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设想的“周道”和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在理想的社会领袖这个问题上有相近之处。孔子设想的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柏拉图设想的是有德性的“哲人王”来统治城邦。“内圣外王”虽然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实际上可以视做对儒家政治理念的一种解读。它的意思强调，只有当一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了“圣”的地步，他才能外在地成为一个社会的领袖；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领袖人物内在的道德修养必须达到“圣”的水准。从现实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但也正是从现实的角度，因为“内圣外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巨大，也为促使历代当政者朝着“内圣”的方向努力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和舆论压力。
“圣人”在《论语》之中设定的标准之高，不仅孔子不敢自居，甚至连尧舜这样杰出的人物也当不起。《论语·雍也》中说道：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不仅尧舜当不起“圣人”的称号，在《论语》中孔子就根本没有给出一个可以称为“圣人”的人物供后世参考。
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成为了一个借“圣人”之名招摇撞骗的伪圣人。通过《论语》原典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从来就没有希望自己能成为或者希望别人将他看做一个“圣人”。如果他希望借“圣人”之名称王天下，那他就不是一个大哲，而是一个类似于借明教起家的朱元璋，但如果我们看看史书，了解一下孔子的一生，我们就会明白哲人和政客的区别在哪里。东汉学者、思想家王充有感于孔子空有圣德，而没有成就王图霸业，说了这样一句话：“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就是说按照“内圣外王”的标准，孔子编著《春秋》的德行已经可以达到作为一个社会领袖的标准，所以追认他为“素王”，也就是没有功业的“王”。
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言下之意是，“圣人”的标准太高我们难以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君子”在现实的操作上，我们是可以达到的。
这时我们对孔子所说“君子”的概念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从道德修养的层面上不如“圣人”，但又和“小人”泾渭分明。但是这个印象仍然过于笼统。那么在这个笼统的概念下，它的含义是不是和于丹所说的一致呢？
在“君子之道”这个章节中，于丹拟定了这样三条标准：
1善良。
2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3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里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头却从来不争。
我们逐条来看一看。
于丹在论述第一条“善良”的标准时，引用《论语》的论据是“颜渊篇”中的这么一段：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于丹进一步解释到，“不忧不惧”的意思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在这里必须指出，于丹这种说法可以称为曲解之曲解，首先她把“善良”和“不忧不惧”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再把“不忧不惧”庸俗化地加以解释，所以使得读者对这段话的本意反倒模糊不清了。
杨树达先生在《论语疏证》中引用了《礼记·中庸》的一句话来解释这段话：“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论语》原意的，意思是说君子通过内省之后发现自己的志向不为外部世界所影响，并坚定不移地向理想努力，自然在面对外物的时候可以做到“不忧不惧”。如果说这段话体现了“君子”某一方面的品格的话，那么它说明的是坚毅和不屈，这和“善良”以及后面于丹说的“厚道”完全八杆子打不到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