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得到了来自政府要害部门的领导层的相当的支持。在宫廷这个圈子中，他的姑妈埃琳娜·帕夫洛芙娜（Elena Pavlovna）的支持不仅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她向他透露，其实尼古拉斯一直希望儿子能够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成功地解放农奴——而且她还在官僚、王公贵族和知识分子中聚集力量支持他。各种各样尊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及普鲁东的知识分子们，都曾长期地支持农奴解放政策。而贵族们——拥有成百万农奴的地主们——最终被分化瓦解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要么依然死死地坚持整个农奴制度，要么要求只在保护他们的社会特权和经济权利的前提下支持解放农奴的政策。如同大多数统治阶层那样，他们都把国家的利益等同于自身利益。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有地位有影响力的贵族，意识到了农业经济的落后，他们受过家庭教师的教育，游历过西方，因而怀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担心农奴制对缓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所具有的那种根本性意义，因而都赞成解放农奴政策。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是农民，也被称作穆色克（Muzhik），他们迟钝、无知、地位卑下——当他们的言行中规中矩时，便会得到恩惠和保护，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和残酷的对待。偶尔爆发的农民起义，虽然会被无情镇压，但却引起了对革命的恐惧。
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和潜在可能性，亚历山大开始秘密地以迂回的手段行动起来。在1856年缔结克里米亚半岛和平协议的声明中，他向俄国人做出许诺，他们将会充分享受他们自己
劳动的果实。然而他的言辞如此模棱两可，以至于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嘲笑他的言辞，而贵族领袖们却对此忧心忡忡。几年之后，在向莫斯科贵族领导者们发表的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这位沙皇对他的关于有意图解放农奴的谣言深感不满，表示自己至少目前尚无此打算，但是随后又变得高深莫测地说：“但是，当然你们自己也明白现行的农奴制度不可能保留不变，与其等着它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废除自身的那个时刻到来，不如现在就开始自上而下地解除这个束手束脚的东西。”但沙皇文雅委婉的胁迫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贵族领导的响应。这位沙皇迫不得已转向从自己的宫廷和官僚中寻求支持，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解放农奴委员会，由其支持改革的兄弟大康斯坦丁公爵（Grand Duck Constantine）直接领导。该委员会计划利用10年的时间来完成转变农奴制度这一进程，但是他们并不敢把这一过程称为解放农奴，而只是说“对农奴的境况进行改善”。在委员会运作期间，亚历山大由于受到来自支持改革的贵族们和乡绅人士的巨大压力，因此他的想法转变为迅速解放农奴。
1857年12月，政府宣告了要计划逐步推行农奴解放，这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它释放出了洪水般的希望和期待，并造成了官僚和贵族态度的两极分化。法令中有关解放农奴和赋予他们合法的财产权、买卖权、婚姻权的规定，实行起来相对比较简单；较为棘手的是，如何保障农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关于农奴出身的人被允许拥有土地的范围，有关前土地所有者应得的补偿和农民享有的那部分补偿的份额，关于村庄自治政权，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权力应让渡给一个平等的约束主体，即乡村公社，这些都是成堆的令人烦恼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解决将会影响俄国未来数十年的社会经济结构。
这位俄国沙皇开始领导这场自上而下的意义深远的变革——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所拥有的只是一部分官僚、一个庞大而无效忠之心的贵族团体、贫乏的经济资源以及近乎原始的社会数据和公共理解力。亚历山大本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猜疑成性。他对许多事情都持有怀疑态度；他的努力也遭到了一些官僚领导者的蓄意破坏，在那些对解放农奴政策的实施颇有影响的土地所有者中，也有许多人公开反对改革。阿尔弗雷德·里伯（Alfred Rieber）曾指出：“正常的通讯和管理渠道需要通过国家官僚机构和省一级的贵族们发挥作用；然而，个别地看，这些人既不具备领导地位，也没有组织，更没有精神准备，去规划并且实施沙皇的意愿。”官僚和贵族之间的敌视进一步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