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隋朝的文化

　　第五节隋朝的文化 隋朝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朝代。由于长江流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补充，出现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隋朝虽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却是值得重视的。

　　 一佛道 儒三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汉族士人传统的礼教，佛、道与儒性质有别，但统治阶级利用佛、道、儒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义，因之，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甲佛教 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阶段，隋是这一阶段的开始。关于隋朝的佛教哲学和艺术，将和唐朝佛教合并叙述，这里只说佛书翻译从初期到成熟期的经过。

　　通过佛书的翻译，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书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哲学。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ewl MVIMAGE，MVIMAGE，！99900073_0090_1.bmp}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隋、唐两朝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翻译退居次要地位。显然，翻译西方各种不同学说的经典，正为中国佛教创立宗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相联系的。在初期，采取直译法；在成熟期，采取意译法。隋时释彦琮总结了翻译经验，明确地指出翻译的基本规律，直到今天，看来还是值得译家重视的规律。

　　 直译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都是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当是佛教徒的一种著述，托名翻译，并非实有原本。

　　外国僧人来中国，首先要学汉人语言，这已是很难的事，学汉人文字当然更困难。因此，开始传教，只能口说一些大意，不能译成文字。后来佛教信徒渐多，有人学习外国语言，这样，译经成为可能了。汉桓帝时，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来洛阳，前后二十多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译法是安清口说，汉人严浮调笔录。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与安清同时有支谶（月支国人），也在洛阳译经。支谶口说，汉人孟福笔录，所出经十部，被称为深得本旨，不加文饰。安清、支谶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严浮调、孟福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助手。他们首创了弃文存质（本旨），保存经意，照原本直译的方法，因而为后来译家所遵守，一人口说，一人笔录，也成为译经的定式。

　　三国时期，孙吴兴佛教，支谦、康僧会在吴国译经，力求汉化，文辞美巧，固然纠正了前人出经的朴质，但也失去了译书务求信实的原则。一般译经家仍认直译为正体。西晋初，竺法护精通汉语（支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从外国僧竺高座学佛，改姓竺），随师至西域，通外国语言三十六种，搜集大批经本归国，在长安译出经典一百数十部。竺法护口说，弟子聂承远等人笔录，虽然译文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语的胡僧所译，却已有显著的改进。

　　石勒、石虎信奉佛图澄，佛教在后赵境内大行。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释道安注释安清所译的禅学，精研支谶所译的般若学，表扬竺法护所译的大乘学，实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佛教学者，晚年居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他和秘书郎赵整极力提倡译经，因而长安成为译经的中心地。

　　赵整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较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工作。例如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诵经文，昙摩难提（西域人）笔录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语）宣译（译成汉语），智敏（汉人）笔录为汉文。又如译《婆须密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竺佛念（汉人）宣译，惠嵩笔录。口说与笔录之间增加宣译人，是译事的一个进步。译出诸经，释道安亲为校定，并作序说明译经缘起，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5）梵文说一事，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译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僧叡（同睿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

　　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谶在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而可贵。

　　 乙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潘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隋炀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长生，自然会遇到这些妖道。

　　 丙儒学 《隋书·儒林传》论儒学的衰落，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保守）于所习（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儒林传》所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是指南北朝以来儒学的一般情形，隋朝尤为突出。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好久不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经正义》，南北经说才归统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条明经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儒林传》所谓巨儒必鄙俗，二刘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六○○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称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刘炫河间人，窦建德在河间一带活动，儒生当是参加窦建德军），足以说明儒生与朝廷的关系。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别一个宗教来，得到的结果更坏。这给唐朝提供了新经验，知道三教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同时并存，各有它的用处，想反掉任何一个都对朝廷不利。

　　 二文 学、史 学 南北文风不同，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学已在北方流行，历齐、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迁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统一了整个文学部门。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诏书，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一个州刺史因表文华艳，被革官治罪。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州县选取吏职，保举人才，只凭所作诗文是否美丽，不管道德和儒学，这都是从江南传来的弊俗，必须严令禁止。隋文帝、李谔想提倡北方文风来阻遏南朝文学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炀帝时，设进士科，朝廷也凭文才秀美来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

　　隋炀帝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修改再三，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不过十余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作者。这是因为南朝新体文学（主要是律诗）的创造时期在梁朝，陈因袭梁文体，缺乏创造性，隋又因袭陈文体，更着重在模拟。除了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是完成律体诗中七律一体的创作，余人所作诗文，无非是梁、陈的余波，说不上有什么新成就。

　　隋炀帝提倡的作用，在于确定南朝文学的正统地位，使唐文学顺着这个潮流得到大发展。

　　杜正藏著《文章体式》一书，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大为后进文士所宝贵，号为“文轨”。高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南朝文学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发展前途，南朝新体文学正是这样的一个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史记》以下，史书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够传世的，质量总比较优良。但也有短处，就是私家受条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书。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官修史固然难免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也有长处。从唐朝起，朝廷照例立史馆为前朝修史。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都是一时名手，搜集参考文书也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够保证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说，西汉以后修史是私人自发的事业，那末，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三几门有成绩的学问 有关学术的若干部门，因南北统一，得以推进一步。音韵学、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与南北朝相比，隋朝显然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音韵学 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此后愈益流行，双声叠韵的研究也随着前进。三国时魏李登作《声类》十卷，分众字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不分立韵部。西晋吕静作《韵集》五卷，按宫、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韵部。东晋以后，南北文士（主要是南朝文士）由于文学上应用声律，深研音韵之学，属于这一类的著作，自《声类》、《韵集》以下多至数十种，其中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最为著称。《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音韵锋出”，就是指这一类著作。《音辞篇》说：“这些音韵书，都杂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应该用帝王都邑地的语言参校地方语言，再考核古今语言的变迁，订定标准语言，来保存正音，排除土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阳，语音比较近正，也各有缺点。南方语音清切，但病在浮浅，辞多鄙俗；北方语音质直，辞多古语，但病在重浊。大抵南方语言士大夫说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先，西晋末从洛阳一带迁去），北方语言普通民众说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和民众互换服装，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分别出来，隔着墙听北方士大夫和民众讲话，听一天也难得分清。还有一种弊病，就是南方语言夹杂吴、越土音，北方语言夹杂非汉族人语言。”颜之推非常重视正音，他说，“我家儿女，从幼年起，便教他们学正确的语音，说错一个字，是我的责任。一事一物，该怎样说，不经过查考，我不敢随意说。”颜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语音的得失，对校正语音，采取如此认真的态度，他在音韵学上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刘臻、魏渊等八人和陆词（字法言）讨论音韵学，大家都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各有错误。南方文士用韵与北方又有不同。陆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古今的同异，多数由颜之推、萧该作决定。陆法言记录诸人议论的要旨，再经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制成《切韵》五卷。长孙讷言说“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这句话可以作《切韵》的定评。

　　《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自从《切韵》行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佚，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必须奉《切韵》为典范。唐孙愐（音免mi3n）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是源出于《切韵》而有所因革。《广韵》后出，比《切韵》《唐韵》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韵》和《唐韵》，但《切韵》为音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汉族文字语言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进步，到现时，正在准备实现第三次大进步。那就是积极推行普通话和逐渐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这对统一事

　　业的贡献，当然将以不可比拟的高度，超越历史上的两次大进步。

　　 目录学 西汉以后书籍分类，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清朝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相沿不变。

　　六分法——西汉刘歆作《七略》，分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类），另一略称为《辑略》，是六略的总叙和总目，列在六略的前面。东汉班固依据《七略》作《汉书·艺文志》，也分群书为六略，共有书三万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国时魏郑默撰《中经》。西晋荀勗（音序xù）依据《中经》更撰《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甲部（六艺及小学诸书）；（二）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共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经书簿，不在四部之内。

　　南朝，宋谢灵运撰《四部目录》，共有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齐王亮、谢胐（音斐f7i）撰《四部书目》，共有书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任昉、殷钧撰《四部书目录》。梁武帝聚书文德殿，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又令暅（音宣xu1n）别撰《术数书目录》，统称为《五部目录》。

　　七分法——宋王俭撰《七志》：（一）《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诸子志》（古今诸子）；（三）《文翰志》（诗赋）；（四）《军书志》（兵书）；（五）《阴阳志》（阴阳图纬）；（六）《术艺志》（方技）；（七）《图谱志》（地域及图书）。另附道、佛两教书，连《七志》共合九条。

　　梁阮孝绪撰《七录》：（一）《经典录》（六艺）；（二）《记传录》（史传）；（三）《子兵录》（子书、兵书）；（四）《文集录》（诗赋）；（五）《技术录》（术数）；（六）《佛录》；（七）《道录》。

　　西汉史书有限，可以附见《六艺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春秋》）。战国以来，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多有专家著述，篇数不少，自立一略，也还符合实情。《七略·艺文志》分群书为六大类，在当时是适宜的。东汉以后，史书数量大增，兵书、术数、方技和西汉以前对比，兵书少有新著，旧著又多亡佚，术数方技书多是鄙悖浅说，不值得纪录。《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使史书独立成丙部，术数（包括方技）归并在乙部，从实际应用来看，四分法显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晋时佛教译书不过千卷，佛徒还没有撰造专门目录，《新簿》使佛书附见在四部的后面，不失为一种适时的处置。《七志》拘泥于《七略》的七字，勉强凑成七大类，史书已自成大类，又勉强并入《经典志》，可谓太不知变通。佛经目录自东晋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此后僧徒相继撰造，僧叡有《二秦众经目录》，竺道祖有《众经录》。《众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录，尤为详备。道经目录宋文帝时有道士陆修静撰造《灵宝经目》。陆修静答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王俭比竺道祖后数十年，与陆修静是同时人。新出佛经要补的不多，道经无须补，《七志》外附道、佛二条是多余的。以后佛徒撰造佛经目录，有未详作者（当是宋时人）的《众经别录》，有释僧祏（齐、梁时人）的《出三藏记集》，有释宝唱的《梁世众经目录》，其中《出三藏记集》尤为精善。七录正式列佛、道为两录，又沿袭祖暅所撰术数部保存《技术》一录，凑成七的数目，实在是无义可取。删去这多余的三录，剩下经、史、子、集四录，恰恰与荀勗的四部相合。《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就是指《七录》经史顺列，比《新簿》乙丙倒置，显得较合于汉族传统学术的发展途径。自荀勗分四部，阮孝绪定次序，《隋书·经籍志》才确定经、史、子、集的分类法。

　　周武帝积累书籍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五八三年，隋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访求遗书，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因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共有书三万七千余卷，合重复本共有八万卷。隋文帝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本。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又在内道场集佛、道经。隋文帝时，佛经已有法经等所撰《大隋众经目录》，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释彦琮所撰《隋仁寿年内典录》。隋炀帝时，内道场僧人智果撰《众经目录》，道士撰《道经目录》。隋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统一编目，唐魏征撰《隋书·经籍志》，依据隋观文殿书目（当即《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所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略有删补，与班固依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同一事例。《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汉、隋两志都有重大的贡献。

　　 天文历 数学 北魏末年，张子信避葛荣兵乱，隐居海岛，用圆仪测天，历三十年，始悟日行有盈缩（快慢）。冬至前后，地距日最近，行最快，看来好象日行最快。夏至前后，地距日最远，行最慢，看来好象日行最慢。初步发现了日行盈缩的规律。名儒刘焯始立盈缩■差法。六○○年，刘焯造《皇极历》，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天文历数学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时，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耿询有巧思，隋文帝时，创意造浑天仪，用水转运，与天象密合。又作精巧刻漏，可在马上使用。

　　 医学 南朝士人重视医学，往往世代相传，名医辈出，许智藏就是为隋炀帝治病的南方著名世医。《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有书二百五十六部，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译出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也有十余种。隋统一后，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推进。

　　 简短的结论 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到隋朝完成了这个运动，全社会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落后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众不再支持腐朽的陈政权。隋文帝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重要朝代。它们创立的制度，都对以后的朝代主要是对本历史阶段内的各朝代有严重影响。

　　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置兴洛、回洛两大仓，正说明隋文帝时财富的积累何等雄厚。

　　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欢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自然是毫不明确地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势，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陆法言《切韵》，《隋书·经籍志》，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开始了极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