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革命领导能做怎样的总体概述呢？它充满热情、专注、忠诚、无情、自信、勇敢、不知疲倦，通常很严肃，还经常很残酷；它总是以一个政治神学为基础，但在实践中，在应用
其神学时它会保持灵活性。它致力于冲突。它建立在信仰天使、恶魔和拯救的基础上。它不能忍受异教徒的存在。它需要一个预言家，但它的生存也需要制度的支持和集体领导。它的源泉是点燃人们欲求和需要的干柴似的领导，那个由于压迫、沸腾的民怨和改良主义破产而遭受挫折的领导。它的成功依赖于强大的价值观念体系，依赖于对大众需要的回应，依赖于对异己的系统性压制。它在理论上是平均主义，但并不总是付诸行动；它在公开冲突的情境中如果能达到互惠，就有资格成为领导；如果不能，就成为一种残暴的权力。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最终退化成纯粹的恐怖主义，尽管革命初期的道德愿景在革命本身死亡之后仍然成为激励后代的精神源泉。俄国革命的领导破坏了改良主义；通过满足俄国人民对恢复社会秩序、改善福利以及维护民族自尊的需要而幸存下来。中国革命的领导是这三种革命中最具有变革精神的领导，但是它同样也有大规模的残酷行径及其众多的受害者。革命所具有的人道的目的价值，经常得到各阶级的广泛共识；那是革命者的力量之一。但正是由于缺乏革命的方式价值——在这种斗争中所实施的不人道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才产生了恐惧和反革命。由于像华盛顿和亚当斯这样的革命领导者本质上是忠诚甚至是文质彬彬的，所以美国革命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伤疤。革命所产生的第一代领导者似乎不仅代表而且身体力行了革命事业的较高目的；还有谁能够比列宁、毛泽东、玻利瓦尔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一生曾把6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获“解放者”称号。1819年建立大哥伦比亚，当选总统。——译者注（Bolivar）、卡斯特罗、胡志明更有能力领导他们的革命呢？要接受考验的是第二代领导——杰斐逊们、尼赫鲁们——考验的是革命最初的人道目的在多大程度上被权力的欲望所破坏。
正是在这种考验中，斯大林失败了。他就像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由于担心人们认为他毫无价值，所以他强迫自己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形象，而这又反过来迫使他需要人们的阿谀奉
承，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政治领导者，甚至理智领导者。但是列宁留给了他一个有缺陷的遗产，那份遗产概括地说，就是强调革命的手段高于革命的目的。即使没有那份遗产，这位格鲁吉亚人也不可能克服自己早年的艰辛和心理上的伤疤的影响，以及俄国人几个世纪以来承受的压迫的重负。他帮助他的人民认识到了1941年和1942年那迫切的生存需要。但是他绝不会认识到人民更高的改革需要、创新需要以及自由表达思想的需要。一旦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且残酷地处死了大批旧时的同志和对手，就像他的死敌阿道夫·希特勒一样，他就不再是一位领导者，而蜕变成一位暴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