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题->简明西夏史-> 第二节乾顺立国方针的转变及其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第二节乾顺立国方针的转变及其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一、立国方针的转变梁太后死，乾顺在辽的支持下，开始处理政务。乾顺亲政后，根据西夏国情的变化，将景宗元昊以来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转变为“尚文重法”的方针。“国中建学养贤，不复尚武”①。尽管一些大臣如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等，上疏对该方针提出异议，认为应当“既隆文治，尤修武备”，但“乾顺善之，不能用”②。

　　那么，乾顺为什么要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呢？这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所决定的。

　　从经济上去看，西夏自元昊建国之时，即已确立了封建制经济，至乾顺时，这种封建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封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巩固，封建农、牧主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剥削着广大的农、牧民。而一些有钱有势的大官僚、大农牧主，往往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对贫苦农牧民进行暴力掠夺。如乾顺时晋王察哥“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③，“有园宅数处，皆掠之民间者”④。

　　从政治上看，代表着传统保守势力的专擅朝政的母党外戚集团，与代表着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帝党之间长期深刻的矛盾和斗争，至此已告一段落。乾顺在位期间，除结束外戚梁乞逋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外，对于国内手握重兵的心怀叵测的悍将，及一般强横难制的部落酋豪，也取得了实际的控制权。前者如废夺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的兵权。后者如当时有一个号青面夜叉的酋豪，久为夏国患，乾顺命李显忠率领3000军队“昼夜疾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①。这些措施，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西夏国家的统一，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军事上看，乾顺即位后，宋夏军事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宋朝自灵武之战失败后，对西夏推行李宪的“进筑之策”。何谓“进筑之策”？就是选将练兵，训练出多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然后伺机深入西夏，每夺一地就在那里修筑堡塞，同时推行“降者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②的剿抚兼施、降其众之策，以此来瓦解夏国军民的斗志，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李宪“进筑之策”的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体上自公元1096年（哲宗绍圣三年）秋，至公元1099年（元符二年）冬，宋在陕西、河东一带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③。尤其是与宋接壤的西夏南部地区，丧师失地更为严重。

　　乾顺在“中国建城砦，数遭掩击，部族离散，归汉者益众”④的极端不利的军事斗争形势下，也“仿中国制，于东北沿边多树砦栅”，即仿效宋朝大筑堡砦。

　　同时，在军事上注意吸收宋朝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究竟宋朝有何长处？而夏国又有何短处呢？对此，晋王察哥进行了十分精辟的论述：“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之短，易中国（宋朝）之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乾顺是其策”①。

　　这说明乾顺的“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体现在军事上，并非只讲文治，不要武备，而是根据新的军事斗争形势，及时吸收宋朝在军事方面的一些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以便迅速改变夏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处境。

　　乾顺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一方面给西夏社会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对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给西夏国家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其后果之一，是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必然要提倡“以儒治国”，实行以仁孝治天下，而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大臣，有可能讲“仁”，讲“君臣之谊”，一再忍辱退让，从而导致内乱的发生。乾顺之子仁孝统治期间，其岳丈任得敬篡权窃国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仁孝一再忍辱退让的结果。

　　其后果之二，是使夏国“军政日弛”②。使一贯尚武，民风强悍的党项民族，随着汉化的加深逐渐变为一个文弱的民族，抵御外侮的能力减弱，最后经不住蒙古人的强大军事进攻而寿终正寝了。

　　 二、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1.依附辽朝，与宋和解乾顺之所以能够结束母党梁氏擅权和亲主国政主要是依靠辽的力量，获得辽道宗支持的结果。因此，乾顺掌握夏国权力后，进一步依附辽朝，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辽寿昌五年）二月，乾顺应辽的请求派兵帮助辽国平息了拨思母、达里底等部起义。接着，派南路都统军嵬名律令到熙河向宋请和，哲宗不许。乾顺派使者请辽出面调和。三月，辽派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去宋朝，为宋夏和解，宋哲宗以夏国“狡诈反复”①，仍不允诺。但乾顺并未因此放弃与宋议和的希望。九月，乾顺派使者向宋上谢罪表。谢表承认夏国侵扰宋朝边境，是由母党梁太后和梁乞逋所挑起。“始则凶舅擅其命，顿生衅端；继复奸臣因其权，妄行兵战”，现在母党梁氏擅权已经结束，“母氏薨阻，奸人诛窜”，②希望能够得到宋朝的谅解，恢复和平友好的关系。“追列祖之前猷，特赐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贡，获绍先盟”③。宋哲宗同意议和修好。十一月，乾顺派遣令能（官名）嵬名济等向宋朝上誓表，誓表再次谴责母党梁氏侵宋罪责难逃。“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频生边患，增怒上心，衅端既深，理诉难达”。保证今后严戒缘边首领官吏，不再滋扰宋朝边境。“谨当饬疆吏而永绝争端，戒国人而常遵圣化”④。宋赐夏银器500两、衣著500匹，“岁赐”照旧。

　　公元1100年（夏永乐三年，辽寿昌六年）十一月，乾顺派汉宫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梁世显去辽朝入贡，并再一次请婚。辽帝问乾顺为人如何？至忠回答说：“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①。辽帝点头称善。

　　公元1103年（夏贞观三年，辽乾统三年）辽天祚帝许婚，并于1105年，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乾顺”②。此后，辽夏关系更加密切。

　　2.实行分封，巩固皇权乾顺亲政后，及时总结了外戚擅权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皇权，相应采取了两项措施，那就是解除一些领兵贵族的兵权和采用汉人的分封制度。

　　梁太后擅权期间，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曾为梁太后入侵宋边境出谋划策。公元1099年四月，乾顺藉口梁太后之死是由他俩所造成，下令处死二将。同年闰九月，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等领兵10万，援助吐蕃围攻湟州，败还。1103年，宋熙河帅王厚奉宰相蔡京之命，招诱仁多保忠，乾顺闻讯，便以仁多保忠“与国有隙，欲叛降宋”③为藉口，设计将他调到都城解除了他的职权。仁多氏与嵬名氏、梁氏同为当时的三大家族。梁氏败亡，仁多保忠又被解除军职，皇族嵬名氏的权力大大加强，乾顺的皇权也就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解除领兵党项贵族兵权的同时，还对嵬名皇族宗室大加分封。西夏封王见诸文献记载，最早始于何时？一些西夏史专家认为始于乾顺，其实，应为景宗元昊之时。据宋人笔记记载：“其（唃厮罗）子瞎毡，摩毡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毡素依首领成俞龙为谋主。俞龙复纳女于元昊子宁令，伪号梁王者”①。

　　说明早在景宗元昊之时，已经采用了汉人的分封制度。至崇宗乾顺时，为了适应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嵬名皇族成员，进行较大范围的分封。

　　公元1103年（夏贞观三年）九月，乾顺封其庶弟察哥为晋王。由于察哥“性雄毅，多权略”②，精通兵法，智勇双全，是西夏皇室中难得的具有谋略的大将，因此，乾顺让他掌握兵权。

　　公元1120年（夏元德二年）十一月，乾顺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景思是惠宗秉常的功臣。当秉常被囚时，曾成功地防止了罔萌讹等对秉常的暗害。因此，他是与母党梁氏对立的皇室贵族。其子仁忠、仁礼通蕃、汉文字，善长文学。乾顺根据其父的功勋及二人的才能，量材录用，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

　　此外，据1957年发掘的西夏皇陵一○八号墓，墓主嵬名惠安，早在乾顺亲政之前，就被封为“梁国正献王”③。

　　乾顺时的分封制度，由于它仅限于皇室成员，因此，对于加强皇权，维护夏国的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分封范围的扩大（由同姓扩大到异姓，尤其是扩大到外戚）及被封割据势力的强大，也就对皇权逐渐产生了离心力，出现了诸如乾祐年间分裂夏国的西平王之乱。

　　3.建立国学，用人以资格进西夏自元昊建国来，便开始注意重用汉人知识分子，吸收汉文化。谅祚即位后进一步改蕃礼为汉礼，大力推广汉文化，但总的倾向仍然是重蕃学，轻汉学。尤其是梁氏擅权期间，由于废汉礼而使汉学也随之衰落。乾顺亲政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巩固皇权培养大批封建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必须建立国学。公元1101年（夏贞观元年）八月，御史中丞薛元礼有鉴于此，上疏建议乾顺“以儒治国”，兴办国学（汉学）。乾顺及时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于蕃学外，特建国学，挑选皇室贵族子弟300人，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量才录用。

　　乾顺建置国学，提倡汉文化，是他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不可或阙的关键性措施。尽管该措施导致夏国“兵政日弛”，引起大臣谋宁克任等的反对，他们主张“既隆文治，尤修武备①”。但乾顺未与采纳。乾顺的这一做法是对的。因为谋宁克任的主张，反映了要求保存西夏旧俗，继续凭借武力进行对外掳掠的党项酋豪的利益，是与当时西夏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的。

　　同时，国学的建立，加速了党项民族的汉化（封建化），促进了西夏文化的繁荣。这一积极的作用，也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乾顺在注意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官吏的任用。公元1112年（夏贞观十二年）正式公布按照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擅长文学的人则特别优先予以任用“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①。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乾顺在用人方面的革新精神。

　　

　　

　　①《西夏书事》卷32。

　　②《西夏书事》卷32。

　　③《西夏纪》卷23。

　　④《西夏书事》卷24。

　　①《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②《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③《宋史》卷85，《地理志》。

　　④《西夏书事》卷31。

　　①《西夏书事》卷31。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②《西夏书事》卷31。

　　③《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④《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1。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西夏纪》卷22。

　　①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西夏书事》卷31。

　　③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西夏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①《西夏书事》卷32。

　　①《西夏书事》卷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