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一）

　　1956年春，中共中央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建国后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激动不己。他在北平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与新政协工作，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与国共双方决策人物都能说上话的老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新一轮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为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湖南沅陵人，章士钊也是湖南人，是同乡。抗战时期，许孝炎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上海，许孝炎在南京当立法委员，后又到天津任《民国是报》董事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去了台湾。他们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蒋介石。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据蒋介石身边的人后来透露，这天夜里蒋介石寝室的灯光，长夜不熄，他失眠了!岂不说他对中共中央信中的内容作何感想，仅就“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一句话，足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蒋介石，便对多年来未对祖宗扫过一次墓，未对母亲的坟上铲过一锹土难消愧疚之情。这时蒋介石年已七十。中国的老人，至死难忘的是乡情，多少学有所成的学子，多少功高盍世的将军，多少位居显赫的大吏，多少海外发达的华侨，无不把回家返乡当成晚年的头等大事。也许此时蒋介石的眼前，不断浮现出来的是溪口家乡的山山水水还在1930年间在此修建了气势不凡，富有民族特色的武岭门作为镇的标志。前门额上的“武岭”二字是前“监察院长”于佑任老先生所书，后门额的“武岭”二字是他所写。他喜欢把溪口别名为“武岭”。也许他终身难忘，他是在南京被中共占领不久的5月26日下午，当中共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宁波、奉化一线声称要活捉他的危难时刻，才泣别母墓，带着儿子蒋经国爱孙爱伦匆匆离开故乡到达象山港畔，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扶着他登上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泰康号”兵舰。当“泰康号”起航时，他不由来到了后甲板上，望着舰后渐渐远去的家乡群山，心想，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归故里，眼里不由湿润了……也许蒋介石不眠之夜用“魂牵武岭，梦系溪口”这八个字方可表达浓浓的乡愁了!

　　虽然章士钊成功地把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但台海并未因此风平浪静，5月15日金门、厦门之间又爆发激烈炮战，一直持续到22日。22日之所以国共双方停止炮战，是因为双方要对付南海上的突发事件：菲律宾在当日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29日北京、台湾不约而同地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抗议菲律宾的无理要求。6月6日国民党海军舰队开始到南沙群岛巡弋。12日，台湾当局宣布派往南沙群岛巡弋的舰队在南沙群岛树碑、升旗。不久又派出了驻守部队。北京对凡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自然是默认的。

　　正因为台湾当局还能坚持民族大义，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上，深情地再次向台湾呼吁：“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商谈……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在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三天后，时值7月1日，一位神秘人物风尘仆仆地从香港北上，出现在北京。这位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2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位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位神秘人物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落叶归根。这位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曹聚仁当时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名噪海外。他是浙江省浦江县人，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国民党元老章太炎的高足。他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他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常到新四军战地采访成为叶挺的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后来在赣南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蒋经国派一位姓王的与曹聚仁联系，希望他到北京去一次，使曹聚仁成了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居中调解人。

　　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了中共的热情接待。7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邰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说：“我们欢迎曹先生回来看看，我代表党和政府欢迎你。”随后，大家叙旧谈新，气氛十分热烈。谈话很快进入正题，曹聚仁就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询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即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的话使曹聚仁深受鼓舞，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身为炎黄子孙，当为国共重开谈判尽力奔走，多做工作，决不推辞。3个月后，即10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这天下午，党和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在中南海居仁堂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十分诚恳地问：“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曹聚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随后，毛泽东与曹聚仁便开始了无拘无束的长谈，他们就古典文学，谈毛泽东的诗词，谈现代文学，谈鲁迅的作品，也谈曹聚仁的著作。后来进入正题，谈国共合作，谈蒋介石、蒋经国。毛泽东听说曹聚仁了解蒋经国的为人，曹聚仁便回忆了蒋经国的赣南的一些旧事，对蒋经国予以肯定，并告诉毛泽东，他在1948年写过一本《蒋经国论》的书，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对曹聚仁的介绍很感兴趣，要曹回港后，寄一本《蒋经国论》来，他说想看这本书。

　　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还是可以肯定的，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毛泽东的一番谈话，使曹聚仁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国共谈判的态度，他信心百倍，希望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曹聚仁回香港后，很快将他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详细转告台湾方面，并静等台湾的消息。

　　此时，台湾的政局很不平静。10月31日，以“宣扬民主、自由、反共”为宗旨，深受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由当时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为发行人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刊出为蒋介石祝寿专号，发表胡适、蒋匀田、陈启天、陶百川、徐道邻、雷震、夏道天等人的15篇文章和社论，要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要确立“责任内阁制”，不要一切由“总统”决定，劝告蒋介石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元首，并强烈要求保证言论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改革台湾经济与国防制度，在台湾引起巨大轰动，该期刊物连印9版，发行数月，为台湾历史所少见。胡适等人与美国渊源非同一般，名为蒋介石“祝寿”，实为发难，显然充当着华盛顿“换马”阴谋的急先锋和吹鼓手。蒋介石闻此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雷震开除国民党党籍，不久逮捕下狱。而这时，早在1948年2月就提出“台湾独立”被现在台湾民进党人尊为“台独之父”的台湾人廖文毅与廖文奎在美国与日本政府庇护下，在日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其“国旗”竟是一个大太阳旁边附加一弯新月，而年号也不用中国年号，也不用公历，均采用日本昭和纪年，每逢集会讲日本话，唱日本歌。他们心目中的“台湾独立建国”只不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日本的“卫星国”，妄图重演“满州国”的历史。虽然台湾国民党当局早在1952年采取镇压措施摧毁了“台独”分子史明准备在岛内进行暴力“革命”的计划，使台湾本岛的“台独”活动处于沉寂，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原因，廖文毅一伙人在海外的活动无疑对国民党政权是很大的冲击。

　　北京密切注视着台湾的政局。

　　不久，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正指出：“美国千方百计地破坏解放台湾，策动一批所谓‘自由中国’分子和‘台独’分子进行推翻台湾当局的活动，企图把中国的台湾变成象檀香山一样的美国属地。其实美国政府的这种手段只能使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更加认清美国政府企图奴役中国的真面目。今天美国政府既然可以发动推翻台湾当局的运动，明天美国政府何尝不可以抛弃那些标榜所谓‘自由中国’和‘台湾独立’的分子呢?卖国求荣不仅无荣可得，而且还将遗臭万年。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无疑表明，北京出于民族大义声援蒋介石。

　　周恩来的讲话很快传到台湾。此时处于严重“内忧外患”的蒋介石，自接到中共中央给他的信之后，再加之曹聚仁从北京带回的信息，经过一年认真的思考，就在周恩来讲话稍后不几天——即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人选。这表明蒋介石愿与中共“谈一谈”。
 
　　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3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去探听虚实，以打开国共僵持的局面。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其一，宋宜山是蒋的学生，自南京中央党务学校毕业后，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的；其二，宋宜山是台湾立法委员，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身份比较灵活；其三，宋宜山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去探亲；其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以及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亦是湖南人，利用乡情进行对话，比较方便。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世钊、唐生明(曾与蒋介石争雄中原的唐生智的弟弟，也是湖南人)到车站迎接。宋宜山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由唐生明作陪。当然，这次“宴请”宋宜山，周恩来是以在饭店中见面的方式安排的。他亲切地笑指着唐生明对宋宜山说：“唐生明是国民党人，也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时，为共产党提供过枪支弹药和物质，营救和掩护过一些伤员，共产党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随后，周恩来又谈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他在滇西通惠桥指挥的战役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