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第一条“善良”的标准不成立，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这一条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如果一个人胸怀天下、奋发有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当然可以将他看成一个君子。但问题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侧重强调他的内在道德修养，而不是强调兼济天下的理想本身。举个例子来说，希特勒的一生不可以不说是“奋发有为”，他也有让德意志人称霸天下的宏图壮志，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称他为“君子”了呢？恐怕没有人这么看。
再看于丹在这一条标准下列出的引文，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她的底气不足：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这是在说“君子”吗？不是，这是对“士”提出的要求。“士”和“君子”是一个意思吗？当然不是。关于“士”的概念，请参考本书《质疑于丹对“士”的解释》一文，这里不再重复。把一个概念的解释随意加到另一个概念的头上，这是于丹“心得”的一贯做法，也是笔者最感值得商榷的做法。
令人称奇的是，于丹提出的第三条标准倒基本没有偏离《论语》的原意，这在整本《于丹〈论语〉心得》中可以算是难得的特例。
那么，从《论语》原典中，我们究竟可以提炼出一个怎样的“君子”概念呢？我也用于丹的办法，试列几条标准出来看看。
1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从修炼内心的道德修养发展到规范外在的行为。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句话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有若和曾参在孔门弟子中地位很高，所以在《论语》提到孔门弟子时，只有他们两人被尊称为“子”，比如有若为有子。所以有子的话在《论语》中还是很有代表性。这句话大概是说，一个在家孝顺父母、敬顺兄长的人，不可能做出犯上作乱的事情。由“孝弟”这个内在的道德修养为做人的基本，推及到外在的处事原则，这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就是《论语》的原意。实事求是地说，这和我们今天所说“君子”的概念未必完全吻合。我们参考一下一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著名电影——《教父》：
在“教父”科里昂家族的内部，“孝弟”观念可以说深入到每一个家族成员的心中，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社会上横行无忌、逍遥法外。从我们现在的“君子”观念来说，我们很难说教父和他的子弟、手下能够称为“君子”。而且由“孝弟”推衍出不好犯上作乱的逻辑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无论正确还是错误，这是《论语》的原意。正确的我们可以继承发扬，错误的我们可以批评纠正，但就是不能乱解、曲解。
2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这种严格要求可以具体化为某些标准。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
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过分的欲望，比如色、斗、得。这三点很有针对性，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依然有警示作用。
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当然，具体敬畏的对象今天可能有些不太适用，但一个人没有敬畏之心是不行的。今天我们敬畏道德、敬畏法律、敬畏国家尊严，道理也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