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是一个失范的社会，无论人们在公众场所如何努力地去建立一套新的礼仪规范，但在此方面的捉襟见肘实在是屡见不鲜。即使对彬彬有礼格外重视的中产阶层成员也不例外，这一点从他们对自身居所的处理上即可见一斑。
目前的中产之家中是不包含礼仪空间的。有人虽然将玄关处理得带有礼仪空间的某种色彩，但有这种意识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中产阶层在安排功能空间时，为礼仪安排一个空间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而不同的空间该有什么样的行止礼仪也不是他们摆放家具、安装各种配置及选用各种饰品的依据。
中产阶层没有意识到"礼"是如何渗透进家居的，所以在其家居的安排中，就会露出礼仪上的破绽。
首先是各个功能空间在家中的分布。
富裕阶层因房屋面积足够大，房间足够多，在划分公共区和私密区时，比较容易到位，中产阶层碍于面积、房间数的限制，在划分公私区域时，因为对"礼"的不敏感，难免出现"硬伤"。例如有些家庭安排的功能空间使主人从卧室到卫浴间或到书房都会落入客厅里的人的视线，但很多中产都没意识到这种空间安排对主客双方都不尊重。
其次是家具的使用方式。
中国人原来一直用的是八仙桌，四四方方，面向门的座位为上首，其左右为次座，背向门的为末座。八仙桌是俗称，但这称谓本身便反映了某种心理，你可以理解为围坐的几个人如同八仙聚首，也可以理解为一桌人能有幸坐在一起吃饭，尤其是亲人友人，神仙般的生活也就如此了。
清末受西洋文化的影响，民间开始出现长方桌。长方桌起初只在一些洋买办和海归家中盛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尤其是破四旧、立四新后，长方桌的就餐方式就从中国的家庭中消失了。
但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长方桌再次流行于中产之家和富裕阶层家中。但西式长方桌的初始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欧洲，长方桌如同中国的八仙桌一样是等级秩序和礼仪的一个符号化物品。面向餐厅大门的一侧正中通常坐男主人和主宾，主人在左，主宾在右，依身份高低，依次向左右两边排列，对面正中则为女主人和次宾。
如果是一个对西方餐桌礼仪略有所知，又对宾主位次有所判断的人，他该如何就坐呢？
随着中国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外人士间的交往对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士来说并不少见，使用西式家具是执西式礼还是中式礼，还是什么礼都不执，常常成了现代社交中的一个模糊地带。
我曾参加过一些小型的家庭聚会，大多数人在长桌两侧落座是不讲主次的，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讲等级秩序而是日渐追求平等的社会。但也有那么一些时候，同一张桌子被用来划分关系亲疏和地位高下。同一张桌子因不同的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没有一套固定的礼仪贯穿其中。
既然在"礼"上的修为不够，中产们对于优雅是如何实现的自然也不甚了了。例如大多数中产在购买餐桌时，对其高度和宽度能否成全人优雅地夹菜、布菜是缺少判断力的。
至于餐桌的布置，由于没有足够的文化背景作为风格的依托，餐桌形象的塑造也只能通过阅读杂志或去外籍人士家中参加晚宴获得关于餐桌布置的基本理念和技巧。
餐桌礼仪是礼数的一部分，不论中西，在一个守礼的社会，餐桌礼仪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化修养。一个最日常发生的行为所遵循的礼仪规范，修炼的远不只是行为，更包括待人的态度和认识社会秩序的价值标准。
一张餐桌可能仅仅是造就一个就餐环境，但就餐的方式却决定了一个人的风范。
当代中产之家将长方桌作为自家餐桌的选择本无所谓对错，事实上对进餐礼仪的文化传统的忽视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只是略去文化层面去做判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扩散到整个家居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却是需要反思的。
中产们并不是只有面对餐桌时才有这样的尴尬，当传统礼数淡出我们的生活空间时，人们守不守礼完全看是否需要和是否舒服。
这里面有一定的经济原因，但不是主要的。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推崇"礼"是一个核心原因。
这一代中产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在其青少年时期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粉碎一切传统礼教的年代，所以他们无从学习，但因新的社会礼法规范尚未建立，他们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和"礼"有关的教育。阶级的消失使贵族彻底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整个社会的生活典范因此品位降低。这一代中产阶层在过去二十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主要是财富和见识，而这财富主要指物质财富，这见识也主要局限在江湖见识上，至于文化中的"礼"还没有成为这一代中产的生活支架。所以当今天的富裕阶层拼命想把自己打扮成贵族的时候，发现无论用多少财富都堆砌不出对高品位生活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中产阶层努力想成为新一代"士大夫"，却因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使散淡流于散乱或苍白，使风流流于情色或低俗，使豪放流于粗野或简陋。
这种文化积累上的不足，即使对十分好学并乐于改变的中产阶层而言，也是难以轻易跨越的障碍。
中产之家在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家居风格时，对整合不同地域的元素常常有心无力，对各种潮流的追逐流于不追根究底的形式照抄，这就使最有理由成为这个社会家居风格的开创者和建设者的中产阶层迟迟没能扮演起这个角色。
在工业化时代以前的西方，文化精神大多由贵族去继承和发扬，中国则一直由文人来扮演文化薪火相传代代弘扬的角色。但西方工业化时代以后，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到新文化的建设中，使得代表中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各种文化主张大行其道，无论是波普艺术的流行还是新经济的兴盛，都折射出它所发生的那个年代的文化精神--一种努力冲破阶层壁垒使信息公开化、平民化的理念贯穿整个20世纪的西方世界，于是西方便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新礼数。而中国目前尚没有成体系的新文化诞生，关于生活的思考仍然有待成形，餐桌及其使用方式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出这种茫然。问题是，这一代的茫然已经直接影响到对下一代的教育。
进餐的方式是每一个孩子学习社会交往的重要一课，一个不确定这类礼仪的家庭将无法提供给孩子未来走向社会后完整的言行依据。
但也有人听到我这个观点后质疑：如果全社会都不讲礼，我的孩子有必要守礼吗？即使想守，能守得住吗？
这恐怕是困扰整整一代中产阶层的命题。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概括的是儿童教育的普遍规律，三岁以前的教育对孩子成人后的性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七岁前的教育基本上就奠定了一个人未来的处世方式。
一个没有守礼意识、也没有守过礼的孩子长大了，如果想确定行为的边界将不得不在实践中交出高昂的学费。
富裕阶层指望把孩子送出国上学去解决这个问题，中产阶层中的中上阶层很多人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但中中阶层和中下阶层无力实施这种昂贵的教育，教育差异导致的未来的社会交往中行为准则及判断标准的分歧，恐怕不是一个可以忽略掉的问题。
当代中国中产之家所缺失的不是某一类新型建材或家具，而是打造一个家的文化理由和精神依据，因为它将波及这一代及下一代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反应这个世界。
一个二人家庭的餐厅，两个人的共同活动可能在此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