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海防与新式陆军

　　第十四章海防与新式陆军 一、海口陆上防务 上章所讲的海军建设，决不是孤立的，还有陆地军事力量的建设与之相配合。所谓陆地军事力量的建设，一个是建设海口炮台等防御设施；另一个是新式陆军的建设，在那时即所谓“练军”和稍后的自强军和新建陆军的建设。本节先叙述各海口的防御设施建设。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所谓“中外和好”气氛中，清政府又高枕无忧了，沿海各要口炮台等防务设施几皆废弃。天津教案发生后，列强陈兵海上，清政府意识到加强海口防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办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致函关心海防的丁日昌说：“此案敷衍过去。果为自强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无逾尊议之善。但保津畿与长江，自固根本，彼必不敢轻视，动辄强压。海外我与彼族共之，缓图可也。”①海口设防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李鸿章讲得颇为明确，他说：“水路主守，陆路主战。二语实为中国御侮救急良法。然水路何以守？曰扼险炮台、守口炮划、拦路水雷而已。”①那就是各要口以炮台、炮艇和水雷相结合进行防守，其中以陆上炮台为主。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从1871年起即筑造大沽、北塘海口及津城东北各炮台，并于运河北岸筑造新城，到1876年初步筑成。李鸿章高兴地说：“从此海口孤台可得犄角之势，于防务大有裨益。”①清政府所以把防务重点置于津沽、长江，李鸿章说，这是因为“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②李鸿章的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片面性。怎么可以认为“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就可以了呢！列强历次发动的侵略战争不都是从远离京城的边境海口开其端的吗？所以对各省海口边境也不应该“略为布置”即可，而应与津沽、京畿等处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李鸿章上述思想指导下，津沽以外的备边境海口的防务工程，到1875年后，始逐渐加以建设。清政府首先着手筑山东烟台炮台，接着于1881年筑营口、旅顺、大连和威海等炮台，并布置水雷。与此同时，长江口、福建之闽江口和台湾、广东各海口，亦择要修筑炮台，但仅仅是“略为布置”而已。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这些“略为布置”的诸多防务设施遭法军严重破坏。战后清政府较为重视重建各省海口的炮台等防御工事。但总的说，李鸿章仍更重视北洋海口，他说：“先戍威海，以固户庭。次则大连湾以蔽赔都，实为久远紧要之计。查北洋海岸可以收泊兵船者有四，除胶州澳地偏于南姑不论外，惟威海卫、旅顺口、大连湾三处，为敌所必争。”他接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说：“咸丰末年敌船北犯律沽，因旅顺水浅，遂藉威、大为屯粮运取煤水之所”。③故必须大力加强该地防御建设。大力加强这几处的防务建设是对的，但过分偏重于京畿附近忽视南方是不正确的。不仅如此，李鸿章对于海口陆上防务也信心不足，他说：“《海防新论》谓，南北花旗交战时，铁甲兵船进口直冲过十数炮台而深入，则台虽坚炮虽多，亦未必能御大敌，惟得地为之，稍壮声势耳！”①这里把铁甲舰看得非常神妙，而把炮台等防御设施只看作“稍壮声势”之物，太重铁甲而轻炮台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海口各炮台设施等的建设。但到1890年，南北洋各海口炮台等防御设施的建设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兹据山东巡抚张曜所派候补知县萨承钰了解的1890年的南北洋炮台情况扼要列表介绍于下。②

　　

　　

　　

　　 上表所列炮台是很不完全的，但已能说明，清政府对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等七省海口陆上防御工事的建设，还是比较重视的，所建炮台具有一定规模和坚固性，并有相应的辅助设施。当然，对李鸿章说，他更注重渤海防务，并将海军建设与陆上炮台紧密地配合起来。他于1891年视察北洋海军海防后得意地说：“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计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③就事论事，南北洋尤其是北洋海军海防，不能说不牢固，李鸿章所说的“深因不摇之势”，不能说是吹嘘，但后来事实证明，甲午一战北洋海军溃败覆没，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未能济事。这不能责怪海军海防建设的不力，而是由于政治上腐朽所造成。

　　 二、练军的发展 所谓“练军”，就是区别于八旗绿营乃至部分湘淮旧式军队，使用新式的洋枪洋炮及与之相适应的操练方法，带有野战军性质的新式陆军。关于练兵问题，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已将其早期情况作了简略叙述。早期的练兵，是为了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70年代中期清政府为了抵御外侮，在加强海军海防建设的同时，也大力加强陆军的建设。这就是我所说的“练军的发展”。即从绿营淮军等旧式军队中抽调人员成立的“练军”。这时的“练军”，既与湘淮军有别，也与前期练兵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由对内镇压人民转向对外抵御外侮，因而在训练方法和要求以及所用武器等方面均有改进。而最为突出的是武器的更新较为迅速。

　　在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固本弱枝”方针指导下，神机营的武器更新和训练方法，与淮军同样处于领先地位。70年代后，神机营的变化速度减慢了，由淮军单独来领导武器更替的潮流了。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淮军武器大有改观，陆续淘汰前膛枪，换用后膛洋枪。光绪初年，又成立克虏卜炮队19营。1884年李鸿章鉴于“西人制造后膛枪炮日新月异，其速率之猛，准头之远，几于无坚不摧。……我仍因陋就简，……不恩变计，得失利钝之悬殊不待烦言而决”①的考虑，令“所部各营，一律操用克虏卜阿摩士庄等炮，呿暗士得、哈乞开恩、毛瑟等枪。”①这些枪炮的使用，使淮军的装备更为精利。在向外洋购买这些新武器的同时，沪、宁、津三制造局也为其不断供应枪炮弹药。以枪言，在光绪十年前，淮军主要是林明敦、士乃得步枪和枪弹，以后则主要为黎意和毛瑟枪；以炮言，70年代前，淮军有沪、宁两局所制的长短炸炮，此后则有沪局仿造的阿摩士庄山炮、快炮等。因此，沪、宁、津三局可谓是淮军的军火供应库。

　　除淮军外，武器更替最快的当推练军。由于全国各省先后都设有练军，因此，练军的武器更新情况也不一致。直隶练军武器更新的速度显然快于各省练军。在1874年李鸿章即说过：“直隶练军，屡经挑选整顿，近始兼习洋枪、小炸炮。……各省抽练之兵大率类此，用洋枪者已少，用后门枪及炸炮者更少。”②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到1884年，直隶练军一律改用哈乞开思、毛瑟等新式后膛枪，而其操用之士乃得、林明敦等旧式后瞠枪又转而调拨给各省练军使用③。在70—80年代，各省练军操练旧式后膛枪的还不多，操练新式后膛枪的就更少。不少练军还在使用前膛枪。例如：云南练军直至1884年法国入侵边防，形势日紧时，始到广东购办后膛枪炮④；1889年张之洞调督湖广，看到湖北练军各营“犹沿用旧式前膛枪炮，于后膛枪炮澡演之法多未通晓”，乃向广东借拨黎意枪、克虏卜炮等新式后膛枪炮给各营应用⑤。其他各省练军使用武器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张之洞于1885年谈及各省使用枪炮的情况说：“现在粤省历经购备精械，已属敷用，即直、东、两江、闽浙筹办洋防有年，想亦不虞缺乏。……此外，如甘肃关外及河南、陕西、四川、湖南等省防军，皆以距海遥远，尚多沿用旧枪，后膛新械甚少。”⑥这里说明，沿海军队所用武器最为先进，内地则落后很远。沿海与内地所使武器的不平衡与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是很相似的。

　　和淮、练各军相比，八旗、绿营武器更新的速度最为缓慢。到80年代才开始逐步改进。就在淮军和沿海各省的练军已改用后膛枪时，旗、绿各营使用弓箭刀矛冷兵器的局面仍未改观。甚至沿海地区也是如此。80年代初广东驻防的旗兵仍使抬枪、鸟枪等旧式火器，广州将军长善为此而呼吁说：“抬枪、鸟枪两项，实属无用，即行裁撤储库，每年应造抬炮、鸟枪子药等项，亦一律停止。”②驻江苏的旗兵亦有同样情况。江宁将军希元亦作同样呼吁：旗兵必须迅速改鸟枪、拾枪为洋枪，因“洋枪一项，擎放迅捷，最称得力。”为此咨商两江总督刘坤一筹拨洋枪1000杆，以供旗兵操用。①云南绿营到1886年还在用火绳枪，总督岑毓英命令“一律改练洋枪”。因无力购买后膛枪，这个所谓“洋枪”，只不过是廉价的过时的前膛枪而已。“如有战事”才能“将库存之后膛枪发给应用”。②湖北省的绿营，直至1893年仍用土枪，于是张之洞“饬令一律操演前膛洋枪”④。

　　由此可见，武器最先进者为难军，70年代中期以后，从绿营乃至湘、淮军中抽调人员组成的练军，在沿海者可与淮军并驾齐驱，它们的装备已接近西方水平，在内地者则稍逊；至于一般的旗绿各营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因此可以这样说，在那时，与西方各国差距最小者是淮、练军的军器。

　　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训练方法也相继传入，这使中国陆军的军事技术向着近代化方向缓慢变化。经过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的认识，已从船坚炮利进展到了战术战法。奕认为，八旗禁军的溃败不仅在于缺乏洋炮，而且在于不谙战阵。以致“每于临阵时，防身无术，能整而不能散”，“若遇敌兵包抄，纷纷溃散”。⑤因此从同治元年起，在天津和江南沿海各口，旗绿各营和淮军都聘英法教习，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洋操典，训练军队使用洋枪洋炮，操演队列阵式等。1864年，两广总督毛鸿宾说：“勤于训练，号令整齐，则为洋人所长”。①次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出门看标字七营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军队不逮此远矣。”②从70年代起，由于普法战争中法国陆军的战败，清政府又转而向德国陆军学习。1873年，兵部在奏折中称：“今泰西陆军之强首推德”。③随着学德风气的蔓延，德国军人纷纷来华，有的直接在各军营教演后膛枪炮的操法，如淮军炮队雇德国军官李劢协来华教习3年，德国军官瑞乃尔在山东练军执教。有的则担任各陆军学堂的军事教习。这时向德国学习军事技术的内容除了操演新式枪炮，队列阵式之外，还有每天林操，熟演料敌应变之法；夏秋大操，熟演露宿野战攻守之法，以及迎敌、设伏、布阵、绘图等。④虽然陆军的战术战法远比军器的改变慢得多，但是“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⑤因此在中法战争中，滇军的“滚草龙”式的掩护跃进法、地营法等①，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提倡的“撒星阵法”⑥，会办云南军务的鲍超提出的“直入夷阵短兵相交，四面兜剿”③等新的战术战法，都是源于军事技术的进步。正是由于这种军事技术的进步，才会取得如台湾保卫战、镇海保卫战、镇南关大捷、谅山战役的胜利。正如御史唐椿霖指出的那样，“从前我军遇敌即溃，今则选将募兵，迭获胜仗，渐挽积弱之习”。①经过对中法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5年称：“今日行军要务，如施放各种后膛枪炮、鱼雷、水雷以及测绘、地图、建造各种炮台、急就土垒、行军电线、安设地雷、修整军器诸事宜，将士皆当通晓”。③因此他重新制定操练章程，包括卧放后膛枪、炮队测表取准、掘地造营、安放地雷、修筑炮台、临敌散队、演放火箭，安设行军电线、逾濠越岭、夜战扰敌十项科目。⑤意在改变以往练兵“所操之阵法皆非临敌所用”⑥，重表面文饰而不重实战的训练方法。将测量、营垒、安设地雷、行军电线等新型学科，包括滚地前进、临敌散队、人自为战、夜战扰敌在内的新的战术战法，融进了训练方法之内，张之洞对练兵方法的改进，无疑会推动陆军军事技术的进步。但因旗绿勇营军事组织的陈旧，限制了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洋务运动时期，军事技术朝近代化方向发展的速度颇为迟缓。

　　在采用西法练兵的同时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培养精通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人才。早在聘用洋人在海口练兵时，总理衙门已经提出了“练兵必先练将”的方针。这个方针的产生基于以下两种考虑：第一是洋人教练华兵，弊不在演习之时，实在于临敌时受洋人指挥，恐洋人因此把持兵权。所以只有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来统领练兵队伍。第二，由于中国将领素未谙习西法，自我教练难以得手，所以不得不暂用洋人教习。为此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实为此中紧要关键”。①培养自己的具有西式军事技术的陆军人才的第一步，是通过洋人教习培养自己的陆军将才。同治元年，上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沿海统兵大臣，“酌选武员数十人，在上海、宁波习外国兵法，以副、参大员统之，学成之后，自行教练中国兵丁”。①海口洋人练兵使清政府感到，“沿海各地，皆有训练洋枪名目，久恐要结把持，侵我兵权，意稍得其演习火器之法，即应设法与商，仍归中国自行操练”。⑦于是1866年后，海口练乒渐次停止。以后内地虽有洋人主持练兵，但规模不大。一批通过洋人训练的中国将领自然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初具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由于从1862年起，淮军各营先后聘有洋教习对淮军进行西式军事训练，不仅提高了淮军近代化程度，而且还推广到了练军，在这过程中淮军中也涌观出一批谙习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就从淮军中抽调人员，充当直隶练军的教习。同治十一年十二月，李鹏章以“从前专用洋人，需费较巨，今淮军各营，演习洋枪已久，颇能互相传授”为由，奏准直隶练军教习由淮军官兵担任的定制。此后直隶练军每营设正教习1员，帮教习4员，均由淮军派员充任。陆军军事人才培养的第二步，是送军官出洋留学。淮军首开在役陆军军官出洋留学，学习西方军事知识的纪录。李鸿章鉴于“中国军营自同治初年以后购用西洋枪炮，雇觅洋弁教习，究得其粗，而未及其精”，于1876年4月，选派淮军军官7人赴德留学，希望他们“如三年后学习有成，回国教练各营，转相传授，似于军事将材可有神助”。④出洋7人中，学而未成提前回国的有卞长胜、朱耀彩二人。杨德明则于学业将满时病故。3年期满回国的有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三人，王得胜则因继续深造于光绪七年回国。这些人回国后都在淮军、练军中充任德操教习，其中以王得胜因成绩优异，最受重用，被委统带李鸿章的亲兵营。陆军军事人才培养的第三步，是自设武备学堂，培养陆军将才。整个洋务运动时期，除去水师学堂外，专门培养陆军军事人才的学堂主要有三所，兹将这三所学堂的情况列表于下：⑤

　　

　　 这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经过2—3年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西方军事技术知识，对推动陆军近代化起了作用。如1887年，李鸿章今天津武备学堂优等生毕业回营，转相传授。张之洞创建自强军时，天津、广州学堂的武备学生就在自强军中充任骨干。这些经过西式训练的最新军事人才，成为日后建立的新式陆军的干部。

　　恩格斯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景和取决于技术。”①上述表明，在洋务运动时期，军队质量的两大要素——人和武器的面貌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观，古老的封建军队正在起着质的变化。

　　 三、自强军 中日甲午战争中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竟然败在“东洋一隅”的日本手下，再次饱尝割地、赔款的苦果。战败的教训，终于迫使清政府认识到“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统治阶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要求。如1895年胡燏棻提出编练新军、操法军械务归一律的建议。同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亦发出亟练陆军的呼吁，他“愤兵事之不振由铜习之太深”，认为“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提出“拟在江南练陆军万人，而以洋将管带操练”②的在江南编练自强军的计划。因此，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成了促成自强军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因素。

　　1895年12月2日张之洞向清廷递上了《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将自强军开办情形专案具奏，不久得到上谕批准，表明了自强军的诞生。到1901年9月自强军全军调防山东，并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止，前后共达5年9个月①。为了叙述方便，兹将自强军5年9个月的发展演变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成军时期，时间是从1895年12月到1896年8月。这时期，自强军在江宁成军，仿德国营制，并制定了饷章。设步队8营、马队2营、炮队2营、工程队1营。步队每营250人分为3哨，马队每营180骑分为3哨，炮队每营200人分为4哨，工程队1营100人，医官、兽医、枪匠、伙夫、马夫等另备，全军兵士正额为2860名，年饷40余万两，全军聘德国军官32人，其中除委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外，11人为营管带，20人为哨官。华人将弁任副营官及副哨官。士兵从江苏、安徽两省土著乡民中招募。并设立营务处管理全军营务，任命知府钱询为自强军洋操提调，总理营务处。自强军成军后，在江宁省城购建营地营房驻扎，并进行操练。1896年2月，张之洞调湖广总督本任，刘坤一回到两江总督本任，自强军开始由刘坤一接办。同年6月，自强军因情操场训练，与刘坤一的湘军亲兵营发生了冲突，亲兵开枪打伤洋将格罗才。自后德国兵轮、领事纷至沓来，在惩罚了当事者之后，德国人的要求需索还是有加无已，既争抚恤费，又请领3年薪资回国养病，几经波折，才将事情平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刘坤一决定自强军离开江宁，徙军吴淞。7月16日，刘坤一批准了总办营务处洋操提调钱恂的辞职，改委候补道沈敦和总理自强军营务处，由他督率全军移驻吴淞。同时，刘坤一又变动了自强军营制，将原设马队2营挑选精壮并为1营，这样全军定额为步队8营，每营250人，马队1营，180人，炮队2营，每营200人，共2580人。

　　第二阶段为稳定操练时期。时间从1896年8月到1898年5月。这时期自强军驻扎吴淞，为全军最兴盛时期。吴淞地处上海海口，此处原驻有江南防营盛字军。为了驻扎自强军，刘坤一专门拨款修筑营房，并令原吴淞驻军移扎狮子林炮台，腾出营地操场，资自强军训练。自强军各营于5月间先后从江宁抵达吴淞，分营驻扎。其时房屋尚未建成，除步队一、五营之外，其余各营都只好临时支搭帐棚居住，到8月上旬，房屋建造方告完竣。

　　自强军安顿以后，开始了正规的军事操练。为了督操方便，将步队8营分为左右两翼，每翼4营，由洋营官斯忒老和柏登高森统带（后由南尔都福接替斯忒老）。士兵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每天几乎“无一刻之偷闲”。步队使用的武器是1888年新式小口径双筒毛瑟枪，炮队2营使用武器分别是克虏卜八生的后膛钢炮及英国麦克信七生的半后膛钢炮各6尊。马队操练器具主要是长矛，炮队马队士兵则都备有新式小口径双筒马枪。1897年5月1日，自强军在吴淞举行阅操，邀请了驻沪各国领事、水陆团练各将弁共170余人观看。阅毕，上海的西文报刊评论说：“此军人人体气强壮，枪械整洁”，步队“听其扳机作势之声则千人一律，及装药放响则初次不齐，二、三次较佳”；炮队钢炮“皆精利之器，光洁绝伦，……炮手之技洵称敏捷”；马队“操亦甚精，进退徐疾，皆如人意”。①连当时江苏巡抚赵舒翘视察自强军时，对其“行军阵法”，也发出“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的感叹。国内舆论更对自强军“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炼，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①，赞叹不已。大阅操的成功，使自强军名声大振，令中外人士有耳目一新之感。

　　1897年2月，鉴于士兵操练已基本娴熟，自强军又在驻地办起练将学堂，练将学堂分派洋将4人充任教习，轮流教授枪法、步法、测绘、战学四门课程。每日集华副营官哨官赴堂听课，以4个月为期。4个月之后，又接办了练弁学堂，由自强军中选派排长入堂学习，练习行军、侦探、测绘等技艺。这些学堂的开办，使自强军营哨排长各级将弁得到了轮训。

　　是年9月，自强军移驻吴淞训练已有年余，按张之洞创军之原意：“俟成军半年以后，操练已有规模，即行推广加练，酌增人数一倍，统以增至万人为止。”②但是限于财力，刘坤一无力再扩大自强军。于是便出现了调防分练之议。即将自强军调防江阴，调江阴合字营来吴淞自强军驻地，与原驻吴淞的盛字营一起由自强军派洋将弁教练，而自强军仅留洋将2员随往江阴教练。此议原意很明显，一可不增饷项，达到多练新军之目的。二可将自强军中的洋将权力削弱。三可避免自强军与防军因饷项厚薄而产生矛盾。但调防分练的主张，很快引起洋统领来春石泰的反对，他上书刘坤一说：“欧洲强国用兵最精，而训练率限以三年，未有一年成劲旅者”，他认为今自强军虽较诸防营为佳，但比较欧洲之兵，则如初涉藩篱，未窥堂奥，并且仅令2洋将随往江阴接练，限于能力，对操练必有不利。而且自强军名声已著，驻扎吴淞可扼守要隘，隐维大局，关系非轻。来春石泰的反对使刘坤一改变了调防分练的主张。同年9月27日刘坤一作出自强军仍驻吴淞接续训练的决定。只令自强军就近教习盛字军。不久，自强军派出洋将3员前往盛字军，教习洋操。

　　是年11月2日，来春石泰上了要求补练工程队的条陈。11月13日，刘坤一批示决定工程队由江宁陆军学堂开办，自强军不必筹建。这样自强军的营制上正式取消了工程队1营的编制。自强军的编制，在移驻吴淤前共为11营，额设士兵共2580人。自沈敦和总理营务处时起，因点验剔退，先后斥革逃逸，自强军共缺额240余名。虽屡经招募选补，但从未足额，加上洋将又虑新旧掺杂，操练难期合法，因此常积缺额百余名或数十名不等。1898年2月，因洋统带来春石泰的合同期将满解职，自强军兵额始一律补足。

　　自强军中的德国军官，都订有3年合同，自1895年应募到华之日起，到1898年的3月至9月将先后期满。为了作好交接工作，1898年3月刘坤一派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前皖南镇总兵署江南提督李占椿，两江营务处道员杨慕璿前往吴淞校阅自强军。阅毕，他们向刘坤一报告说：“调阅马步炮队各营军容壮盛，队伍整齐，阵法进退有方，枪炮施放灵捷，倘遇有事可期得力”。为此刘坤一上奏请奖来春石泰二等第三宝星，洋营官齐百凯等6员给三等第一宝星，其余16员洋哨官奖给银牌。鉴于来春石泰将于4月11日合同期满，委李占椿接统自强军，其它洋营官哨官均俟期满派员接带。③1897年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危机日盛，英国又提出要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因此长江流域的防守成为重心。负有守土之责的刘坤一，基于“以江宁江苏论，则江阴系两处门户，若论大局，则镇江乃上游七省咽喉，且为南北关键。”作出了重点扼守江阴、镇江的决定。由于前时来春石泰的反对，自强军未能移驻江阴，来春石泰期满辞退后，1898年5月，由新任自强军统带江南提督李占椿带军移驻江阴，以便与镇江上游诸军相互联络，自强军加入了江防行列。

　　第三阶段为参与江防时期。时间是从1898年5月到1901年9月开拔山东，并入袁世凯武卫右军止。这时期，自强军遣散了洋将，全归华将自统。军队营制上增加了江南提督亲兵一哨。全军在靠近江阴沿江炮台附近，择地驻扎，以备有警时与炮台互相策应。1898年9月，刘坤一道上谕：三十七营防军练洋操，每哨由自强军酌拨排长一名充任教习，一切操法都按自强军的章程。自强军调出排长的缺额，由统带另行募补，又将自强军新纂之《西法类编》一书分发江南防军各营旗，责成营哨官诵习。在白强军排长的教习下，江南防军改练德操颇著成效。

　　1899年12月，刘坤一出省视察江南各路防军，得意地称赞自强军及驻镇江的江胜军“操法极为整齐，所演行军队连环炮声势联络，均足以备缓急。”

　　1901年7月18日，清廷命令自强军调往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布和训练。这一纸谕令，标志着一支独立的自强军即将被吞井。接此消息，首创自强军，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急忙询问刘坤一，刘答以因该军向习洋操，就近归袁训练，以期一律精熟。刘的答复并非心里话，事实上他以江南防务薄弱为由，主张留下自强军。同时，袁世凯也在山东上了《辞督练自强军折》，请清廷收回成命，但这些请求都未被允准。于是刘坤一只得忍痛割爱，交出自强军的指挥权。除将亲兵一哨仍留下外，所有马步炮各营借原领军械等项，于1901年9月自江阴起程开赴山东。从此，自强军便在袁世凯的节制之下。

　　自强军是既不同于湘淮军也与练军有别的自成一系的新式陆军，因此有必要简叙其组建特点。

　　第一，募洋将为统带管带。在60年代初，清政府虽通过湘淮军招募洋人统带常胜军、常捷军。但这只是出于“围剿”太平军的需要的权宜之计，事后很快将两军解散。此后，在长达几十年的练兵时期内，大都利用洋将为教习，并无统兵之权。促使张之洞下决心募洋将为统带管带的，是他看到了绿营湘淮等旧军有着：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各军都有缺额，在职勇丁亦系当杂差；将拥厚资，士不宿饱；于新式枪炮、操练诸事全不讲求：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诸事尤所不习；以及将领无练兵报国之心等弊端。要除去这些弊端，他认为只有募洋将为统带。张说：“练兵之道无权不行，若仍以华官为管带，发饷仍归营官，则缺额摊扣之弊如故，成见自是之习如故，事事掣洋人之时，教练必无实际，故用洋人为教习而不使之管带无益也。”当然，他也不是无限制的政权，而是小心翼翼地对洋将权限作了规定，如“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张氏认为，“洋将上则统属于该省督抚、将帅，次则所立合同约定，会商该省营务司道，下则弁勇皆系华人，一军之中洋弁不过数十人，断不至有尾大不掉之虞。”当时张之洞聘洋将为统带、管带的做法应该承认有进步作用，这同60年代初用常胜军、常捷军专门来对付太平军不能混为一谈。张之洞的这一目的虽是为了维持清王朝统治，改变中国军队落后的状况，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看到“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①因此他创练新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御外侮。但是单靠列强来改变中国军队落后的状况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者决不会真心帮助中国军队实现近代化，而只是出于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局面的需要。特别是一旦他们掌握了清统治的支柱——军队的领导权，必然又会触犯清统治的利益。以后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自强军的接办者刘坤一，他对聘洋将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在张之洞创建自强军之初，刘氏就借荫昌之口讲出：“练陆军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涉于张皇”；“若遽多雇土等洋人铺排门面，则初学未能领略，徒为虚费薪资。”等语。①暗示了他和张之洞聘洋将急练陆军万人主张的分歧。果然，刘坤一回任两江不久，和洋将就产生了矛盾，刘坤一试图改动来春石泰拟定的自强军营规，遭到来春石泰的反对。“从此意见各深，遇事益难商办”。最后刘坤一只能收回营务处的事权，其余稍为迁就洋将。①刘坤一为收回营务处事权，专门制定了洋将弁的训条和规条。②在他札发的训条中，将洋统带的权力限于督饬操练、管辖洋将弁。而洋将弃的权力也限于带领教习，及监督伙食、发饷等事。训条明文规定洋管带应听营务处总办节制，一改张之洞拟定洋将会商该省营务处司道的规定。营务处除不能直接管辖洋统带外，其他任何洋将弁都有权节制。通过训条，将营务处权力增大，洋将弁的权力缩小。同时，训条还规定洋将弁对操练以外各事：如华将弁与兵士请假、操衣颜色、靴帽式样、兵士处罚等事均不必与闻。为预防洋将弁控制军队，训条中特别规定，华将弁与兵士不能相离。洋将不得以操练华将弁为由，将华将弁与兵士分离。最后训条还重申，此训条与合同无异，违者即以违反合同论，当行辞退。在刘坤一酌定的规条中，制定了对洋将弁的赏罚条例，通过训条、规条，刘氏将洋统带权力削弱了。表面上洋统带仍为全军统领，事实上营务处从各方面进行钳制，营务处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

　　尽管刘坤一对洋将作了种种限制，但在1896年自强军与湘军亲兵营的冲突中，由于一洋弁受伤，德国政府出面，进行了武力威胁，使刘坤一感到了聘洋将潜在的政治干涉危险。这种危险感，随着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引起的瓜分危机而加剧。在当时的形势下，刘坤一深恐洋将领兵，会使自强军倒戈助德。但碍于3年合同期未满，加上中德之事正在议商，尚未宣战，难以将洋将一律辞退。

　　因此“目下去留两难，祗合暂为羁縻而已”。③值得注意的是，坚决请求聘洋将的张之洞，当时也改变了态度。他在总结了江南、湖北用洋将的教训后说：“查今日中国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思干预我兵权，亦是大患。大率用洋人教习即可，用洋人大员为将领则万万不可。”①因为这是触犯清统治的利益的大事。此后终清王朝之世再也没有出现洋将直接统带中国军队的情况。

　　第二，饷源出自地方筹集，洋将、兵士薪饷较高。自强军的饷源同湘淮军一样，由主办者在地方筹集。这和新建陆军饷源仰恃户部供给不同。因此自强军带有浓厚地方军队的色彩，也决定了它最后被并吞的结局。

　　自强军的创办经费来自瑞记洋行的借款。此款总数为100万英磅，6厘息，九六扣。按当时市价兑换折银628.6万余两。以在江南办理防务名义由张之洞奏准清廷息借。由江苏盐课、厘金、筹捐等项担保，分20年本利归还。因此张之洞说：此款是“名为借款，何异将本省自有之财提前应用。”②自强军的经常饷源有三个来源：苏、皖、赣三省裁兵每年可省20万两，从新增芜湖米厘中抽出12万两，从苏、沪两局米厘中拨银38万两，三者合计70万两。

　　自强军的薪饷在当时是全国最高的。这不但是每年要化巨额薪饷于所聘的30余员洋将弁，而且自强军士兵的薪饷也高于同时期的防军、新建陆军、湖北洋操队。1898年户部有个统计，按自强军每年所需饷银计之，大概绿营3名抵自强军1名，勇营2名抵自强军1名。当时新建陆军正兵月饷每名四两五钱，湖北洋操队正兵月饷四两二钱，防军勇丁每名月饷亦是四两二钱，唯自强军的军饷使地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后，对当时江南财政的情况叫苦不迭，认为自强军“尚须变通办理，以资节省。”③因此他于1898年以江南防军改练洋操急需加饷为由，将自强军排长月饷由10元改为6两，士兵由3元改为四两五钱，和新建陆军、湖北洋操队接近。

　　第三，仿德国营制。张之洞强调不仅要学习德国的军事技术，而且要学德国的营制，他认为，德国营制每一军必兼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数兵种始成一军。自强军是合诸兵种为一体的具有近代军队特点的军队。自强军的步兵共8营，分左右两翼，每翼4营，每营设3哨。德制1营管4哨，哨各250人，每哨设3队。而自强军正是按德制1营扩为1翼，1哨扩为1营，1队扩为1哨。特别是自强军仿德制建立起一支西洋军乐队，实开近代中国军乐队之先声，在当时是一大要闻。

　　 四、新建陆军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海陆军一败涂地。战败的结局迫使清政府认识到练兵非“仿照西法”不可。开始了编练新式陆军工作。率先编练新军的是胡燏棻，他组织了一支由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4750人的“定武军”。于1894年冬开始屯驻天津马厂进行编练。定武军从组织、训练、技术、武器上力求模仿西式军队，试图改变湘淮和旗绿旧军的腐败状况。1895年10月定武军从马厂转移到小站，开始了小站练兵。不久，胡燏棻奉旨督造津卢铁路后，定武军接统乏人，经荣禄等保奏，旨准袁世凯接办。袁世凯接办后，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自任督练官，并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分别以徐世昌、王英楷、梁华殿负责。还增募步兵2000人，马队250人，连原定武军4750人，共达7000人。其军队的编制是军下分左右两翼，翼下有营、队、哨、棚。相当于营、连、排、班。1898年11月，荣禄奉旨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人数也发展到万人。1900年2月，袁世凯补授山东巡抚，带武卫右军随赴山东，在山东，袁的军队又得到进一步扩编，将山东旧军34营改编成步、马、炮20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人数达1万余人。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武卫军的前、后、左、中四军除左军马玉昆部外，几乎全都崩溃。而武卫右军不但没遭损失，反而得到扩充，成为北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1901年11月，袁世凯授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事实力进一步扩充，迅速编成北洋六镇。

　　袁世凯亲自督率的这支新式陆军，增添了许多湘淮旗绿军等旧军所没有的内容。使其别具特点：其一，重选募。袁世凯认为，旧军的腐败“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①因此他特别强调募选。募兵标准是勇丁身量，一律4尺以上，体力精壮，井防止出入于旧军的溃勇游卒进入新军，以杜绝旧军积习的浸染。

　　其二，厚给薪饷。袁世凯认为“人之当兵者，亦为糊口赡家来耳”。①因此要想固结兵心，必须优厚饷项。他奏定的新军饷章，要比绿营、练军优厚，并且改变旧军中吃空额和层层克扣的发饷弊病，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官长及管饷委员，在操场公开点名发放，保障了士兵按月定期领饷。

　　其三，精选拔。选拔军官注重文化和近代军事技术。袁世凯接办新建陆军伊始，就注意吸收了一批武备学堂毕业生作为新建陆军军官，并随即在小站办起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所随营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当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先后办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武备速成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以及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等各类专科学堂，还向日本等国派遣陆军留学生。规定新军官弁员缺，以北洋留学生及军事学堂毕业生充任。

　　其四，严训练。袁世凯认为，中国军队作战不力，是由于操练不精。“舍认真以练洋操之外，因别无善策以处此”②。他认识到教洋操的教习与指挥官应该统一。他说，“各国之治军也，其官弁无一不由学堂出身，即无一不知训练各法，盖平日教练之法皆临敌运用之方，平日由官弁教之，即临敌由官弁用之。……我之学洋操也，居恒操练则资之教习，而官弁不知，临阵调度又任之官弁，而教习不与。操则具有条理，战则聚而受歼，习非所用，用非所习”。①因此袁世凯训练军队时，要求各级军官躬亲教练，这就要求军官懂西洋操法，懂军事技术，这也是他任命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军官的主要原因。在军事训练上，袁世凯规定了基本训练内容：练规矩、练号令、练身体、练步伐、练器械、练阵式六条。步队从立正、稍息作起，枪械构造、维修保护等，均为正式训练科目。炮兵除掌握步兵的训练科目外，还要学习各种火炮构造和操法，背马、套马以及牵引炮车各法。骑兵从骑马操刀练起，学习各科队形、阵法，包括与步兵交战法，对炮兵交战法，下马步战法等，加上养马、驯马的知识。每隔一段时间，全军会操一次，合练各种队法、阵法和诸兵种合同作战方法。还经常把队伍拉到野外，进行行军、驻扎等实战性的野练。

　　其五、组织完善。新建陆军的领导机构比湘淮等旧军完善，能适应近代多兵种训练和作战要求。湘淮军的领导机构主要是营务处和粮台。营务处的作用类似以后的参谋机构，粮台的职能类似以后的后勤机构。新建陆军沿用了营务处的名称，但分为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并设有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等机构来分工对口负责。领导机构趋向专业化。

　　 五、新式陆军的历史作用 所谓新式陆军，除经改造过的淮军、练军之外，主要是指自强军和新建陆军。

　　自强军和新建陆军的出现，冲击了晚清军界沉闷腐朽的状况，受到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有称自强军为“明星旅团”者，有称袁世凯的部队是清王朝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者。清政府也将新式陆军作为中国军队之楷模。它曾下令“北方各省营伍，由新建军遣员教习；南方各省营伍，由自强军遣员教习”。②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在南北各省得到了推广。

　　自强军同新建陆军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近代化的军队。这不仅仅在于他们使用了新式的武器装备，接受了先进的西方军事技术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晚清腐朽的封建军事制度的变革。作为自强军的创始人张之洞，在建军伊始，阐述了自强军的建军原则，即军之“体用”说。他认为，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术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此七者为军之体。而临阵调度运用之妙，赏罚激劝之方为军之用。并强调“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①不难看出，张之洞所说的“体”，即是指军事制度，包括兵额、兵源、军饷、军火、军事技术、士兵及将领素质等方面。是针对他指出的勇绿各营旧军的弊端而言的。他所说的“用”，即是指战略战术，治军手段方法等。认为这些只有变革现存的军事制度之后，“用”才能有所讲求。张之洞提出的治军“体用”说，比较客观地顺应了军队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在变革军队器用方面的同时，更应注重军事体制的变革，正因为将此作为建军的指导思想，于是才会有近代意义的军队——自强军的诞生。无独有偶。在张之洞“体用”说的同时，袁世凯在总结甲午战败的原因倡议西法练兵时说到，“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虑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升级，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②袁世凯编练新军的基本构想，和张之洞如出一辙。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自强军与新建陆军这两支军队全仿西式军队建制，试图用西方的军事制度来变革现存的军事体制，使旧有的封建军事体制发生了很大变革，正是在军队近代化中迈出了这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之后，中国陆军才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

　　但是，自强军及新建陆军对封建军事制度的变革还是很不彻底的，它刚刚脱胎于旧军，不可避免地保留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一）向军队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①如新建陆军的劝兵歌，一开始就是“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募兵，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①军队思想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把士兵驯服成为清廷效忠卖命的工具和奴才。袁世凯还在各营房供设他的“长生禄位”，每天强令士兵叩头行礼，造就一种“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气氛，以使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便于他的驾驭控制。

　　（二）严厉控制士兵。自强军、新建陆军都制订了一套森严的军纪军法，涉及到训练、行军、宿营各个方面，对“结盟立会”造谣惑众”和“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都要问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要追究家属，士兵入伍时都要亲邻甘具保结。正像袁世凯曾自己夸口说过的那样，“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千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②袁世凯就是靠他这正反两手维持着对新军的控制。

　　（三）上下级间的封建私属关系。不论自强军还是新建陆军，军队的创建者都和他的军官保持着一种封建性的私属关系，这不仅在于军队创建者控制了军队各级官吏的命运，并且就是在创建者本人调离后，仍能遥控该军，并对它发生影响和作用。自强军奉旨调往山东，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尽管早已离开该军，却仍要过问其事。这种封建性的私属关系，在新建陆军中，表现更为突出。袁世凯通过金钱收买，拜义父，拜老师，拜把兄弟，结儿女亲家，封官许愿，安插亲信等种种手法，培植自己的军官队伍，造成兵为将有、上下级依附关系浓厚的封建私属性质。

　　以上三个方面的封建残余，有的是军事改革不彻底的问题，有的则是同社会的封建性质相关联，因此不能单纯从军队的角度来分析论证，而更应从整个社会为背景来探讨分析。

　　自强军、新建陆军等新式陆军的创建，无疑首先是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的需要，跨入近代军队行列之新式陆军也确以一种新的姿态，为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起到了作用。在清政府的最后10余年中，新式陆军镇压了义和团起义，革命党人的起义，充当了清政府反革命的忠实工具。但是，10余年后，清王朝精心培育的新军倒戈相向，发动了武昌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清王朝“以兵兴者，终以兵败”！

　　

　　

　　①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六日，陈宝琛片，《洋务运动》（二），第515—516页。

　　①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页22。

　　①李鸿章《李雨亭制军》，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页14。

　　②李鸿章《津郡新城竣工折》，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页41。

　　③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6。

　　①李鸿章《条复四事》，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页1。

　　②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页23。

　　③多见《清末海军史料》，第268—272页。

　　①李鸿章《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2，页4。

　　①李鸿章《借款购备枪炮折》，光绪十年正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9， 页4。

　　②李鸿章《论购新式火器》，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页23。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28，考9744。

　　④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四），第98页。

　　⑤《洋务运动》（四），第447页。

　　⑥《洋务运动》（八），第531页。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4，页17。

　　②③《洋务运动》（三），第519、522页。

　　④《岑襄勤公遗集》奏稿卷26，页46。

　　⑤《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3，页27。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页12。

　　②《洋务运动》（三），第469页。

　　③《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7，考9642。

　　⑤《清史稿》卷139，第412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7页。

　　①②《中法战争》（二），第168、580页。

　　③④《中法战争》（六），第468、72页。

　　⑤《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页36。

　　⑥《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29，考9745。

　　①③《洋务运动》（三），第457、469页。

　　⑦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誴亲王奕淙等奏，《洋务运动》（一），第245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页46。

　　⑤《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页39。 ①参见本书第十七章第五节。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0页。 ①张之洞《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析》，《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O。

　　②其后虽仍存自强军之名，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正式并入北洋第六镇，但实际上独立的自强军已不存在，为武卫右军所控制。

　　①这个时期，工程队1营并未开招，因此实额是2580人①《自强军西法类编》创制公言，卷下，页33—36。

　　②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74，页7。

　　③张之洞《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0。

　　①刘坤一《自强军教练有成绩清给洋员宝星折》，《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8。

　　①刘坤一《寄总署》，《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页61。

　　①以上引文均见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

　　①《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4。

　　②刘坤一《致桂芗亭》，《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2。

　　③《自强军西法类编》创制公言，卷上。 ①刘坤一《致荣仲华》，《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7。

　　②张之洞《致总署》，《张文襄公全集》卷80，页8。

　　③张之洞《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

　　①刘坤一《致李中堂》，《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2。 ①《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3，页2。

　　②《养寿园奏议辑要》卷44，页8。

　　①《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页6。

　　②《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第80—81页，文海社版。

　　①《清史稿》卷132，第394O页。

　　②张之洞《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40。

　　①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218—219页。

　　①《大清光绪新法令》册14，页60。

　　②《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4，页5。

　　③《八十三天皇帝梦》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