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 扩张时期——唐 ——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概况 ——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第二章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 ——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唐前期的政治概况 ——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祏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子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诲,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 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众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末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因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平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

  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宇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5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两个月)。《新唐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时日,超过役期要免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募兵比

  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俸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飞fé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谁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边将如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音抓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

  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俸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蕃,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彍骑(彍音扩kuò),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竟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宫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岐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侍读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官来监视他们的行动,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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