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题->简明西夏史-> 第五节夏州地方政权的重建

　　第五节夏州地方政权的重建 一、李继迁背宋自立及其统一党项羌诸部李继迁生于公元963年（乾德元年）二月，其高祖李思忠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战殁，唐僖宗赠宥州刺史，曾祖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祖父李彝景，父李光■于后晋、后周之际，相继袭任银州防御使之职。幼年的李继迁即“擅骑射”，长大成人后，“勇悍有智谋”②。有一次他率领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一只猛虎出现在他面前，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骑退入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也因此在党项羌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公元974年（开宝七年）李光■授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捧入朝献地，宋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夏州发遣李氏族人赴京之时，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均持反对态度。继迁与其谋士张浦及其族人商量对策。继迁道：“吾祖宗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

　　继冲认为：“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

　　张浦的意见与此相反。他说：“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①。

　　经过辩论，继迁采纳了张浦的计谋。恰在这时，太宗派遣使者已至银州，于是继迁诈言乳母死，需葬于郊外，将所有兵器藏于丧车之中，与其家族亲信数十人，逃至“善水草，便畜牧”②的地斤泽（离夏州东北300里，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并以此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斗争。

　　如何统一党项羌诸部，使其形成拳头共同抗宋呢？当时摆在李继迁面前的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其有利条件是“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①。可以说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在群羌中实力最强，威望最高，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拓跋部所建立的夏州地方政权，一直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以及宋太宗错误地接受继捧献地，为李继迁找到反宋的藉口，等等。其不利条件是党项羌诸部“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②，“族帐分散，不相君长③。也就是说，党项羌内部还处于一种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同时，这些分散的党项羌部，鉴于宋朝的强大和继迁力量的弱小，在反宋与拥宋的问题上，往往徘徊观望，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因此，要将他们统一到李继迁的旗帜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继迁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尽快地统一党项羌诸部，果断地采取了如下对策和措施。

　　1.宣传祖宗功德，争取酋豪支持。李继迁在地斤泽树起反宋旗帜后，利用“戎人不忘李氏”④，“（李氏）世泽长存，人心思旧”，以及羌人“宗贵种”的心理状态，“出其祖彝兴像（应为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⑤，并对豪酋道：“‘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⑥。

　　这种利用祖辈威望，宣传恢复祖业，以笼络人心的做法果然奏效，史称“族帐稍稍归附”⑦。

　　2.在经济上为党项族谋利益。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盐和白盐。由于其质量优于宋朝解盐，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争相购买。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政府为了从经济上制裁继迁，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①。盐禁数月，“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②。继迁为了迫使宋朝开禁，鼓励蕃族44首领，引骑13000人，入寇环州石昌镇，环州知州程德元企图用武力将他们赶走，但无济于事。“因诏弛盐禁，由是部族宁息”③。表明李继迁率领党项羌最终获得了反经济封锁的胜利。

　　3.与酋豪联姻。雍熙初年，继迁为了同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大族建立反宋联盟，主动向他们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④。继迁通过联姻，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继迁复结婚于帐族之酋豪，凡数年，渐已强盛”⑤。

　　4.以武力征服不愿归顺的部落。灵州睡泥族首领岸逋不服继迁统治，“继迁以兵掠其七百余帐”⑥。居住于黄河以南的泥中族“旧皆内附，继迁诱之叛，不从，数以兵侵略。”该族首领名番俄，皆移尹遇，崔保罗等，因族帐屡遭摧毁，被迫“徙居黄河北避之”⑦。

　　由于继迁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了统一大部分党项羌的目的。史载：“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TITLE>兵势寝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逋不肯下……。”①这说明除了少数党项羌部落未能统一外，大体上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今陕西府谷）、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西南到环州（今甘肃环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一带，西到黄河两岸的贺兰山下，北到黄河河套北端的绝大部分党项羌部落，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二、加强组织管理机构，初步建立蕃汉联合统治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同时吸收其它民族上层参加的蕃汉联合统治，早在继迁袭据银州之后，即已开始。史载：“（继迁）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也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其余除授有差”②。

　　这说明李继迁所建立的统治机构初步具有蕃汉联合统治的雏型，此后的西夏统治机构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调整而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建立蕃汉联合统治的同时，李继迁还建置州城、创建军制、建立官制，以及重用儒学有识之士。史载：“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①。

　　这些，说明李继迁的反宋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恢复祖宗基业，继续僻居一隅，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地盘，为创建西夏国家而开基立业。“观此作为，志实非小”②。

　　 三、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宋战争李继迁对宋战争，自公元982年至1003年，首尾22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首尾5年。即自李继迁奔地斤泽到降附辽朝。这是李继迁对宋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在军事上处于守势。

　　公元982年十一月，继迁利用地斤泽的有利地形，竖起反宋旗帜，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对宋战争。由于这时的力量对比为宋强夏弱，因此，往往被动挨打。如公元984年（雍熙元年），继迁遭到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的偷袭，“斩首五百级，烧四百（《宋史·太宗本纪》作一千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③。公元986年（雍熙二年）五月，李继迁与宋将王侁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大败，损失士卒5000，继而又遭遇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死的死、散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几乎丧失殆尽。为了重振旗鼓，积聚力量，继迁及时采取了两项对策：第一，联辽抗宋。继迁在对宋的斗争中连连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难以抗宋，他与其部下计议道：“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指契丹）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

　　公元987年（雍熙三年）二月，继迁派张浦为使臣，“持重币至契丹请附”。②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建议道：“河西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抗刘汉，致大军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③。

　　辽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③，并赠马3000匹。继迁与辽结盟联姻，对西夏与辽都有好处。对继迁来说，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慑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④。对辽来说，“既得继迁，诸夷皆从”⑤。

　　第二，秘密联合李继捧共同反宋。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已被加官晋爵，但其归宋并非本意。宋太宗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授李继捧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图继迁。继捧深感进退两难，于是派人暗中与李继迁相勾结。继迁为了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契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附辽反宋，继捧心动，表示愿意投靠契丹。契丹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李继捧附辽与继迁联手反宋，使继迁如虎添翼。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下，出兵攻占绥、银、庆、原（今甘肃镇原县）诸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虽然，这些被攻占的州县不久在宋军的强大反攻之下，得而复失，但却大大增强了李继迁的声势。

　　第二阶段：自公元987年（雍熙四年）至公元991年（淳化二年）首尾5年。即自李继迁攻取夏州至降服于宋。这是继迁进行试探性进攻的阶段。

　　公元987年（雍熙四年）二月，李继迁乘宋辽交兵的大好时机，出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忠率兵3万出战，继迁于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设伏以待，“大败守忠兵，追及城门而止”①。

　　公元990年（淳化元年）十月，李继迁又一次对夏州发起进攻，未能攻下，恰在这时，党项羌内部发生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携■”②，即偷偷相约背离继迁。宋朝利用其内部不稳定，派重兵进行反击。继迁走投无路，请降于宋，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

　　第三阶段，自公元992年（淳化三年），至995年（至道元年），首尾4年。即自攻占银州至袭击清远军。这是继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进行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继迁虽然没有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行动，如公元993年（淳化四年）四月，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使，率军入寇庆州。公元995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边诸州，但其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积粟练兵，为夺取宋朝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做好准备工作。

　　第四阶段，自公元996年（至道二年），至1002年（咸平五年），首尾7年。即自继迁开始围攻灵州，至灵州失守。这是继迁竭尽全力攻占灵州的阶段。

　　灵州之战：灵州位于兴庆府的南面，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其地形险要，“大河抢流，群山环拱”①，“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②。灵州为宋朝咽喉，“西北要冲”③，“西陲巨屏”④，其地域辽阔，宜农宜牧。“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⑤。灵州文化发达，人材辈出，“文臣武将，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⑥。争夺灵州对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继迁来说，如能攻占灵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⑦。对宋朝来说，如能守住灵州，“则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⑧。如果灵州失守，“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灵州的战略意义极端重要，宋朝政府为了守住该地，早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裴济为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让他在那里“谋缉八镇，兴屯田之利”①，积粟练兵，长期固守；自陕西关中等地运去大批粮食，如太宗命白守荣、马绍忠率领兵护送陕西刍粮，“分三番抵灵州”②；让大臣就灵州弃守的得失利弊展开辩论。史载：“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弃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③。

　　但实际上大臣们发表的意见，并非只有上述三种。经过激烈的辩论，宋政府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固守灵州”，推行“联蕃制夏”之策。即联合凉州吐蕃、甘州回鹘，以及贺兰山的大凉、小凉和秦陇以西诸戎④等等，要求他们配合宋政府讨伐继迁；增兵灵州。如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张凝为副都部署，率领步骑6万，增援灵州⑤。

　　正当赵宋君臣在灵州弃守问题上犹豫不决，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行动迟缓之时，李继迁早已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夺取灵州的战斗。

　　李继迁夺取灵州的战争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996年（太宗至道二年）。这一年的五月，李继迁率领1万余人，进攻灵州。宋太宗为了守住灵州，“躬自谋度，未尝宁息”①。他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灵州。命李继隆出兵环州，范廷召出兵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王超出兵夏州，丁罕出兵庆州，张守恩出兵麟州，但进军的结果，因“请将失期，士卒困乏，相继引还”②。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虽然未能成功，但由于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乱，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③。说明继迁首次攻取灵州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次是公元997年（至道三年）。这一年的十月，李继迁再次进攻灵州，被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但这次战争仅见于《宋史·真宗本纪》，《宋史·杨琼传》、《宋史·夏国传》均不见于记载，可见其规模不大。

　　李继迁鉴于两次攻取灵州失利，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对灵州的进攻，而将他的主力用于扫清灵州外围的战斗，即夺取清远军与怀远城。

　　李继迁于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九月，攻占清远军，接着又于同年十月攻占怀远城。从而使灵州陷入孤立无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第三次灵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002年（咸平五年）。这年三月，李继迁下令“大集蕃部”，包围灵州，并切断灵州粮道，灵州危在旦夕。知州裴济亲写血书，十万火急，派人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军讫不至，城遂陷”①。知州裴济以身殉职。

　　继迁攻占灵州后，鉴于该地地形险要，决定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

　　灵州之战之所以以夏胜宋败，原因之一，是宋军素质下降，缺乏破敌帅才。正如知代州柳开所指出：“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②。

　　说明灵州之战，宋方之所以失败，与士兵缺乏训练，以及朝廷缺乏运筹帏幄的谋臣和决胜千里之外的猛将，有着很大的关系。

　　原因之二，灵州地理位置对宋军固守极端不利。知制诰杨亿上疏在评价灵州地利时指出：“（灵州）盖朔方之敌墟，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邈绝诸华，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③。

　　这种无险可守，在地理上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城，即使守将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长期固守下去的。

　　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偿存恤以激励将士。正如李继和在奏疏中所指出：“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忧家属之窘匮，外忧奸邪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欲其奋不顾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尝未厚、恩未深也。尝厚则人无顾内之忧，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①。

　　如果能厚偿存恤，本可以激励灵州官兵奋勇抵抗，众志成城。但灵州粮道断绝，士兵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要想守住灵州，只能是一种幻想。

　　灵州之战对于宋夏双方大体上有如下作用与影响。

　　第一，灵州之战是李继迁由弱变强的转折点。“灵州初临于赵保吉，从此西夏遂成强敌”②。

　　第二，使一些党项羌人对宋怀有二心，时叛时服。“自灵武失守，绥银割弃，中国所得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③。

　　第三，使宋沿边的一些熟户转向继迁。“今朔方陷没，所虑缘边蕃族中有从来二心者，因此转更扇惑熟户，改令向背，贼迁因而乘之，为患非浅”④。

　　第四，使宋退保环庆，设防关中。由于灵州失守，关中受到威胁，宋政府只好“益兵备关中”⑤，并于永兴军设正副都总管来统帅关中军队。

　　第五，使贡路断绝。如回鹘向宋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但这条贡路却因继迁攻占灵州而中断。“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⑥。

　　关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性质，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西夏的兴起有封建王朝内部地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性质，也有民族起义和农牧民起义的性质。只承认前者必然要否定各族人民反民族压迫和反封建剥削的正义性。反之，过份强调后者，又将忽视少数民族地主阶级野心家制造分裂割据的罪恶”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继迁的抗宋斗争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②。

　　我认为李继迁所进行的对宋战争纯粹是一场具有封建王朝内部统治阶级分裂割据性质的战争，并无正义之可言。

　　首先，李继迁所处的时代是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迅速过渡的时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决不是什么为了反对赵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自卫战争，而是代表党项封建农牧主贵族的利益，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其具体目的有二：其一，为了“兴复故土”，“成霸王之业”。前者表现在向太宗上表：“乞取残破夏州，奉拓跋氏祭氏”③。后者表现在继迁攻占灵州之后，立即改州为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然后统一河西，向东发展，同宋争霸。“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④，表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同宋、辽争霸天下。其斗争实质是宋夏两个统治集团为争夺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剥削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区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是掠夺性的战争还是非掠夺性的战争。“凡是掠夺性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凡是反掠夺性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①。在李继迁对宋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宋朝统治者血洗党项族帐的掠夺压迫情况。如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②；但另方面，李继迁对宋同样奉行了一条“寇掠”的错误政策。“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侵掠诸民，焚积聚”③。在近20年中，继迁掳去宋朝沿边人口、牛羊以万计。既然李继迁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而是一场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的斗争。

　　第三，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④。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争，不仅使宋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民的利益，对党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馈饷劳扰，民不堪命”⑤，“蕃部被役者怨”⑥，“死亡创痍者相半”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相望，下多咨怨”⑧。这些，充分说明李继迁所领导的对宋战争，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夏州地方政权，使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并不具有正义性，更谈不上是一场具有农牧民起义性质的战争。

　　 四、发展社会经济李继迁在积极用武力扩张已经不够的领土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李继迁统治时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十分重视。李继迁在攻取灵州时，就注意“缮城浚濠，练兵积粟”①。他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围困灵州，一面命令士兵就地屯种。“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辟之”②。其具体的屯田情况是：“（继迁）以五万骑攻城（指灵州城），城中兵不出战，据其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大定间，为屯田计，垦辟耕耘，骚扰日甚”③。

　　据此可知，其屯田性质为军屯，目的在于长期围困灵州，并最终夺取灵州。

　　其次，对水利灌溉也很重视。灵州旧有秦家、汉延、唐律三渠，继迁鉴于“去岁（指公元1002年）伤旱，禾麦不登”，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④。

　　此外，李继迁为了满足其统治境内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在未经宋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于赤沙（今宁夏盐池县西北）、骆驼路（今陕西神木县北），“各置会贸易”⑤，这里的“会”是一种定期市场。赤沙、骆驼路（一作口）“为灵夏二州蕃族屯聚处”。李继迁置“会”的作用有二：其一，可以引诱宋朝沿边熟户归服自己。“于是归者日众，中国（宋朝）禁之不止”①；其二，对于加强宋夏经济文化交流，改善其境内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攻占凉州李继迁攻占灵州之后，声威大振，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断向外扩展，宋真宗在此形势下，派张崇贵等与继迁议和，“割河西银、夏五州与之”②。至此，李继迁梦寐以求的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宿愿，已完全实现。但恢复祖宗基业，并非李继迁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不断扩充疆土，建立西夏国家，与宋辽争霸。因此，继迁在攻占灵州后，旋即东攻麟州，未能攻下，于是回军西向，跨过黄河，越过贺兰山，向凉州进军，从而揭开了宋夏争夺河西走廊战争的序幕。

　　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县。唐时置凉州，五代时号称西凉府，宋因之。凉州居住着吐蕃各部，其文化素养较高。“且西凉蕃部多华人子孙，倒会汉言，颇识文字”③。北宋统治者鉴于“蕃部族盛兵多”，其军事力量比较强大，为了“藉西凉为腹背攻制”④，早已与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结成联盟，并派丁惟清为西凉知府，与吐蕃首领共同治理西凉，从而加强了对西凉的管理，使潘罗支成为李继迁的劲敌。

　　李继迁为了拔除这个钉子，比较顺利地一举攻下凉州，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即集中兵力于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北），扬言自骆驼口、车廂峡等路进攻宋朝的环州、庆州，而暗中却将他的军队开往凉州。正如宋真宗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必攻略西蕃而声言入寇者也”①。这一着棋果然出奇制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公元1003年（咸平六年）十一月，李继迁进攻西凉府，杀知府丁惟清，并改府为州。

　　李继迁攻占凉州，对于巩固夏州地方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正如吴广成所指出：“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②。

　　说明凉州也同灵州一样，对西夏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李继迁攻占凉州之后，不免志骄意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凉州吐蕃六谷族大首领潘罗支，联合者龙族，事先设下埋伏，然后伪装愿意归降，并请继迁亲自前去受降，继迁与其谋士张浦等商议是否接受投降。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有诈。他道：“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继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驳道：“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有？况/TITLE>杀降不详，尔勿疑，以阻向化之心”①。

　　继迁推诚不疑，欣然前往，结果遭到伏兵的突然袭击，大败奔回，“至灵州界三十井死”。时为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正月二日，终年42岁，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其统一河西的未竟事业，由其子德明、孙元昊相继完成。

　　 六、对李继迁的评价总之，继迁初步统一党项羌诸部，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以及发展商业贸易，对于巩固重建的夏州政权，使党项羌族自立于民族之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境内人民的生活，无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至于继迁代表党项农牧主的利益，为了满足他们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欲，不断对宋发动掠夺性的战争，既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党项人民带来了危害，因此，是应当否定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李继迁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在西夏的历史上，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②《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西夏书事》卷3。

　　②《西夏书事》卷4。

　　①《西夏书事》卷4。

　　②《宋史》卷264，《宋棋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卷46，《水洛城》。

　　④《西夏书事》卷3。

　　⑤《西夏书事》卷3。

　　⑥《宋史》卷485《西夏传上》。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宋史》卷268，《王显传》。

　　②《西夏书事》卷5。

　　③《文献通考》卷334，《四裔考》。

　　④《西夏书事》卷4。

　　⑤彭百川：《太平事迹统类》卷2。

　　⑥《西夏书事》卷5。

　　⑦《西夏书事》，卷6。

　　①《西夏书事》卷5。

　　②《西夏书事》卷4。

　　①《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②同上。

　　③《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西夏书事》卷4。

　　②同上。

　　③《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③《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④《西夏书事》卷4。

　　⑤《辽史》卷82，《耶律德威传》。

　　①《西夏书事》卷4。

　　②《西夏书事》，卷5。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②《西夏书事》卷7。

　　③《宋史》卷266，《李至传》。

　　④《宋史》，卷277，《刘综传》。

　　⑤《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戌午。

　　⑥《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⑦《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⑧《宋史》卷205，《杨亿传》。

　　⑨《宋史》卷277，《刘综传》。

　　①《宋史》卷308，《裴济传》。

　　②《宋史》卷277，《宋太初传》。

　　③《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④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之16。《宋史》卷6，《真宗本纪》。《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

　　⑤《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12月甲午。

　　①《长编》卷40，至道二年9月己卯。

　　②《宋史》卷283，《夏竦传》。

　　③《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①《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

　　②《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二月。

　　③《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

　　①《宋史》卷257，《李继和传》。

　　②《朔方道志》卷2，《舆地志·总论》。

　　③《西夏书事》卷7。

　　④《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⑤《宋史》卷324，《石普传》。

　　⑥《宋史》卷210，《段思恭传》。

　　①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③《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④《西夏书事》卷7。

　　①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讲演提纲》，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卷9期。

　　②《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丁酉。

　　③《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⑤《西夏书事》卷1。

　　⑥《西夏书事》，卷5。

　　⑦《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①《宋史》卷279，《周仁美传》。

　　②《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③《西夏书事》卷7。

　　④《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⑤《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子。

　　①《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③《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④《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之21。

　　①《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月癸未。

　　②《西夏书事》卷7。

　　①《西夏书事》卷7。

　　②参阅拙作：《论李继迁》，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