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提毛泽东，把他作为唯一的“领导者”（the leader），等等；但实际上，这是对整个领导体系的速写。在这本有关领导的书中，我们毫无理由去抵触一个基本的观点，即，领导是一种集体的事业。毛泽东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个缓慢发展起来的强大的领导者的等级结构，其中一个人便是其第三任妻子——党的激进主义分子江青。庞大的中国共产党被制度化，领导结构已经扩散到中国所有的主要公共机构中，并且通过党的各层领导，到达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该党秉承了一般的共产党的模式：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细化的省和地方机关，还有经过精心挑选、受过严格训练并且定期交纳党费的党员资格制度。该党建立了通常的组织机构、宣传机构、党的财政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部门。该党当然控制了所有的大众宣传手段，并特别强调口头教育和面对面的说服工作。老式的新式的说服技巧——隔离群众使其受到最大影响，激起其紧张情绪，使问题简单易懂——这些技巧可以用来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直到把他们变成基层的意识形态宣传者。
然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者在利用党作为实现最高领导的工具过程中，在某一个方面远远超过了标准的共产党人。根据刘易斯的观点，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位这样的领导者，他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政治领导者与广大中国人民的互惠的和有组织的关系”，来实际锻造坚固的阵线。毛泽东对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也很直接。他这样要求党的领导者：必须向自己的下级学习！“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在做先生前先作小学生；在你发号施令前先向基层干部学习。” 他也悉心教导基层干部如何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学说。必须将群众的愿望和不满收集、梳理、总结起来，并且将其与政府的方针路线联系起来，以便将这些反应上传给政治领导，这样它们便可以与政府和党的政策联系起来，而政府和党的政策便可以据此进行相应的修改。对新的政策的解释还会再返回到人民那里。这种辩证的过程将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这种领导与追随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领导体制。就群众的态度影响了党的政策来说——这种影响无论被官方如何夸大，都是非常重要的——追随者变成了领导者。因此，用舒尔曼的话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在其结构的所有层次上都是由那些毕生以领导为最大目的的领导者所组成的”。每个层次的党的领导都遵循着一种生活方式：公开、透明、集体以及在工作时间、精力和个人奉献方面的严格要求。需要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批评、自我评批、“批判大会”还有“整风”运动中，该方法被西方看作是以团体意愿代替个人思想的“洗脑手段”。中国共产党也绝不是不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领导的老化，在上层集团中缺乏上升的流动性，意识形态宣传者与技术人员之间的摩擦——但作为一种领导体制，该党的力量和持久力还是给人以深刻印象。没有对群众中的领导潜力的有效动员，该党几乎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压力中维持生存。
共产党领导者面临的一个最为有趣的战略问题，就是共产党领导将如何对待他们所取代的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那些颇具修养而常常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特权阶层的人被看作是一种威胁。他们被剥夺了政府的额外补贴和许多财产；他们通过审查和再教育而沦为下等人；他们的孩子被送到农村与农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中一些人将孩子送到国外暂住。其他人则不情愿地顺从了共产党的权力；很多人投靠了新的革命运动，他们相信牺牲少数人的安逸可以给此前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但是这种体制从根本上仍保留着反知识分子的偏见，因为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好怀疑的态度、生性多疑、独立甚至超然的立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与这种情绪高涨、相互依赖、纪律严明、本质上具有“宗教性”的革命运动相背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