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农民视作革命的先锋队——这肯定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的。毛泽东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行动对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他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承诺。然而，“短时期内”将爆发农民起义的乐观前景，却陷入了持续数年的失败和挫折之中。在1927年，随着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屠杀，以及斯大林要求采取革命军事行动，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之后，他受到指责，并被剥夺了领导权，最后被迫退出了湖南。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向东转战，并且在江西地区的偏远山区找到了一块安全地带。在这里，朱德成为毛泽东的军事统帅，而毛泽东此时才能演练他的政党领导技术、宣传手段、自我批评理论和农民运动理论，后来他又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了更广阔的舞台上。但这些演练的时间却很短暂，因为获胜的国民党领导者蒋介石开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围剿运动”。毛泽东的红军避开了国民党的围歼；他带领一支约由12万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衣衫褴褛的军队开始了匪夷所思的长征，最后到达了安全地点陕西。到长征结束时，这支军队只剩下大约10 000名士兵——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替代的领导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陕西省，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和取得政权，毛泽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正是在那里，他展现出他在取得权力和巩固权力中采取机动灵活策略的能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土地的社会化和农业管理的集体化，但是毛泽东发展了一套渐进的税收和土地改革计划；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谴责“冒险主义”，但是毛泽东却从著名的（暂时性的）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事件中获益，尽管他也许并不同意这一行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城市无产阶级充当革命的先锋队，但是，毛泽东发起的革命运动却是建立在农民基础之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否认中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可以共同影响根本的变革，但是延安的共产党人却在那些阶级中建立了一种联合的统一战线战略。可以肯定，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立场主要是受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的影响，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共产党人不需要主张他们实际所采取的高度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商人利益集团采取了一种如此温和的策略，以至于不仅某些美国人而且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共产党本质上是“土地改革者”（agrarian reformers）。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英国与国民党中国结成战时联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了在战后一决雌雄都保存实力；国民党进行了姗姗来迟和近乎痛苦的政治改革努力；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但是失败了；蒋介石竭尽全力地对抗共产党，并在1947年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其后，共产党又集结农民力量进行反攻，首先是放弃了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并最终通过革命又控制了这些城市——这些事件多被毛泽东充分利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一样。除了台湾，中国共产党迅速巩固了对全中国的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和使用权力方面，不断展现出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但是，如果认为仅靠实用主义就够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毛泽东的领导有着更加稳固的根基。
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他自己的领导而走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就是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重要标准，同时转而将农民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这一思想并非毛泽东所独创；还有其他中国的政治家们，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都曾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深入农村”。毕竟，马克思在本质上是城市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村。毛泽东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仅因为他作为宣传者和组织者所具备的技巧，而且还因为他比对手更加符合“农民群众”的需要。虽然他的阶级地位略高于雇农，但是他小时候经历过田间的辛苦劳作，这种经历再与革命理论结合起来，使他在后来更易于走向农民阶级。毛泽东有意识地去努力研究农民，分析其对现状的不满及革命潜力，在关于湖南农民考察的报告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以及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他调查了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中国民众的各类群体，确定他们的物质环境、观念以及对各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偏好。他总是关心“具体问题”——食物、土地、佃农及妇女所受的压迫——及其对个性特征和政治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都认为，农民将为革命行动提供支持力量；但毛泽东还将其视为革命领导的一个来源。如果说天才的政治领导者需要具备的一个最好品质，就是不仅要了解潜在的追随者的需要，而且要了解应以何种方式来激发和引导那些需要，那么毛泽东的实践、感知和分析，就使他具有了发动农民、领导农民的空前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