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历史所提供的最有戏剧性和最令人悲哀的贵族改革家的案例，莫过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那位伟大的解放者（Great Liberator），那位自由的沙皇（the Czar of Freedom）。亚历山大即位的时候，他的国家刚在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中蒙羞而士气不振。他意识到，俄国如果要生存，就必须要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并且要制定一个合法解放农奴的绝妙的政策。在彼得大帝之后和大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历史上，他解放农奴的政策被看作是影响最为深远，最能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政治行为。这项改革领导的惊人举动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像大多数贵族改革家一样，亚历山大认为改革就是要保存。他要保存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其基本内容已经在他的父亲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Ⅰ）时期被很好地概括为东正教、专制和民族主义。在亚历山大解放农奴之后的70年里，东正教退让给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沙皇专制统治被颠覆，俄国民族主义在日本和德国的拒绝面前受尽羞辱。改革领导的失败几乎没有比这更为彻底的了。
亚历山大，以其出生和教养而言，几乎很难成为一个改革家。他在父亲的阴影下成长起来，其父的独裁统治为俄国的专制历史增添了一个最为暗淡的篇章。父亲要求亚历山大必须绝对地服从他；这个男孩非常敬畏父亲，总是担心把事情搞糟而遭受父亲的斥责。亚历山大告诉他的母亲，沙皇“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父亲，他还是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化身”。他的教师都受过西方教育并且具有西方人的眼光，但是宫廷里却充斥着家长式和军国主义的氛围。这个小男孩还很和善也很懒散，在障碍和挫折面前这位沙皇长子便会陷入消极状态。亚历山大曾广泛游历俄国和欧洲；但由于在其周围有很多宫廷侍卫保护，并且被各种接见、视察搞得负担沉重，还要出席当地政府和教会的宴请，他能从这种仓促匆忙的旅行中学到多少东西便可想而知。亚历山大最后成长为一个与其父相差悬殊的人，在承担国内角色时他仍然保持着迷人和仁善的风度，但是一旦遇到国家发生紧急事态，他的举止就会变得勉强而笨拙；正像有人所观察的那样，他就成了父亲的一个“拙劣的复制品”。对待朋友和士兵，他的心肠很软，但是他的统治沿袭了历代沙皇的高压传统。后来他开始倚仗他的大臣们，但是他却经常毫无预兆地起用、关心、忽视和解雇他的下属。
在传奇故事中，亚历山大是以一种来自高层的突然的命令方式来颁布这项解放农奴的大法令的，并且几乎是单枪匹马的行动。而实际上，该举措是对宫廷内外施加影响于君主的各种力量的一种响应而已；这是一个集体性的决定。几十年来，主要通过一些酷爱旅游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识人士，西方的个人主义、现代性、自由主义思想不断地涌入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技术进步，不论是工业方面还是军事方面的进步，都令俄国人感触颇深。西方思想也渗透到了俄国各部分官僚机构、贵族和宫廷本身之中。但这些思想却被这些赞赏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领导者们强烈排斥，威廉·张伯伦指出，这些领导者“尊崇家长式作风，信仰农民的俄罗斯，反对个人主义，反对都市化，对西方持怀疑态度”，他们捍卫俄国的东正教义，排斥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但是俄罗斯不断的退步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警示，对民族主义者更甚之；退步提醒他们，国家要生存，就必须要实现现代化。
亚历山大有他独特的想法。他曾接触过西方思想；对需要温和的改革以避免动荡、激进主义和革命也有些意识；但最重要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告诉其国内臣民和国外的敌人们，俄国的军队不堪一击，这令他沮丧不安。他的军事顾问们——特别是颇有天分的军事大臣德米特里·米利乌汀（Dmitrii Miliutin）——提醒他说，农奴制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机动灵活而能够迅速作战的军队的直接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国家力量的考虑，这位年轻的沙皇才决定颁布改革大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