座曼哈顿那么大的城市，我下巴都掉了）。凯文从衣阿华一家“纯素鞋店”买到了一双以色列产的沙地靴。维斯牺牲了在马戏团看到的中国剑，我给他买了美国产的“饥饿河马”。另外，他也非常喜欢自己那双超大的意大利运动鞋。至于苏菲，我们没找到非中国产的洋娃娃，但有天晚上，凯文带回家一辆能在很小地方转弯的德国产小三轮车。虽说我们并未因此自大起来，可也逐渐发现，中国毕竟还没能统治咱们的世界啊。于是，我放松了警惕，结果到了月底，碰上一桩不幸事件。
一天晚上，我上楼给苏菲洗澡，凯文叫住了我。他站在台阶底下，手里拿着一小盒罐头，一脸奸笑，就好像是一只刚吞了耗子的猫，乐呵得过分。我顿时感到事情对我不妙。
“以后买东西可得小心着点儿。”他抬起头对我说。
我眯起眼睛。
“你想说什么？”我问，有点小怒。
他把罐头抛给我。
“橘子，”他说，“你就没想过它们是哪儿产的吗？”
啊，该死！实验开始还没到两个月，我就拐错了弯，从桥上掉了下来，跌进了漆黑的河水里。我居然摔倒在给孩子买的中国水果罐头上！橘子—何其明显。好几年来，我每个星期都会买几盒罐头，谁能想得到连一盒糖水罐头也是中国产的呢？谁能想得到，我连买罐头食品都该保持高度警惕呢？
我埋怨着自己，同时赶紧冲进浴室把湿淋淋的宝宝拎起来。我决心以后要当心，此外，我还暗暗发誓：要找个机会，向那“最薄弱的环节”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