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以乐侑食

　　第六节以乐侑食 一夏代贵族的饮食重乐 古代贵族阶级的进食，好以音乐歌舞助兴，用来强调气氛，激荡情绪，增进食欲，张大威仪。先秦文献中有云：天子食，日举以乐。（《礼记·王制》）天子饮酎，用礼乐。（《月令》）王大食，三宥（旧注：宥，犹劝也），皆令奏钟鼓。（《周礼·春官·大司乐》）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旧注：侑，犹劝也。）（《周礼·天官·膳夫》）凡祭祀飨食，奏燕乐。（旧注：以钟鼓奏之。）（《春官·磬师》）上层贵族统治者的日常饮食，都是要以乐助食的，乐还用于致祭鬼神祖先、酬飨宾客等各种场台，成为与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①的“礼”相提并举的古代社会两大精神支柱。《礼记·乐记》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再三申述“乐”的精神作用和社会意义，并谓：圣人作为鞉、鼓、箜、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统治者所推崇的“德音”，合器乐与歌舞为一体，固然有熏陶中上层社会风气的目的，但从本质上说，却是试图借乐舞的各种形式和内容，序贵族集团内部的上下尊卑等级之别，在娱心悦目的同时，强化关系重大的政治典章制度。传说神农氏“捋土鼓，以致敬于鬼神，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是曰‘下谋’。”①葛天氏有“三人操牛尾”而舞的“旄舞”②，又有“八士捉■，投足掺尾叩角乱之，而歌八终，块柎瓦击，武噪从之，是谓‘广乐’。”③少皞“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④帝喾“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⑤大概属于全羽舞的“帗舞”⑥。后世巫觋舞蹈时常用的一种细碎而急促的舞步，据说是得之夏禹劳于治水的“禹步”。天水秦简《日书》称“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日。”《尸子》扶文有云：“（禹）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杨子法言·重黎》有云：“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帝王世纪》云：“禹病偏枯，足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居然还有“禹步”的舞谱：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学者认为，这很像今天民间舞中常见的“十字步”⑦。此外，周代有所谓“六代之乐”，即黄帝乐“云门大卷”，尧乐“大咸”，舜乐“大韶”，夏禹乐“大夏”，商汤乐“大濩”，周武乐“大武”⑧。这些乐舞，以反映先民的生产实践、英雄崇拜、民俗风情、战争场面或原始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题材，脱胎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类型，是人们在生产和生存斗争中感情的外溢。“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人们正是通过各种自发自生的原始艺术形式，宣泄其炽烈的情感，故最初的乐舞道具，如牛尾、鸟羽、干木之类，是取之自然形态的实物，后又产生各种象征性装饰，如面具、舞戚等等。早先的乐器，也无非是来之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器，如《吕氏春秋·古乐》说的“柎石击石”、“麋■置缶而鼓之”，应是磬和鼓的雏型。进入阶级社会，原先属于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那些乐舞，常常为贵族统治集团所专享，如“六代之乐”，直接服务于贵族的祭祀或飨饮等各种场合。以乐情食，早在夏代上层贵显阶层间已甚流行。《墨子·非乐上》谓夏启“将将铭苋磐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夏书·五子之歌》言太康“甘酒嗜音，峻宇雕墙。”《竹书纪年》记少康时“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又记帝发时“诸侯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新序·刺奢》言桀“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路史·后纪》谓桀与“群臣相持而唱于庭靡靡之音。”《管子·轻重甲》则谓“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盐铁论·力耕》亦云：“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拾遗记》有称夏朝乐师“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诸如此类的传闻，虽有夸拟不实成分，但夏代贵族成员的以乐侑食，是可以与考古发现相映证的。在晋南夏人重要统治区，山西闻喜西官庄乡南宋村，曾发现一件4000年前的打制石磬，长83.3、高33.5厘米，重41.5公斤，制作显得浑厚古朴，还比较原始，但已略具股、鼓的形制，上部凿有一孔，孔内有绳系磨擦痕，当是实用打击乐器，敲击鼓部，声音清脆，击其股部，声音开阔宏响①。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出土一件三期的打制石磬，长68、高27、厚9.5厘米，形制相仿②。类似的石磐，在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均出自大型的贵族墓葬③。如有一件石磬，通长80厘米，也是打制而表面未经碾磨。据说所用石料采自附近大崮堆山南坡一处古代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这里曾发现一件长49.8、高19.4厘米的磬坯，系以黑色角页岩大石片通体剥片制成，尚未钻孔。与陶寺石磬的石料、制法乃至器型均较一致④。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发现的石磬，性质属特磬，以一定音程关系为依据的编磬组合似未产生，但同出乐器还有成对的鼍鼓和“土鼓”⑤。河南上蔡十里铺龙山文化遗址，还出有一种小磬，长12.2、高3.7厘米，用青黑色石料制成，磨制光滑⑥。说明当时已出现了不同乐器的伴奏和合奏。《竹书纪年》说的帝喾“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鼓、磬等乐器并举而演奏，至少在陶寺这一带的夏代部落高级权贵间已开此风。当时的鼍鼓是用树干挖成直立桶形，外壁绘彩，用鳄鱼皮蒙鼓面，鼓皮上还贴附一些低温黑褐色陶小圆锥体，用来调音，实际敲奏时可能置立于地而非悬挂相击，因为这种鼓通高1米左右，有的上口直径43，下口直径57厘米，上小下大，作锥体形，宜于平地立置。《诗·商颂“那》“置我鞉鼓”，毛传：“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悬鼓。”《札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以考古实物观之，殷鼓呈横式，鼓身下有架或足，鼓身上饰悬钮，可置可悬，使用时从两面侧击之（详后文）。所谓“殷人置鼓”、“殷楹鼓”，大概就是指横卧式的鼓。夏人的“足鼓”，恐怕在于立而置之，自上敲击，其下部起有足的作用，与殷鼓不同。陶寺遗址所出另一种鼓，实为陶制长颈葫芦形器，上下有口贯通，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环以三小孔，颈腹间有双穿耳，共发现6件，内完整者4件，3件出自大型墓，1件出自中型墓。其中一件通长83.6、筒口直径11.6厘米，考古工作者推测为“上鼓”①。（图33）《礼记·明堂位》谓“土鼓，伊耆氏（尧）之乐也”，是一种相当古老的乐器。击奏时，大概是挂在身上，用手掌拍击筒口蒙皮，造成筒腔空气谐振而产生轰鸣。陶寺遗址大型的贵族墓葬，随葬品多至一、二百件，饮食品和乐器的摆放位置最具特征，井然有序而不紊乱。如M3015，在墓主人的右侧下方放彩绘木俎、木匣、石刀等，右侧中部放陶灶、陶斝、陶罐的炊食器，右侧的上方放木豆、大木盘及木勺的彩绘食具；乐器鼍鼓和石磐等，则置放在左侧的下方。宛然再构了这位权贵人物生前一边进食，一边陶醉于鼓磬交奏之声的饮食生活场景。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出土乐器品类有磬、鼓、铃、一音孔陶埙等，从调式言，只见特磬，仍未见编磬，与陶寺遗址所见基本一致。但在乐器的质料和制作方面，则又进了一步，如鼓有漆鼓，磬有玉磬。1986年秋在V1区发现一座四期巨型坑，众多遗物中有玉磬，前所未见②。1975年秋在一座K3的三期贵族墓中，有一件大石磬，股、鼓的磬折分明而呈倨句形，磬面平整经加工磨制，（图35：l）已脱却陶寺和东下冯石磬的原始形态。该墓内随葬器物摆放位置，与陶寺大型贵族墓一样，序而不乱，墓室南面放酒器铜爵、陶益一组，北面放乐器特磬①，意在表明“饮以举乐”。1981年秋在一座M4的二期偏晚贵族墓中，发现饮食器漆缽、陶盉等，与乐器舞具同出②。乐器中漆鼓一件，长筒束腰形，通长54厘米，外露朱红漆皮，颇似今之朝鲜腰鼓，放在墓底左侧紧靠坑壁。在墓主人的胸腰之间，放着一件通高8.5厘米的带侧扉铜铃，原先是用麻布裹起；还放着一件长14.2、宽9.8厘米的绿松石片粘嵌的兽面铜牌饰。在墓主人的左上侧，则放着成组饮食器。由此分类分处置放器物，其反映的重食尚乐意识也是很明显的。应注意者；上述绿松石片嵌制的兽面铜牌饰，在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屡有所见，一般都与铜铃同出，且都置于墓主人胸前。如1984年秋在M11发现的一件，长16.5、宽8～11厘米，背面有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穿挂③。1987年秋在两座中型墓中也发现这种铜牌饰与铜铃同出，其中铜牌饰是在青铜框架上悬空无底托镶嵌绿松石片，构成兽形纹样，构思极妙，做工精细④。疑此等铜牌饰是用于夏朝宫廷舞宴的饰物，又是百官身分的标志。《史记·夏本纪》有一段文字述宫廷舞宴场面：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兽面铜牌饰可能是百官舞时所佩，象征“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而歌辞的“百工熙哉”，似乎亦在夸耀舞饰舞具的精工巧作。要之，夏代贵族阶层的饮食重乐，不只行于王都，亦行于其它地区，上层贵显所享，以鼓、磬、铃交奏为常，其乐或容有乐歌和乐舞，乐舞有舞饰舞具，重大的舞宴举行中，众贵族或装饰鸟兽道具，翔舞其间，有时贵族本人参与舞者行列，“群臣相持而唱于庭”，似为一大特色，与商代以降尊者坐飨而乐舞者奏演一侧，不太相同，多少还保持有原始时代举族共乐的遗意。 二殷人尚声 商代乐舞盛逾夏代，凡祭祀或贵族飨宴，几乎无不用乐，故文献有“殷人尚声”之说。《礼记·郊特牲》对此有申述，其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说的是商代祭祀中以声贯穿终始。声者，实合歌、舞、器乐三者为一体。商族后裔祭成汤的乐歌《商颂·那》，揭示了这方面的事实：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衍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戮，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此诗是盛大祭典的主题歌，具体描绘了在鼓、管、钟、磬的齐鸣声中，舞队神采飞场，和着歌声，合着节奏，有次有序跳起万舞，汤之子孙隆重献祭品给成汤，嘉宾加入助祭行列，最后在宴飨中告结束。歌、舞、器乐三者已有机融汇一气。商代有不少乐歌名。曾以“至味说汤”的伊尹，既是名厨，又通晓乐律，《吕氏春秋·古乐》有云：“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高诱注谓“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乐名也。”伊尹不但创作了新乐，还对传统的“九招”、“六列”等先代乐加工改编。这些乐名应属不同舞蹈的伴歌。《商书·伊训》说的商贵族统治者好以“恒舞于宫，酣歌于室”为乐事，也是歌、舞并举。另据甲骨文云：其奏商。（《屯南》4338）惟商奏。惟美奏。惟■奏。（《合集》33128）惟戚奏。（《安明》1826）惟新奏，又正。（《安明》1825）惟各奏，又正，有大雨。惟商奏，又正，有大雨。惟嘉奏，有大雨。（《安明》1822）凡商、美、■、戚、新、各、嘉等，疑指不同的祭歌。唯年代悠远，其曲其辞今已不得其考。商代舞亦有其名。武丁时甲骨文有云：贞二伐利。（《合集》7043）贞三伐利。（《安明》233）□八伐■。（《安明》234）四期甲骨文有云：“三伐。五代。十伐。”（《合集》32202）疑均是指武舞之名，脱胎于战斗队列变化。《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三四期甲骨文中又有“万舞”（《屯南》825），亦见诸上引《商颂·那》。另外《诗·邶风·简兮》云：“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所言“万舞”，舞者模仿御马的凛凛威姿，应属武舞，但后又执龠（乐器）秉翟（鸟羽），却属之文舞的姿态。周代这种文武相参的“万舞”，不知是否是从商代“万舞”演化而来。甲骨文中尚有“羽舞”（《前》6·20.4），似文舞之属①。此外还有“林舞”（《安明》1825）、“围舞”（《前》6·26·2）、“■舞”（《合集》20974）等，应是不同形式的乐舞名。三四期一片甲骨文云：叀祖丁林■用，又正。（《京人》1930）是用林舞祭先王祖丁。辞中的舞字象一舞者足踩双干，日本贝塚茂树氏以为是高翘舞①。晚殷青铜彝铭有云：己酉，戍■■宜于召，置庸，舞九律舞。（《历代》2·22）②“九律舞”可能是一种多重音乐而以钟乐为主导的宫廷舞。《史记·赵世家》云：“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甲骨文恒见“奏舞”、“庸舞”的用语，可见“殷人尚声”，贵族所尚者一般都是有音乐与舞蹈相配的。商代的乐器，品类众多。甲骨文有“奏庸”（《明续》684）、“奏■”（《英国》2370）、“乍豐庸”（《明续》549）、“置壴”（《京人》2269）、“置庸壴”（《宁沪》1·73）、“置新■”（《铁》139·1）等。裘锡圭先生指出，庸是大钟，亦称铙，是镛口向上而末植于座上的打击乐器，当时还有“新庸”、“旧庸”、“美庸”、“■庸”的分别；■又称大■，读为鞀，异体作鞉、鼗，即《商颂·那》说的“置我鞉鼓”；豐有“新豐”、“旧豐”之称，可能是用玉装饰的贵重大鼓；壴可能是专指一种与镛配用的鼓；■可能是管乐器芋的象形初文。他还注意到甲骨文中称作“新熹”、“旧熹”的熹，以及另一个奇字■，每与庸、鼓对文③，推测也指两种乐器④。除以上庸、鞀、豐、鼓、竽、熹、■等七种乐器外，甲骨文中至少尚可寻出另十一种乐器名。一曰磬（《掇》1·453），为打击乐器。二曰玉，辞云：“奏玉”（《丙》141）、“王奏兹玉”（《合集》6653），为玉制的打击乐器，也可能专指玉磬。三曰■（《安明》854），许进雄先生以为可能与■同字，是一种形制与今之云锣相似的打击乐器①。四曰■（《安明》1678），许释像手鼓形②。五曰■（《宁沪》1· 73），或说是编管乐器，类似汉代人说的萧③。六曰言，许释管乐器之象形④，七曰■，辞云：“言侑于丁……■九……亚一羊”（《安明》70），似为弹拨式弦乐器。八曰■，辞云：“奏■”（《合集》14311），疑指丝竹琴瑟之类的弦乐器。九曰“奏■”（《乙》8311），似属牵拉式弦乐器。十曰“奏■’（《安明》2426），上有吹口，疑为陶哨、陶埙之类的吹乐器。十一曰■，辞云：“其奏■（《屯南》417），疑为陶鼓之类的拍击乐器。商代的乐师，主要是由称作“万”的人组成。甲骨文有“万其奏”（《合集》30131）、“万其作庸”（《合集》31018），可见“万”熟悉有关乐器的性能，称得上是商代的出色演奏家。有一片甲骨卜辞云：万惟美奏。惟庸奏。于孟庭奏。于新室奏。（《安明》1823＋《明续》2285）四辞同卜一事，言“万”要奏叫作“美”的乐曲，是用庸演奏么，是在孟庭还是在新室的宫廷演奏呢。说明“万”还通晓各种祭歌或宫廷曲。它辞有云：“惟万呼舞”（《合集》30028），是知“万”亦明于舞蹈。诚如裘锡圭先生指出的，“万”显然是主要从事舞乐工作的一种人，由于“万”人很多，故有称“多万”（《屯南》4093）①。有一片甲骨文云：“多万……入教若”（《英国》1999），大概是商王让多万教习舞乐。但商代的舞者，财不限为“万”人。为舞者，有“王其舞”②，有“多■舞”③，有“呼戍舞”④，有“呼多老舞”⑤，还有专门的“舞臣”⑥。上自商王，下至文武元臣，包括一般官员，在重大祭典或宴飨等场合，均曾成为过“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角色。唯乐器的演奏，大概通常是由“万”者承担。《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云：“以六律、六同、六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古代统治者寓乐于政，不同的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要以体现成仪、和谐上下、养尊处优为其本质所在，至少在商代已经如此。甲骨文中出现的众多的乐歌名，不同形式的舞蹈，品类较齐的乐器，以及关于乐师舞臣的设置分工，表明商代统治者对“乐政”建设的重视，这相应也促进了乐舞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进程。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编磬三件，分别有铭“永启”、“永余”、“夭余”，或释“永启”是咏歌初启，“永余”是唱声舒缓，“夭余”是舞人侧首款摆而舞⑦。轻歌曼舞，以磬为节，情在其中，聚歌、舞、器奏三方面内容于一场，卓然表明了商代乐舞的发达程度。以乐侑食，是商代贵族阶层日常生活所尚，也是“殷人尚声”的一大方面。最著者要数商末王纣，《殷本纪》言其“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矩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力池，悬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说苑·反质》谓纣“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纵美食声色，过度的挥霍奢糜，当然是商纣败亡的原因之一，其实商历代统治者何尝不好食嗜乐。一期甲骨文中的“南凛”①、“胰廪”②、“廪三”③，三四期的“西仓”④，均是类似于商纣时“鹿台”、“钜桥”的不同时期仓廪，专供时王受享。除在一些特殊礼仪饮食场合，要由商王或其他权贵象征性地亲自主厨，以扬威仪外，平时他们的进食一般总是由人伺候的；“以乐侑食”则有专门的乐师和舞臣掌执；食品则有专门的厨官提供服务，甲骨文中称为“多食”⑤。《论语·微子》谓古代统治者的进食，有大师、亚饭、三饭、四饭、鼓者、播鼗者、少师、击磐者等一大批人各司其职。从甲骨文的“多万”、“舞臣”、“多老”、“多食”等史料看，商代上层贵族的“以乐侑食”，正是有大批人为其服务的。这种“以乐侑食”，伴随着阶级压迫的严酷史实。殷墟前15次发掘，在小屯发现一座编号为186号的小墓，长2.45、宽1.4、深2.6米，面积仅3.4平方米，内埋人架9具，或仰或卧或侧或屈，随葬铜刀3，立式刻刀2，木豆4，又有一张木质刀俎，长约70、宽32、宽50厘米，其中一把铜刀就放在木俎上，据推测，埋的人都是庖厨奴隶⑥。70年代殷墟西区发掘的M701墓，虽被盗过，仍出不少白陶、瓷陶的高级饮食具，同墓又出石磐一件和铜铃14件，有12人殉葬，其中一人的头部还戴着牛头铜面具①。这位贵族墓主不但生前美食尚乐，死后还要舞者伴葬，乐器相随。可见当时的“以乐侑食”、“以乐寓政”，是完全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阶级压迫基础上的。 三商代的乐政 商代立乐正民，乐政体系已框架初具，现就各地有关考古发现作一汇总观察。上节从甲骨文中揭出18种乐器名，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和吹奏乐等，但传世和考古出土商代乐器，主要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包括口部向上而手执敲奏的执钟，与植于座上或悬系起来击奏的一名庸的大钟）、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摇乐或吹奏乐器，弦乐未见，殆难以遗存之故。管乐早在七八千年前已有，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早期遗址出有10余支七孔骨笛②，唯商代遗址尚未发现。另外，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遗址还出有5000年前的摹仿牛角的实用陶号角③，商代亦未见。商代的铜鼓，1977年湖北崇阳汪家咀出过一件，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重达42.5公斤，遍饰云雷纹，鼓身上有带系孔的钮饰，下有托座④。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的一件晚商铜鼓更精美而大，通高82、鼓径44.5厘米，上有双鸟钮饰，下有四足，鼓身饰夔纹，鼓面铸成鳄鱼皮纹⑤。（图34）两鼓均可置可悬。木质皮鼓，鼓面分鳄鱼皮和蟒皮二类。前者有山西灵石旌介商墓所出鼍鼓①；后者有安阳西北岗第1217号殷王陵所出蟒皮鼓，桶状鼓身，横置鼓架上，鼓身与鼓架均饰有兽面纹②。商代磐有特磐和编磐之分。内蒙喀喇沁旗曾出有时代约当早商的打制石磐，长37、高19厘米③。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一中商时墓葬，出有一件带双穿的经磨制石磐，长55.4厘米，上作倨句形④。湖南石门皂市遗址也出有一件稍加琢磨的打制石磐，残长26、高18厘米，时代约当晚商时⑤。可见磬乐在商代已广泛流行。殷墟武官大墓出有一件青白大理石龙纹石磐，作鲸形，长84、高42厘米⑥；1973年小屯宫室区也发现一件类似的石磬，长88、高28厘米⑦；大概均为特磬。编磬在殷墟西区72M93发现一套，共五件，大小递减⑧。故宫也藏有一套，为三件一组⑨。（图35）饶也有单铙和编铙之别。今所知最大的商代单铙，是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所出，通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⑩。编铙则以大小递减为特征，有一定音程组合关系，分两件、三件、五件、十件制四式。两件一套者，湖北阳新刘荣山遗址有发现，出土时并置一起，一件重5.1公斤，音高f1，一件重4.7公斤，音高C1。湖南宁乡老粮仓北峰滩所出两铙，一件器内近口沿处还铸伏虎4只，极别致①。山东滕县前掌大商墓也出有两件制编铙②。但三件制者最常见，有近10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一组，分别重150、130、84公斤③。五件制编铙在宁乡老粮仓附近也出过一套，出土时分两排，上层一个，下层四个，口均朝上，重量在50～70公斤间。殷墟妇好墓也发现一套，甚小，重量在0.6～0.15公斤间，为执钟或置钟④。（图36）十件制编饶出土于宁乡老粮乡粟山坡，大小递减，重量在30～9.5公斤之间。镈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江西新于大洋洲商墓出有一个，又同出三铙⑤，似镈为众乐并举时的节奏性指挥乐器。（图36）铎属于摇铃之较大者，山西石楼曹家垣出土的一件，通长29厘米，柄及器身中空，器表挂有许多铃挡，（图36）摇之声音清脆⑥，甚具地方特色。铜铃在商代似已组合使用，以发挥其多重音响功能。妇好墓出带舌捶的大小铜铃达18枚之多。殷墟西区M701发现14枚铜铃与一磬同出。同区M1125也出土铜铃10枚⑦。（图37）埙，“烧土为之，大如雁卵”⑧，（图38）仰韶时已有，半坡遗址曾出一音孔陶坝，姜寨遗址出有无音孔和一音孔陶埙。至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过一音孔陶埙⑨。郑州商城不但发现一音孔的，还有三音孔的石埙⑩。殷墟所见，有陶埙、骨埙、石埙三种，分三音孔和五音孔两类，具有三度与五度谐和功能。小屯西地58M263的墓主左臂旁同出二枚五音孔陶埙①。辉县琉璃阁51M150的发现亦然②。均成组出土。约在武丁前后，这种流行于民间的乐器已引入宫廷。妇好墓内即发现3枚，大小有别，皆五音孔，与编磬5、编铙5、铃18同出，似已与众乐器配合使用。商代乐律的发达程度，据对有关乐器综合测试分析，知当时乐师似已掌握铙的隧音和鼓音两种频率的音程关系③。三件制编铙，每个铙可发出三个相差四度半音程之乐音，呈七声音阶④。特别是晚商时期五件一套编铙的出现，显然是不满足于只有三音程组合的编铙，意在拓宽音域。晚商时有若干种音阶或调式的五音孔陶埙，有取代早先三音孔陶埙之势，成为一种比较进步的旋律乐器，能吹出整个七声音阶及其中一部分半音，在发音的一致性方面显示出其制造的定型化和规格化⑤。总之，商代乐器的组合非出偶然，是有一定的音程关系为依据，随着乐器的伴奏、合奏和制作，已逐渐产生了标准音高和绝对音高的观念，并有了半音观念和五度协合观念，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体系”在商代已基本奠立⑥。商代乐舞有舞饰舞具之用。如甲骨文■字，或谓象人戴着假面⑦。“羽舞”指持鸟羽而舞。诸如此类的道具在各地不少商代遗址时有发现。1935年安阳西北冈M1400殷王陵出有一青铜人面具⑧。 1950年武官大墓出有饰鸟羽的小戈，学者或以为是舞干羽以祭之遗物，并进而推测殷墓中所见玉戚、玉干头、仪仗等东西，可能也用于乐舞①。上节所引殷墟西区701号墓，一位殉葬的舞者头部尚戴着牛头铜面具。同区的216号墓，也出有牛头形饰4件和兽面饰10件。（图39）陕西城固苏材商代遗址，1955～1964年期间先后出土青铜“铺首”14件，形象凶狰，大小近人面，两侧有穿，可罩在人脸部。1976年又于一窖穴内集中出土“铺首”11件，铜脸壳23件，后者面目怪熬，突鼻獠牙，五官孔位与人脸相符②。这类面具似为“武舞”道具。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许多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头像及青铜人面③，造型奇特，以大眼粗眉阔口大耳为要征，观之有怪谲沉郁之感。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甲字型大墓亦发现与乐器石磬同出的青铜面罩，有的为牛头形。另在203号墓内，还发现一长约1.5、宽0.6米的嵌蚌饰大型漆牌，两面均做成眉、眼、牙等形状，下接红黑色云雷纹漆干④。1987年又在214号中字型大墓内出土同类彩绘牌饰六七块以及铜牛头饰⑤。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晚商墓，出有一种高60厘米的青铜双面人头器，五官穿通，下有秉把，还出有小型的玛琐套环人形饰⑥。（图40）商代的乐器和乐舞道具，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均有出土，有出自商王邑的，有出自诸侯方国的，也有出自地方大小邑聚的，分布地域广阔，制作规范，品类接近，各地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表明了商代“乐政”的宏观社会场景。但乐器和乐舞的受享对象，主要归集于贵族阶层，这构成了商代“乐政”最根本的时代要征，乐舞在贵族生活中与“美食”一样，已是必不可少。“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莞弦之音”①，商代贵族的好食好乐，甚至在死后也想得到维持，各地贵族墓葬，每见饮食器与乐器舞具同出，正是这种心态使然。出乐器或舞具之墓，有商王墓。如1935年安阳西北冈M1004四墓道大墓，有石磬与牛鼎、鹿鼎同出。M1217四墓道大墓，出石磬、蟒皮鼓、几、尊等。M1400四墓道大墓，出青铜人面具。M1550四墓道大墓，出残石埙②。有王妃墓。如1950年发掘的二墓道武官大墓，出石磬及饰鸟羽小戈等。1976年发现的殷墟妇好墓，除出210件饮食礼器外，又有编磬和编铙，均为五件一组，还有铜铃18个，陶埙3枚，另有28件可能是嵌插在漆干上的龙头、鸟头铜舞具。有王邑的高级贵显墓。前引1972年发现的殷墟西区M93甲字型墓，面积22.14平方米，殉1人，出编磬5、铃2。1977年殷西M699甲字型墓，面积14.08平方米，殉5人，出编铙3、铃1③。前引M701甲字型墓，面积14.26平方米，殉12人，出特磬、铃14、牛头铜面具（戴在一殉人头部）。1983年殷西又发现5座甲字型墓，殉人数目不一，出石磬、玉饰、骨饰、铜镜等④。1990年殷墟郭家庄一长方形竖穴墓，面积13余平方米，殉4人，出石磬、编铙3，此墓属10觚10角等列墓⑤。有方国君主墓。前引1985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号墓，属10爵4觚等列，出有鼍鼓。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型商墓，面积约29.6平方米，墓主可能为耑国君主。有青铜饮食礼器50件，又有镈1、饶3，还有青铜双面人神器、玛瑙套环人形饰、羊角兽面器①。有各地中等权贵墓。1968年河南温县小南张一座3爵2觚等列墓，出3件一组编饶。1976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座3爵1觚等列的三号墓，出有特磬。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一座甲字型大墓，出石磬及青铜面具。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M112，面积6平方米，有殉人，一件石磬与鼎、觚、斝、瓿及铁刃铜銊等同出。1973年陕西蓝田怀真坊一墓，7件礼器与青石磬同出②。1986年陕西西安老牛坡41号中型墓，出有铜人面具和牛头面具备2件，鸟鲁形饰多件。11号中型墓出小兽面饰39件③。有王邑内的中等权贵墓。1984年殷墟戚家庄M269，面积6.46平方米，属3套觚爵等列，出大小递减铜铙一组3件。1958年小屯西地258号墓，面积5.76平方米，殉4人，墓被盗，尚出石磬和残觚片④。有王邑及各地的一般贵族墓，大抵均为2套觚爵等列墓。其中出3件一组编铙者，有1935年小屯M1083⑤、1953年大司空村M312⑥、1957年薛家庄M8、1958年大司空村M51、1983年大司空村M663⑦。出2件一组编铙者，有1987年山东滕县前掌大M213。此外，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一墓，有殉人，所出铜觚圈足内带舌铃⑧。1971年山西保德林遮峪一墓，随葬的铜豆圈足内也带舌铃①。饮食时随之晃动，会发出铃声，较为别致，他处未见，表明了当地的崇饮尚声特色。又有末流贵族乃至普遍平民墓。1973年山东惠民大郭一座一套觚爵等列墓，出有单铙，1970年殷墟西区一座同一等列的M1125，出有10铃。1990年河南固始葛藤山6号墓，有殉人，出有5铃②。1986年西安老牛坡10号小型墓，殉1人，同出鼎和铜牛头面饰各1件。而普通平民或有以陶埙随葬者，如1958年小屯西地M263，墓室面积仅1.3平方米，有棺，出有2埙及蛤蜊壳；M237，面积1.8平方米，有棺，仅以1埙随葬③。1951年辉县琉璃阁发现的M150，也出有2埙。这类墓主大概只是中下层平民。综上所述，商代王墓虽均遭盗掘，劫后之余，乐器舞具仍包括有蟒皮鼓、特磬、石埙、面具等。工妃墓出特磬、五件制的编磬和编铙、组铃、三件制陶埙、舞饰等。王邑内高级贵显墓出特磬、五件制编磬、三件制编铙、组铃和面具舞饰等。王邑内中等权贵墓出石磬和三件制编铙。王邑的一般贵族墓出有三件制编铙。王邑的末流贵族有以组铃随葬。而一般平民墓至多有一、二枚陶埙，大概为生前所好，与“以乐助食”无关。商代的方国君主墓出鼍鼓、镈、三件制编铙、舞具舞饰等。各地的中等权贵墓出特磬、三件制编铙、面具舞饰等。一般贵族墓有出二件制编铙者。末流贵族墓有出单铙、组铃、面具者。普通平民墓大致同如王邑情况。显而易见，在商代的王邑和地方两个方面，享有乐器舞饰的对象，等列关系具有明显的共同性，说明当时的“乐政”已大体确立，“乐以体政，政以正民”，其间的序列结构是与“明贵贱，辨等列”的“食政”完全相一致的。凡社会地位愈高，政治身份愈尊者，享有乐舞品类也就愈齐备，其中编磬、编铙的数目组合，反映尤为明显，而鼓，则只有商王或方国君主一级专享。《周礼·大司乐》说的“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乐师》说的“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其揭示的食、乐一政的礼制，至少可追溯至商代。要之，商代的“以乐侑食”，亦是以序尊卑贵贱而各得其宜。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① 《路史·后纪》。 ② 《吕氏春秋·古乐》。 ③ 《路史·后纪》。 ④ 《路史·后纪》。 ⑤ 《竹书纪年》。 ⑥ 参见《周礼·春官·乐师》“帗舞”，郑司农注。 ⑦ 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73页。 ⑧ 《周礼·春官·大司乐》。 ① 《毛诗注疏》大序。 ① 李裕群、韩梦如：《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大石磬》，《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 ②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98、99页。 ③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④ 陶富海：《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磬坯》，《考古》1988年12期。 ⑤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下引不另注。 ⑥ 《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① 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2期。 ②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179页。 ① 《偃师二里头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②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③ 《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 ④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86页。 ① 《周礼·春官·乐师》有云：“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郑司农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折羽；皇舞者，以羽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牦牛之毛；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 ①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1960年，490页。 ② 释文从裘锡圭说，见《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③ 见《宁沪》1.73＋1·315、《甲》3918。 ④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① 《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74页。 ② 同注①，121页。 ③ 郭沫若，《释龢言》，《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 ④ 同注①，28页。 ① 裘锡圭，《释万》，《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之附录。 ② 《合集》11006正。 ③ 《合集》14116。 ④ 《合集》28180。 ⑤ 《合集》16013。 ⑥ 《乙》2373。 ⑦常任侠：《殷周古磬小记》，《东方艺术丛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6 页。 ① 《合集》5708正。 ② 同上。 ③ 《合集》583。 ④ 《屯南》3731。 ⑤ 《合集》30989。 ⑥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殷虚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52～6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 期。 ② 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1期。 ③ 《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版3，215页。 ④ 《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文物》1978年4期。 ⑤ 樋口隆康编集：《泉屋博古》，便利堂，1985年，1～2页。 ① 《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②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86页。 ③ 《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年8期。 ④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图版九八：6。 ⑤ 《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2期。 ⑥ 《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⑦ 《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1期。 ⑧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又：《殷墟青铜器》，476页。 ⑨ 常任侠：《古磬》，《文物》1978年7期。 ⑩ 《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2期。《湖北省阳新县出上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1期。 ① 《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占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311页。 ②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76页。 ③ 高至喜：《湖南商周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79年1 月24日。 ④ 《殷墟妇好墓》，100页。 ⑤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⑥ 《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坦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 ⑦ 《殷墟青铜器》，474页。 ⑧ 《周礼·春官·小师》，郑注。 ⑨ 吴钊：《陕西半坡、姜寨仰韶文化埙类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姜寨》，附 录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549～554页。 ⑩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0页，又图版一一○。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31页。 ② 《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23页。 ③ 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981年1期。 ④ 申斌等：《殷墟青铜铙频谱特征》，《殷都学刊》（自然科学版）1990年1期。 ⑤ 李纯一：《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考古学报》1964年1期，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和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10期。 ⑥ 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3期。 ⑦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46页，第377片。 ⑧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156～157页。 ② 《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3期。1977年又有出土，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一一二、一一六。 ③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30～34。 ④ 《滕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报》第3号，1985年9月26日。《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38页。 ⑤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同上，1989年，176页。 ⑥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① 《淮南子·泰族训》。 ②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见前文，不再具列。 ③ 《殷墟青铜器》，477页。 ④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区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页。 ⑤ 杨锡璋、刘一曼：《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①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② 《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从刊》（3），1980年。 ③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56、336页。 ⑤ 《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⑥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⑦ 《安阳大司空村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页。 ⑧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①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② 《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草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1期。 ③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335、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