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军事行动（二）

　　1955年1月9日，人民解放军一江山岛发动总攻。空军伊留申28轰炸机与米格15战斗机轮番轰炸上、下大陈岛。当夜发生海战，人民解放军海军舰击沉国民党“临江号”军舰，击伤“瀛江号”军舰，国民党舰队被迫退出南麝岛外围。

　　18日拂晓，人民解放军由2艘驱逐舰，4艘巡逻舰和20余艘鱼雷快艇编成的混合舰队，封锁了一江山岛经海上对大陈岛的联络，并以密集火网将敌援舰队阻隔。同时，空军第一批歼击机起飞，掩护集中于头门山、高岛等地的登陆部队完成起航准备。8时许，空军出动第二批飞机，计有图——2型轰炸机4个大队，依尔——10型强击机3个大队，75架米格15，18架伊留申28等各型飞机组成百架混合机队，轮番轰炸一江山岛的碉堡、工事、火力点及各种设施；远程大炮也进行猛烈的隔海轰击，顿时，一江山岛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下午2时，在飞机和大炮火力掩护下，人民解放军1个团的陆战队、特种部队和陆军5000余人，乘百余艘机网船和登陆艇强行登陆，激战53小时，击伤、击毙国民党官兵1080余名，解放一江山岛。

　　此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此役显示的威力，并不是说在一江山岛上消灭了国民党多少军队，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具有现代立体作战的军事实力。解放一江山岛只不过是一次立体实战检验而矣!担任进攻一江山岛的前线总指挥是当时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将军。

　　此役震惊华盛，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停火。

　　美籍华人作家江南发表评论说：“一江山岛是个弹丸之地，中共必争，且无畏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标榜的‘战争边缘’政策，发动三军，强行夺取，其中颇多奥秘。”他又写道：“毛泽东紧接着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以为条约是万灵符!”

　　1月24日，周恩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提出停火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提出停火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同蒋介石集团停火。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并未造成国际紧张局势，只是由于美国侵占台湾，庇护蒋介石集团，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

　　华盛顿见北京的态度如此强硬，认为中国政府马上就要以武力解放台湾。在周恩来的声明之后，华盛顿立即作出反应，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国会授权在台湾地区动用美国军队。 1月26日、2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及台湾海峡动用美国武装力量。随即美空军第18战斗机联队从菲律宾调往台湾。29日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称美国全力协助台湾抵抗共产党的侵略。

　　与此同时，美国于1月26日策动新西兰等国在联合国提案，要求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的敌对行动”美国妄图对北京武力威胁的同时，通过联合国，以世界裁决的形式，实施“两个中国”的预谋，使台湾与大陆永久隔绝。

　　这正如毛泽东所料。其实早在1月19日，即在解放一江山岛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两上中国是美国经常研究的可能性之一，这就是把福摩萨和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来的独立国家，互相保证安全。”

　　联合国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那么会议上同时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的代表，这无疑会使人民产生北京默认“两个中国”的错觉。为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新西兰政府的提案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由于台湾蒋介石集团窃取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针对新西兰的提案，蒋介石虽然反共，但在民族大义上可不含糊，他不惧西方各国的压力，同日在台北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我要正告全世界人士，中国人民和政府决不容许任何人割裂我中华民国的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统一。”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表态。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再次抨击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主张，重申“台湾和大陆本是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毛泽东在北京闻之，连声赞道：“蒋介石此话，说得很好，很好!”

　　国共两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原则问题上虽表述方式不同，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许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心里萌动起与他的老对手蒋介石第二次握手的念头。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一次握手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1945年9月底蒋介石的邀请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去重庆和平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国内和平协议》，但不久蒋介石把它撕毁了挑起了内战，结果是诞生了新中国，蒋介石被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

　　由于中国的严正立场，加之台湾当局强烈反对，迫使联合国安理会拒绝了新西兰提案。

　　虽然蒋介石在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但面临的台海局势却十分严峻。此时一江山岛解放后，大陈岛全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海岸炮火轰击之下。大陈岛国民党守军只有两条路，一是跑，二是亡。死守就是亡，稍有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将领都明白这一点，蒋介石更有切肤之痛。为避免大陈岛全军覆灭，只有撤军，但下令撤退蒋介石又有难处：这对刚有所稳定的台湾军心打击太大了。蒋介石指望美国有所军事行动，但美国的态度是：台美之间的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双方防御的地区只有台湾和澎湖烈岛、金门、马祖，大陈均不在美国第7舰队保护之下，也就是说美国要蒋介石放弃大陆沿海岛屿。美国比蒋介石明智和实际，在华盛顿看来，蒋介石靠反共决心和自己给自己壮胆的宣传口号来防守大陈岛是不现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却有实力以陆海空协同作战收复这些地区，直到兵指台湾。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按华盛顿的密令力劝蒋介石放弃大陈。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不得不急派蒋经国赶赴大陈岛执行撤退大陈守军及岛上全部居民的“金刚计划”。艾森豪威尔见蒋介石就范于华盛顿，于2月5日下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介石撤军。2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避免无谓损失。2月8日撤退这一天，可谓兴师动众，美国出动了70多艘舰船，台湾当局“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同时到达，指挥撤退。当大陈守军和全部居民撤离前，蒋经国自“太昭”舰上带来一面国民党的国旗，举行升旗仪式。蒋经国强自镇静的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 ，此刻我们要决心打回来。”说罢，他默默地领着岛上的军政官员走遍了大陈街道，而后到了海边。这次大陈的撤退，虽然没有五年前海南、舟山撤军那么令人震撼，却因而谱出了“反攻无望论”的凄厉乐章，谁再相信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别墅发出的“我带你们回大陆”的梦话呢?

　　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大陈岛，26日又解放南麝山列岛，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至北，整个大陆沿海仅剩福建境内金门、马祖二岛。华盛顿认为北京解放大陈列岛之后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按“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规定金门、马祖应在美国第7舰队保护的范围之内，但艾森豪威尔担心由于争夺这两个孤立的小岛美国很可能会陷入远东一场比朝鲜战争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艾森豪威尔要杜勒斯说明蒋介石主动撤出不易防守的金门、马祖，而固守台湾。美国外交的老练，狡猾和自私已暴露无遗。其实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背后，就有着不可告人的潜台词。艾森豪威尔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要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为的是以台湾海峡划一条分割线，使台湾、澎湖孤悬海外，远离大陆，以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地理现实，使台湾与大陆永远隔绝。为使蒋介石就范，表示美国是台湾真诚的盟国，3月17日美国向台湾当局移交22艘登陆舰，同日杜勒斯飞台北与蒋介石会谈。

　　杜勒斯出生在一个外交世家，在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前十多年来是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发言人，是美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政治家和理论家。他那“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队”的言论，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色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更显得深不可测。在当年日内瓦会议上，有人叫他雷管，倒不仅是说这个人危险，这里有双重含意——他威胁别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刚做过手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层阴森的色彩。他手术后便拖着虚弱的身体“风尘仆仆”赶到日内瓦。他为他的信仰奋斗，同样表现出忘我的献身精神。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了疯狂地步。他亲口下令，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国际上一度误传周恩来欲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其实周恩来并无此举动。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几次与杜勒斯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从容大度，杜勒斯则不然，他苍白的脸孔一见周恩来便紧张地绷起来，动作僵板机械。这次飞台北他的对手是蒋介石，蒋介石可也是一本正经和古板得令人受不了的人物。

　　杜勒斯力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多年来对美国深存戒心，对美国的“台湾未定论”耿耿于怀的蒋介石十分清楚，如果撤出台湾与大陆之间富有特殊意义的地理联结点金门、马祖地区，按美国的意思“划峡而治”，无疑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政治联系，既使他失去“反攻”大陆的跳板，更不利于维护他在台湾的统治，而就范于“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圈套。因而他极力依靠美国的同时，坚决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行径，但又不能与美国公开翻脸。他板着脸，严肃地对杜勒斯说：“金门、马祖是台湾的生命线绝不能放弃，以打击对打击，为保卫金门、马祖战至最后一人!”杜勒斯是个“思考形”人物，不善演说，发言讲话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紧绷着面孔正要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另一篇发言辞时，身穿长袍马褂的蒋介石霍地起身，摆出当年参加开罗会议同盟国三巨头的威严毅然地把手一摆，冷冷地说道：“尊敬的国务卿先生，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们的会谈就此结束。”所谓的杜蒋会谈不欢而散。

　　杜勒斯回华盛顿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与蒋介石会谈情况时，为缓和美台之间出现的矛盾，说他被蒋介石坚毅的反共决心深深地感动了，认为美国应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否则亚洲人会产生美国是不讲信用的朋友，引起危及美国根本利益不应发生的连锁反应。他极力主张金门、马祖必须困守，并提出如果它们遭到袭击，只有核武器能有效回击。艾森豪威尔被杜勒斯说服了，同意暂缓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他认为中共比苏共好战，他与杜勒斯密谋商定，如果金马危机继续发展，就要对红色中国施行核手术。为阻止北京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3月16日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公开扬言：“一旦中国共产党在金门、马祖扩大战争，美国将动用原子武器!”

　　这就是后来外国一位历史学家在《中国五次核危机》一书所写的：中国面临的第二次核危机。早在朝鲜战争时就领教美国核讹诈的毛泽东，闻听此言，一笑置之。当年他曾说过：“在当今世界上，要反对核讹诈，就必须打破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就必须自己掌握核武器。”他坚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有核武器的。

　　此时，毛泽东认为他制定的有限军事行动的目的已经实现：拔掉了国民党在浙江沿海地区的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据点，在世界面前显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空协同作战的威力，粉碎了美蒋的军事挑衅，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的美梦，从此国民党当局被局限在台澎金马地区，侵扰东南沿海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能力和可能性大为减少。对于金门、马祖二岛，基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和民族大义，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前暂不收回为好，这样台湾就有了一个近望神州大陆的立足点，保持台湾与大陆的整体感，以不给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人以任何口实。他认为挫败美国策划的“划峡而治”、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战略任务。综观世界全局，自1953年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定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印度支那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人心思和啊，为不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中国好战的口实，为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理解和支持，为了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的时候了。

　　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台海复杂的政治格局，适时作出了决策。1955年4月23日，身穿银灰色制服、举止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团结会议上发表了如下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给缓和台海局势带来了转机，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作出积极响应。4月26日，杜勒斯发表讲话，表示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同日北京对杜勒斯的讲话作出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马补助的炮击立即减少，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这一局面，使台湾当局顿生猜疑，惶恐不安，“外交部长”叶公超忿然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如果美国背着台湾进行‘停火’安排，台湾将不再视美国为盟友!”紧接着台湾“行政院长”俞鸿钧对美国记者又发表谈话：“台湾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并否认台湾曾与美国就与大陆和谈问题达成谅解。
 
　　至此，台湾与美国的裂隙公诸于世。华盛顿见蒋介石不听美国摆布，使美国隔绝两岸的如意算盘落空，弄得十分尴尬。鉴于蒋介石在大陆时领导的政府政治腐败，经济瘫痪，军事一败再败，威望一落千丈，华盛顿立即密谋“换马”，另觅有利于美国的新代理人。当“换马”风声暗涌之际，已知美国意图的蒋介石立即想到与美国渊源非同一般的孙立人。孙立人是蒋介石退台后的陆军总司令，早年留学美国，是曾到华调停的马歇尔将军的校友。蒋介石认为他是美国欣赏的人选即采取断然措施将孙的亲信郭廷亮逮捕，罪名是策动兵变，企图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孙被控为兵变后台，因此而遭长期软禁。接着为防不测，蒋介石把美国政府欣赏的另一位人物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驱遂出台湾。华盛顿对蒋介石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表面上以容忍的姿态未加可否，但暗地里“倒蒋”的活动并未停止。……

　　毛泽东从祖国统一大义着眼，迅速抓住这一时机，向台湾当局发起和平攻势。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郑重而明确的宣告；“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进入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和平争取工作为辅的新阶段。

　　世界各大报纸以显目的通栏标题，报道“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6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再次表示：“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国际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则是内政问题，决不能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此为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愿意和美国谈判，欢迎其他关心此事的国家出来翰旋。中美间没有战争，不存在停火的问题，更不能以停火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无疑这些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去了。英国驻华代办纪维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分别专程防华，英国、印度愿意充当中美间的调停人。尽管台湾当局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中美会谈，美国通过英国与北京商定，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代表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谈判，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没有政治接触的局面，为中国部分调整对外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方针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上重申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内政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商谈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稍后不久，周恩来再次呼吁，“希望台湾当局在其认为适当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点，同我们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和条件。”

　　尽管蒋介石在台北声称：“以打击对打击，台湾绝不与中共谈判，对任何方式的和谈都坚决拒绝。”但台湾的股市由于北京对台湾政策的改变由暴跌猛然回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