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式领导者——与那些只想博得民众赞许的领导者相比——通常产生于正在经历深刻危机的社会中。现存的冲突解决机制已经瓦解了；传统、既有的权威、旧的合法化、做事情的常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在承受着极大的负荷。民众的漠然和社会的分裂正在形成。强烈的心理需要和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长期坚持的价值观念将要被取代或改变。许多次
级领导者开始逐渐占据显著地位，他们提高了人们的期望，使人们的需要更加强烈。简而言之，在信任与合法性方面的危机，压垮了现存制度的统治者、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反叛旧的权威和传统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他或他们在同情心和能力方面具有罕见的天赋——精力充沛、足智多谋、反应敏捷。
在这种领导产生的诸多事例中，苏丹的马赫迪（Mahdi）的例子是最为突出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初期，在土耳其帝国领域的边界地，阿拉伯、利比亚，特别是在苏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带有强烈的清教徒色彩的宗教运动。社会正在解体，因为传统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支离破碎了。“外国的”入侵者和征服者试图把“异族”的法律和刑罚方式强加给当地人民，从而进一步威胁了人们的古老的忠诚感。许多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利用并助长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一个神所指引的人”将降临世间，拯救伊斯兰教社会。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是栋古莱栋古莱（Dongola）是位于苏丹北部的一个城镇，北方的首府和贸易中心，6~14世纪时曾为基督教王国穆库拉都城。——译者注（Dongolese）的一个贫穷的船工家庭的儿子。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孤儿，然后被送到一个叔父家生活。“作为一个儿童，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学习动机，更有一个异常聪慧的头脑，这让他在9岁的时候就能背诵整部《古兰经》。”由于不能在颇负盛名的阿尔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接受教育，他继续留在苏丹，并且按照当时的风气，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不久，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改宗者（proselytizer），并且由于他极其虔诚、谦恭和禁欲主义的生活而赢得了声誉。他与既定的统治者为敌，指责他们不敬神的行为，比如享受音乐和舞蹈。他被驱逐出自己的教会，随即加入了一个对立的教团，并且很快成为它的领导者。他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并且声称，在一次幻象中，先知穆罕默德委任他为安拉使徒的继任者。
这位新的马赫迪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直接而明确的：回复到清教徒式的伊斯兰教，抛弃罪恶的追求，支持永远的禁欲主义。政府当局不仅视之为宗教威胁，也视之为政治威胁，因此派遣了一支军队去镇压这个篡权者及其追随者。这支军队的失败，以及随后几个月中马赫迪的一系列的胜利，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伟大事业中来。但是，他的主要力量似乎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中：他的预言的力量，他有能力使这一预言适合不同阶层和团体的需要，他承诺拯救在战斗中牺牲的信徒，他能够在与反对派举行的复杂的神学辩论中取胜。当他的军队占领了喀土穆，并且杀死了英国的英雄人物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时，他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在英国，则被唾骂。马赫迪在攻陷喀土穆后不久便去世了。
有关继承的事务暂时和平地进行着，但是后来遇到了挑战，当英国人在基奇纳将军（Kitchener）的领导下重新征服苏丹后,这一戏剧性的插曲就宣告终结了。马赫迪所导致的实际变革的范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价值转变”的程度本身是无法被衡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抵抗运动中，一万多名马赫迪的追随者奋不顾身地冲向英军的机枪。理查德·德克梅吉恩（Richard Dekmejian）和玛格丽特·怀佐米尔斯基（Margaret Wyszomirski）总结如下：“这位领导者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时去世了，而没有机会目睹那时几乎尚未开始的重建（常规化）过程。结果，马赫迪想要对苏丹社会进行的全面的精神和社会重建工作始终没有变成现实。换言之，部落制的苏丹人至关重要的社会整合和精神同一化的运动流产了。”鉴于马赫迪的预言过分强调神学，而他的学说又是清教徒式的反现代类型，所以即使他仍然活着，人们仍然可能会质疑是否会发生持久的社会变革。归根结底，马赫迪并不是社会变革的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