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宋对峙 应历十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辽宋对峙时期。北宋初年,在审慎分析当时全国形势后,决定暂时放弃北进的军事目标,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对辽采取守势。辽穆宗也无意进取,双方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而当北汉遭到宋军攻击时,必向辽求援,辽也必出兵相助。正是这种支持,使北汉得以苟延残喘20年。
辽景宗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辽主动调整与宋的关系,命涿州刺史耶律琮(又作耶律合住)①与宋议和,得到了宋朝的响应。双方开始通好,互派使节,吉凶节日皆有庆吊馈遗,沿边任人互市。九年,宋在镇、易、雄、霸等州置榷务,加强了对互市的管理。但这种和好的局面只维持了五年,当宋朝削平南方割据政权回军北向后,辽宋关系开始恶化,直至澶渊之盟签定,双方才进入和平交往时期。
一 高粱河之战与燕云之战 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七月,宋太宗乘胜率师北征,意欲收复后晋割让与辽的燕云诸州,引起辽宋正面冲突。宋军一路东进,辽易州、涿州守将开门迎降。宋军直抵南京城下,宋太宗驻跸城南,分兵遣将,备御东南,攻击西北。辽五院详稳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与宋军战于沙河,辽军失利。蓟、顺二州又降。辽南京守军人数不多,留守韩德让率军民坚守,城垂陷,惕隐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将五院、六院援军赶到,左右夹击,败宋兵于高粱河。同时宋军发生哗变,太宗仓卒撤军,为辽军追袭,乘驴车逃归。此即高粱河之战,也称围城之役。
乾亨四年,辽景宗死,圣宗隆绪幼年继位。宋君臣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正是北伐的绝好时机。于是宋太宗决定再次出兵,收复燕云。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宋大举兴兵,三路北伐。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靖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门。并选在辽帝春捺钵的三月出师。辽方初无戒备,宋东路军曹彬连下歧沟(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涿州、固安、新城,军声大震。西路潘美兵进寰、朔、云、应等州。中路田重进出飞狐北,俘辽西南面招讨使大鹏翼等,进军飞狐、灵丘、蔚州。辽遣宣徽使蒲领(耶律阿没里)驰援,同时征兵诸路,下诏亲征。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避开宋军兵锋,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其余众;昼则以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疲于防御;同时设伏于林中,绝宋粮道。曹彬以粮饷不继,退师雄州。五月,闻中、西两路进展顺利,再回师涿州。所带军粮又尽,而辽亲征军已至,东路军再退。辽军追至歧沟关,宋军大败,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弃戈甲若丘陵。西路军撤退时又失大将杨继业。
高粱河和燕云两次大战的胜利,巩固了辽对河北、河东北部的统治。宋朝两次北征失利后,也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此后,宋对辽取守势,而辽却不时伺机南下,掠夺宋河北州县,向南扩张境土。当辽圣宗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又开始大举南下,与宋争夺河北了。
二 澶渊之盟 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南下,于瀛州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十九年,又胜宋军于淤口、益津。二十一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攻入望都,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九月,圣宗、太后萧绰亲率大军南下,攻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下德清,兵临澶州城下,宋廷震动。在宰相寇准的主持下,宋真宗亲征,双方隔河对阵。辽将萧挞凛出营,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乘间调停,主南北议和。他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有息民止戈之意。宋真宗也复书愿息战以安民。于是,议和使者频繁往来。辽要求收回后晋所割关南地,宋则取寸土不让而不惜金帛的方针。经反复谈判,终于以宋方向辽提供助军银帛达成协议,从此双方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澶渊之盟规定: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既为兄弟,吉凶庆吊,生辰节日,便当互派使节,双方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澶渊之盟是在辽、宋都无力完成统一的情况下签定的和平协议,它使双方从互相对峙,转为和平往来,统治者得以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致力于境内的治理。人民也得以免受战乱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此后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
契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①。此后,对宋使也非常热情,每有宋使入辽,辽朝大臣必争相问慰,并一一询问前曾使辽诸人平安与否,令宋使十分感动,回宋后纷纷上言建议宋方也应依例热情对待辽使。辽圣宗恪守信誓,对宋“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启边衅”。
辽兴宗即位后,自视国力强盛,又欲广土扩地,再立新功。于是,在萧惠、刘六符等人的主持下,又欲谋取后周占领的二州十县。
三 关南十县的交涉 西夏建国后,连续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延川、宜川、洛川三河汇合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大败宋军,宋朝的军力被牵制在西北。辽君臣认为“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正是取关南十县的大好时机。重熙十年(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宋河北转运司得知辽朝的动向,请调民夫修河北二十一城,又给辽朝遣使出师提供了借口。次年正月,辽朝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又作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指责宋于河北“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要求宋交还关南十县。同时会兵南京,声言南伐,以武力为谈判后盾。宋朝一面调兵、遣将、买马、修路、治河、屯粮,作军事防御的准备,一面派出谈判使者,并坚持许和亲、岁币而不许割地。
六月,宋使富弼、张茂实至辽。弼以“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的道理打动辽兴宗,使其接受金帛而放弃军事行动。九月,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再定盟约。辽放弃对关南十县的要求,宋则“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①,并迫使宋朝将所输银绢名目改为“纳”、“贡”。
四 河东地界之争 澶渊之盟签定之初,辽宋双方都能谨守条款,少有争执。和平既久,边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况发生,或由边民典卖土地导致边境地界不明。宋朝一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辽朝则对边民侵占边地的行为不加约束。重熙年间(宋康定、庆历年间),因辽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上奏本朝,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曾与辽朝重新划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宋朝的迁就姑息助长了辽边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为,道宗咸雍年间,仍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双方也曾派员再次明确地界。河北有边民违约在界河捕鱼,河东则发生了咸雍、大康年间的地界之争。
宋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以期富国强兵。为了钳制西夏,派遣王韶经营熙州(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南)、河州(今甘肃临洮)、洮州(今甘肃临潭)地区,成功地招抚和征服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增强了宋朝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实力,对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也直接影响了辽利用西夏牵制宋的效果。宋夏双方再定誓约,关系也趋于缓和。为了分散宋经略河西的精力,试探宋方的虚实,辽朝以宋边民侵耕辽属土地为借口,挑起了河东地界的纷争。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年),辽遣林牙萧禧使宋,指责宋朝在“雄州拓展关城”,在应、朔、蔚州辽境一边“营修戍垒”、“存止居民”,要求双方派员“同共检照”。宋神宗许以雄州“创盖楼子箭窗等,并令拆去”,又先后两次遣使至河东边界与辽方共同勘验地界,都没能解决问题。萧禧违制留居宋境不归,宋神宗忧形于色,以“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①为由,满足了辽的要求。除重熙年间新定地界外,又承认了辽在应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边地。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遣知制诰沈括使辽回谢,次年双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新分划,九年各开壕立堠置铺,宋又向辽出让了大片领土。辽此次与宋交涉,前后历时三年,不论是谈判还是划界立标,多有故意拖延的情况,其根本目的当不在得地,而在窥探宋方的军事动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采取相应措施。
自澶渊之盟后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谈判方式解决的。辽方深知宋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不愿与辽重开战局,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焘“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由于辽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这一弱点,故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①耶律琮,《辽史·景宗纪上》作“耶律昌术”,本传作“合住”,“昌术”当为“曷术”之误,曷术即合住。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一》。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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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简史
李桂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