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中期的政治概况 ——七四二年——八二○年

　　第二节唐中期的政治概况 ——七四二年——八二○年 唐朝前期，在国内，政治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宁的；在境外，与邻国关系一般是和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通畅的。唐朝长时期保持着这种和平状态，因之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前进，呈现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在和平环境中也继续在增强。到开元时期，社会前进的趋势达到最高点，腐朽势力的增强也达到足以推翻前进趋势取得政治指导权的高点。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立边功，轻易用武。他说出的话不许臣下有不同意见，自然只能得到奸邪人的奉承；他过着高度的奢侈生活，还觉得不够快意，想在对外战争上大立声威，自然要重用聚敛之臣和野心的武夫。骄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极因素都乘机活跃，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腐朽势力的昏君。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专任李林甫为宰相以前，他主要代表社会的前进趋势，任用李林甫，正是明君转变为昏君的标志，唐中期的祸乱，实际是在这时候开始了。因为战祸的爆发在天宝年间，按惯例，仍以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作为唐中期的开始。

　　唐中期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酿乱期，其余三段都是统一势力和割据势力这一主要矛盾在不同情况下的斗争表现。统一势力始终不曾失去它的优势，这是因为：第一，广大民众要求恢复国家的统一，给朝廷以支持；第二，唐朝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区，长江流域尤其重要。朝廷不论怎样处境困难，只要南北漕路得通，就可以在关中立足。这种黄河流域土地大部被割去，朝廷却仍能保持优势的局面，唐以前朝代，例如在汉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一酿乱期（七三六年——七五五年）

　　 唐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便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他用李林甫作宰相，李林甫的一套奸佞本领，使他的暮气愈益深重，逐渐陷入昏迷状态。唐玄宗以前用相，都是不多时候就调换，对李林甫却始终信任，自七三六年开始，直到七五二年病死，掌大权凡十七年。李林甫取得这样的信任，只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摸透了唐玄宗的骄侈心理，一切顺从意旨，让他放心纵欲，得到无止境的满足。七四四年，唐玄宗得杨太真为贵妃，宠爱无比，从此昏迷在声色中，政事上更依靠李林甫。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当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无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办，你看如何？高力士说，权柄不可借给别人，如果他造成威势，谁还敢说他个不是。唐玄宗听了不喜欢，高力士叩头谢罪，说自己发狂病，乱说话，该死。李林甫一向给宦官送厚赂，探知宫中动静，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彼此不相犯，唐玄宗连宦官方面不利于李林甫的话也听不到了。《资治通鉴》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唐玄宗的骄侈，养成了李林甫的奸恶。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用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是个纨裤无赖子，和李林甫一样，也善于“迎合上意”，同好同恶，又善于搜括民财，充实官库，因此取得信任。他作宰相以后，一身兼四十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的精干；广收贿赂，积缣多至三千万匹。他曾对人说，我偶而碰上机会，谁知道日后是什么下场，想来我不会有好声名，不如眼前享它个极乐。这样苟且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殷富达到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峰。史书说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也很低廉，海内安富，行人走万里远路，用不着带武器。又说天宝末年，中国盛强，自西京安远门（西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杨国忠奏准令州县变卖旧存粟帛为轻货，新征丁租、地税也折合成布帛，都运送到京师来。这样，收藏天下赋税的左藏，财物确实多得惊人。七四九年，杨国忠请唐玄宗亲率百官到左藏察看，早就极度骄侈的唐玄宗，更觉得财物同粪土一样，毫不足惜。

　　七四七年，唐玄宗曾将本年全国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看左藏以后，赏赐贵宠人家，什么限度也没有了。当时贵宠们讲究给皇帝进食品，宫中特设检校进食使，评比各家食品的精美程度。每一次进食，多至数千盘（疑是数十盘），一盘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与此相似的浪费可以类推，皇帝给贵宠们的赏赐也可以想见。

　　唐玄宗更大的浪费，还在求边功方面。天宝初年，边境上有下列节度使和经略使。

　　（一）安西节度使——职务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龟兹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

　　（二）北庭节度使——职务是防御游牧在北方的突骑施和坚昆。治所在北庭都护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屯伊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西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二州境上，统兵二万。

　　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专对西域天山南北两路的诸国。

　　（三）河西节度使——职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两国间的交通。治所在凉州（甘肃武威县）。统兵七万三千。

　　以上一镇兼顾西方和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四）朔方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统兵六万四千七百。

　　（五）河东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太原府（山西太原市），统兵五万五千。

　　以上两镇互相应援，专对突厥。

　　（六）范阳节度使——职务是压制奚、契丹。治所在幽州（北京市）。统兵九万一千四百。

　　（七）平卢节度使——职务是招抚室韦、靺鞨（音末合mòh6）。治所在营州（辽宁锦州市西）。统兵三万七千五百。

　　以上两镇专对东北诸部，主要是对奚、契丹。

　　（八）陇右节度使——职务是防御吐蕃。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都县）。统兵七万五千。

　　（九）剑南节度使——职务是西抗吐蕃，南抚国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益州（四川成都市）。统兵三万九百。

　　以上两镇专对吐蕃。

　　（十）岭南五府经略使（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升经略使为节度使）——职务是绥靖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广州（广东广州市）。统兵一万五千四百。

　　各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小量驻军，共有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后来边将陆续奏请增加兵额，每年需要作衣料赏品用的布帛多至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一百九十万石。边镇兵数比七二二年（开元十年）以前的六十余万人减少十余万人，经费比开元年间却增加五倍。按照当时的边境情形，这个巨大军费的极大部分是浪费。

　　范阳一镇兵数最多，它的对方奚、契丹是不是强敌呢？完全不是。七一六年，契丹酋长李失活、奚酋氏李大酺（音葡p*）率所部内附，唐封二人为郡王兼任都督。此后奚、契丹为唐藩属国，不曾大举侵扰边境。唐朝却大举攻击奚和契丹。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营州杂种胡人安禄山为捉生将。安禄山每率数骑出去，总要捉获数十人，显然不是斗力而是用诈计诱捉契丹人。安禄山因此算是有了战功，逐渐提升，七四二年，竟被任为平卢节度使，七四四年，又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侵略奚、契丹得唐玄宗的宠信，作两个节度使以后，当然更要立所谓边功来固宠。七四五年，唐嫁两个公主给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在安禄山的残暴欺压下，奚、契丹两国被迫各杀唐公主，起兵反抗。安禄山出击，又算立了战功。安禄山好几次诱两国酋长来宴会，用毒酒灌醉来人，割酋长的头献朝廷，其余醉人都被坑杀，先后共杀数千人。这种卑劣无耻的阴谋活动，唐玄宗也认为是立了边功。七五一年，赏安禄山的边功，又使他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三镇兵六万进攻契丹，被契丹杀得全军覆没。唐玄宗不究大败的责任，依然宠信有加。自七五一年大败后，安禄山准备进攻西京，从昏君手里夺天下。

　　兵数次多的是陇右、河西两镇。它的对方吐蕃是一个强国，不过，唐与吐蕃间的战争，多半是唐边将挑动起来的。七一四年（开元二年），吐蕃赞普遣使官来境上请和，请用敌国礼。唐玄宗发怒，不许讲和。从此两国经常作战，互相侵夺。七三○年，吐蕃因屡次战败，请求讲和。皇甫惟明劝唐玄宗许和。唐玄宗说，赞普给我的信，狂悖无礼（指七一四年请用敌国礼），我不能原谅。皇甫惟明说，开元初年，赞普还很年轻，那会写这封信！我想，大概是边将故意假造，用来激怒朝廷。因为边境有事，将吏得以偷盗官物，虚报战功，骗取勋爵。这是奸臣的利益，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战事不停，费用浩大，河西、陇右两道都不得安宁。朝廷如果派使官去慰问金城公主（七○九年嫁到吐蕃），和赞普当面结和约，使他称臣息兵，不是对待邻国的善策么！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赞普大喜，遣大臣入朝，两国恢复甥舅的和好关系。

　　皇甫惟明所说唐边将的好战行为，是切合实际情形的，诸如对奚、契丹，对吐蕃以及对其他邻国（例如南诏），都可以证明。本来，边将凭借国家的威力，侵侮邻国来求富贵，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朝廷能否加以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战心，节度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唐与邻国当然不会相安无事。下列事例，说明唐玄宗发动战争，不愿意边境上有和平。

　　唐与吐蕃讲和以后，边境宁静。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使人对吐蕃守将说，如今两国通好，亲如一家，双方何必置兵守备，妨害耕牧，请都撤去守备兵。吐蕃守将经崔希逸力请，允许撤兵。自此汉人耕种，吐蕃人畜牧，各得安居乐业。七三七年，崔希逸派使人孙诲到京城奏事。孙诲想立边功，奏称袭击吐蕃，定能大获。唐玄宗使宦官赵惠琮同孙诲去河西审察情形。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击，崔希逸不得已进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崔希逸内调为河南尹，自愧失信，得病死去。赵惠琮、孙诲都算有功受了重赏。唐玄宗贪小利，宁愿对邻国失大信，吐蕃因此断绝和好，进行战争。

　　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备的将帅，幼年时和唐玄宗论兵法，唐玄宗说他将来必成良将。他做两镇节度使，专以持重安边为宗旨，经常告诫部属说，当太平时候的将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就可以，不要耗费中国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要用良将攻击吐蕃，七四六年，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掌握天下劲兵，选拔将才，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骑施哥舒部人）二将尤被重视。王忠嗣数次击败吐蕃军，但仍守持重安边的宗旨。七四七年，王忠嗣看出安禄山的阴谋，奏称安禄山必反。李林甫深恶他议及朝政，唐玄宗一向宠信安禄山，自然也不以为然，不久，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宁市西南）。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时机，再行进取。唐玄宗很不满意他的建议，令王忠嗣分兵数万，交给将军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为了爱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赏鼓励士气，将来朝廷追究责任，怕不好解释。王忠嗣回答说，现在用数万人去争一城，得了并不能控制对方，不得也无害于我国，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责，最重是贬到南方小郡里做个佐杂官，我不能让数万人战死来保全我这个官。李将军，感谢你的好意，我已下定决心，请不要再谈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动，说，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说话。董延光攻石堡不下，说王忠嗣阻挠军计。唐玄宗发怒，李林甫使人诬告王忠嗣谋反。唐玄宗革王忠嗣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问。三司判王忠嗣死刑。当时哥舒翰已继任陇右节度使，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王忠嗣得免死，贬为郡太守。七四九年，得暴病死。王忠嗣病死的一年，唐玄宗令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战死数万人才攻下石堡，俘获吐蕃守军四百人。战争的结果，不出王忠嗣所预料，唐损失是很重的。唐玄宗为夺取一个无关战局的小城，把士卒的生命看作蚁命，除了极度的骄侈心和发狂似的好战心驱使他这样做，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王忠嗣守正不屈，却被昏君奸相斥逐，又不幸早死。安史作乱时，唐朝军事上主要依靠郭子仪、李光弼来挽救危局，郭、李地位相差不远，出身的镇也不同（郭子仪出身朔方镇，李光弼出身河西镇），朝廷正缺少象王忠嗣那样能统率各镇兵将的大将，王忠嗣的贬黜和死去，对唐朝说来，是一个大损失。

　　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侮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安禄山生事邀功，因而得到宠信，王忠嗣持重安边，因而遭到黜逐，他用这样谬误的赏罚制造边境上的战争，足见战争所耗损的人命和财物，都是不必要的。

　　发动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募兵制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李林甫作宰相，奏请京师及边境诸军都行募兵制。这种应募的兵士，既不是土著，又没有宗族，看轻自己的生命，只求赏赐的获得。李泌这个说法是有理由的。应募的兵士许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朝的各少数族人。主要由亡命之徒和少数族人组成的边镇军队，为了得赏当然不避战争。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藏大弓在袋子里，表示不用。军中却日夜思战，王忠嗣只好多派间谍到敌境探查情况，见有可胜的机会，才出兵攻击。看来，王忠嗣也不能违反军中的好战心理，严格守边不出击。唐玄宗本身好战，从边镇听到的又是些好战的话，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着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这里，唐玄宗为什么把国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财物放到边镇上去的原因，也就得到解释了。

　　七二五年，招募彍骑十二万人，作为皇帝的宿卫兵。彍骑居京师，没有出战的危险，天宝年间，应募的都是些小贩和无赖，根本不受军事训练。当时承平多年，很多议政的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禁止民间收藏武器；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耻辱，不许作为本家人。这都是太平观念的反映。京师有兵等于无兵，内地民间连武器也没有，猛将精兵却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危险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

　　战祸只待边镇上的野心家来发动，唐玄宗积极培养野心家，安禄山为首的一伙叛乱者被培养出来了。王忠嗣兼四镇节度使，功名渐盛，李林甫怕他入朝作宰相。王忠嗣奏称安禄山必反，唐玄宗不信王忠嗣的预料，反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原来李林甫要杜绝边帅入相的道路，早就主张用少数族人为边帅，因为他们不识汉文字，无法作宰相。李林甫用另一种理由对唐玄宗说，文臣为将，总是缺少勇气，不如用寒微胡人。胡人勇猛，敢于上阵作战，出身寒微，不象酋长贵族那样有部落和徒党。他们孤立无党，如果朝廷给予恩惠，一定感恩为朝廷效忠。唐玄宗喜边功，又怕边帅立功名，结成朋党，李林甫的计议正合心意，寒微胡人安禄山等就这样被重用起来。七四七年王忠嗣去职后，自东北至西北的边境六个重镇中，安禄山得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力最强，哥舒翰得河西、陇右两镇。两人私怨很深，各培植势力，争夺权利互不相下，边镇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力量。七五五年，哥舒翰入朝，路上得中风病，留在京师，安禄山成为唯一掌握重兵的边帅。就在这一年的冬季，蓄谋将近十年的安禄山，公开叛变，从此，唐朝的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长时期的斗争。

　　 二第一次斗争（七五五年——七七九年）

　　 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的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士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向南进军。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使，河北是他的管辖地，沿路郡县官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避，或被捉杀死，情况非常混乱。唐玄宗得到一些安禄山反叛的报告，还以为是假报，不信安禄山真会造反。

　　唐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造反，才仓卒布置防御。他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内得六万人。断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北），防叛军从河阳（河南孟县）渡河。又调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旧唐书·玄宗纪》作工部尚书），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河南节度使，领陈留（治浚仪，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防守黄河南岸。当叛军来路的诸郡都设防御使。招募兵士十一万，都是京师街市上小贩一类的人。任皇子李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高丽人）为副。高仙芝率兵五万，出关到陕郡屯守，宦官边令诚为监军。

　　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几天，安禄山率叛军渡河到了城下，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将士数千人被杀。叛军攻荥阳（河南郑州市），守城士卒听到鼓角声，不觉纷纷掉下城去。叛军取荥阳，声势更大，前锋向东京进攻。封常清率军抵抗，战败退出东都，叛军占领东都。封常清率余部到陕郡，与高仙芝计议，退守潼关。叛军到潼关不得入，退屯陕郡。安禄山谋称帝（七五六年，自称大燕皇帝），留在东京不急于西进，因此朝廷得以多少作些准备，援兵也调集了一些。

　　腐朽入骨的唐朝廷，明明崩溃在眼前，君臣上下还说些“安禄山狂悖，不日授首”的大话来互相欺骗，要求封常清、高仙芝一出兵就消灭叛军。封常清、高仙芝用不曾训练过的新募兵抵抗安禄山，宜守不宜战，洛阳既因战败失去，退守潼关，保卫西京，实是必要的措施。封常清、高仙芝都是有战争经验的旧将，守潼关是可能胜任的。监军边令诚向唐玄宗进谗言，说封常清夸张敌情，动摇人心；高仙芝放弃陕地数百里，又刻扣军饷。唐玄宗大怒，令边令诚就在军中杀二将。封常清上遗表说，我死以后，仍望朝廷不轻看这个叛贼，切莫忘记我的话。高仙芝临死，说我遇敌后退，固然有罪，但说我刻扣军饷，天在上，地在下，可以证明我的冤枉！兵士们都大呼冤枉，边令诚还是把二将杀死。

　　唐玄宗杀了高仙芝、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兵八万讨安禄山。哥舒翰有中风病，固辞不敢奉命。唐玄宗不许，哥舒翰只好带病出征。他所统八万人，多是各地招募来的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两镇兵及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到潼关，又加上高仙芝的旧兵，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二十万。这个杂凑起来的大军队，由一个病人统率，实际是无人统率。诸将争地位，各不相让，军心涣散，斗志消沉，固守潼关已是难事，唐玄宗却还要这个军队出关去攻取洛阳。哥舒翰屯兵在潼关，并不符合朝廷的愿望。

　　当时（七五六年春季）在河北地区有常山（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声讨安禄山，颜杲卿一起兵，河北诸郡响应，十七郡归顺朝廷，安禄山只剩下用重兵镇守的六个郡。安禄山正要进攻潼关，听说河北有变，被迫停止西进。颜杲卿起兵才八天，叛军大将史思明等攻破常山城，颜杲卿被执到洛阳，大骂叛贼安禄山，至死骂不绝口。颜杲卿这一骂，振奋久被压抑的正气，挫折正在嚣张的邪风，出于忠义人口中的骂，是具有巨大威力的。颜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万余人，附近诸郡杀安禄山所置守将，响应平原，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平原兵会合清河、博平（治聊城，山东聊城）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城（河北大名县西），军声大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汉、蕃步骑兵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克复常山城，击败史思明军，收复常山郡所属九个县的七个县，史思明据两个县与李光弼军相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大军出井陉，到常山与李光弼会合，有汉、蕃步骑兵十余万人。史思明大败，逃往博陵郡（河北定县）。河北民众到处自动结集，大部多至二万人，小部也有万人或数千人，各部在当地抵抗叛军的侵袭，郭、李大军进入河北，各部争来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优势并且继续在加强这个优势。在河南地区，反抗安禄山叛军的力量也正在迅速发展。睢阳太守许远守睢阳城（河南商丘县），张巡守雍丘县（河南杞县），是最重要的抵抗者。河南各地准备向西进击的义兵总数不下十万人。多年来唐玄宗实行腐朽统治，所用官员当然多是些腐朽人，黄河南北郡县官纷纷投降叛军，有些甚至为叛军出力，这是腐朽统治应有的现象，并不表示安禄山因此获得了多大的实力。相反，颜杲卿、颜真卿、张巡、许远所代表的新兴力量，虽然开始时还很微弱，如果经过一些时日，取得战斗经验，并且和郭、李等大军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在黄河南北消灭叛军全部。

　　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散兵数万人，又被郭子仪、李光弼击败。安禄山在洛阳分出步骑兵二万人，又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合史思明残部，共有兵五万余人。安禄山用这一些兵力保持在河北的退路，正是无力保持退路的证明。七五六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斩首四万级。史思明坠马，扶着断枪逃入营垒，率残兵奔回博陵。郭、李围博陵，军威大振，河北十余郡都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洛阳叛军大动摇，安禄山恐慌，召高尚、严庄来骂道，你们教我造反，说是万全。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还进不得潼关，北路已断，唐兵各路会合，我只有汴、郑几州，万全在那里？从今不许你们来见我。自然，安禄山还得和这些人相见，商量放弃洛阳，逃回范阳。正在商量未定的时候，昏君唐玄宗、奸相杨国忠开潼关让安禄山入西京。

　　唐玄宗极端骄傲，总以为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在安禄山反叛以前，他对朝臣担保安禄山“必无异志”，给予兵权毫不吝惜。安禄山反叛以后，他转过来对将帅猜忌，只要不合己意，就认为可疑，或杀或逐，毫不犹豫。既然认自己是对的，那末，除了李林甫式的奸相和宫廷奴隶——宦官，此外再没有值得真正可信任的人了。

　　哥舒翰扶病守潼关，不是安禄山有后顾之忧，潼关早就不守。唐玄宗和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按兵不进，可能别有企图，募兵万人屯灞上，暗中防备哥舒翰叛变。唐玄宗派遣使者催促哥舒翰进兵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请等待时机以取成功。郭子仪、李光弼也奏称准备引兵攻取范阳，捣毁叛军的巢穴；潼关大军，必须固守，切不可轻出。唐玄宗、杨国忠对哥舒翰更加猜忌，派宦官一个跟着一个去催促进兵。哥舒翰知道必败，拍胸痛哭，引兵出关，在灵宝县西遇敌，一战溃败，哥舒翰被部下一个叛变的蕃将捕获送洛阳，唐军全部覆没。叛军入潼关，唐玄宗、杨国忠率领一些随从的朝官、宦官和卫兵，逃出西京，仓皇走向成都避难。

　　安禄山得西京，声势大振。一部分叛军侵入河东，郭子仪、李光弼收兵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前往灵武，河北诸郡全被史思明夺去。河南诸郡大半沦陷，张巡、许远力守睢阳，阻止叛军侵掠江、淮，因而江、淮财赋得以经由江、汉二水以至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陆运到扶风，接济军用。郭、李两军的保存和睢阳的坚守，对唐朝的兴复是有决定意义的。叛军方面，在进入西京后，诸叛将自以为得志，沉迷酒色，争夺权位，搜括财物，不再有力量进攻唐军，只待唐军来扫除。

　　唐玄宗逃出西京，到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县西），随行兵士杀杨国忠，又迫唐玄宗杀杨贵妃。两条祸根拔去了，算是平息众怒，这个骄侈已极，酿成祸乱的唐玄宗才得到兵士的护送，走到成都去安身。太子李亨在马嵬被民众留下，主持军事。李亨到灵武，朔方镇留守官劝进，李亨即皇帝位（唐肃宗）。唐朝以唐肃宗为首，展开了统一与割据间斗争的新局面。

　　朔方镇精兵早已调出去，只留老弱守边。唐肃宗即位时，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人才，他的左右却有宠妾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两个嬖人，足以给他重大的坏影响。他虽然有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体谋略和实力。这时候李泌到达灵武，唐肃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妒嫉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这样，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李泌智慧早成，在开元年间为唐玄宗和张说、张九龄等所器重，称为奇童。天宝中，唐玄宗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成为太子李亨（肃宗）的师友，因作诗指责杨国忠、安禄山等，被朝廷斥逐。他到达灵武，唐肃宗大喜，大小事都和他商量，言无不听。郭子仪率精兵五万也到达灵武。唐肃宗得李泌、郭子仪两个杰出的文、武辅佐，兴复有望，进驻彭原（甘肃庆阳县南），指挥军事。

　　唐肃宗听从李泌的建议，以长子广平王李泌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都隶属元帅府。李泌不肯接受官位（右相），唐肃宗特为创设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名号，使李泌用这个名号处理军务。同时又用李辅国为判元帅行军司马事，地位仅次于李泌。李泌估计军事形势，对唐肃宗说，安禄山反叛，只有蕃将替他出力，汉人不过高尚等几个人，其余都是胁从。照我的预料，用兵两年，就可以消灭叛军。他给唐肃宗规定用兵计划，要旨是令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使安禄山部下大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西京长安，随从安禄山守东京洛阳的大将，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郭子仪入河东后，不要他进取华阴，让叛军据守的东西两京道路常通。朝廷驻兵在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它的尾，来救尾就击它的头，让它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唐军经常保持以逸待劳的优势，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的城池，不断叛军的走路。明年（七五七年）春季，使建宁王李倓（音谈t2n唐肃宗次子）率兵顺着边境进攻范阳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阳的南面，两面夹击，攻取范阳，叛军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军四面围攻，叛军还能逃到那里去！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唐肃宗也认为可行，但是，他那种昏暗贪近利的性格，不可能有实行计划的决心。

　　七五七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愈益不安，史思明据范阳，不听安庆绪的调度，这些，都是给用兵计划以更有利的条件。唐肃宗却只求早日收复两京，享受做皇帝的尊荣，顾不得久远的利益。张良娣、李辅国互相勾结，谋逐走李泌，李倓性刚直，斥责二人的罪恶。二人进谗言，说李倓想当元帅，谋害广平王。唐肃宗怒，杀死李倓。他不问真假，也不和李泌商量，一怒便杀李倓，至少说明他无意于进攻范阳的计划。他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对付功臣。他问李泌说，郭子仪、李光弼现在都做了宰相，将来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再没有官可赏，该怎么办？李泌建议把官与爵分开，“官以任能，爵以酬功”，赏功臣用爵不用官。因为用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唐肃宗听了以为有理，但也不会采用李泌的建议。七五七年春季，唐肃宗进驻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兵都已经调到，江、淮庸调也运到汉中。李泌请按照用兵计划，派安西、西域兵顺着边境去攻取范阳。唐肃宗说，现在正该进取两京，那可引兵向东北走数千里，先取范阳，不是迂缓么？李泌说，现在调来的精兵都是西北守边兵和诸少数族人，他们不习惯关东夏季气候，克两京后，不可久留在内地。叛军逃归巢穴，等官军走了，一定又南来，战争势必拖延下去。不如先用在寒冷地方（范阳），使叛军无地可归，全部被消灭。李泌断言“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唐肃宗只求快些进入京城，根本不考虑什么久安之策，放李泌在一边，独自指导战争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

　　战争在错误指导下，实行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叛军坚城，断叛军走路，一切违反李泌的用兵计划。郭子仪在河东，被召回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进攻长安。郭子仪军大败，退保武功县。唐军数次战败，唐肃宗不承认自己的指导有错误，却认为唐兵力不强。郭子仪看到回纥兵精猛，劝唐肃宗要求回纥多派援兵。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叶护等率精骑四千余人来凤翔。唐肃宗好象获得了至宝似的，竭力讨回纥喜欢，与回纥定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卑劣无耻的昏暴行为！七五七年秋，元帅李俶、副元帅郭子仪率朔方等镇兵及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自凤翔出发，至长安城西，大破叛军，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等率败兵逃出潼关，唐军进入西京。叶护要照约大掠，李俶拜求叶护到东京再践约，西京人才算免了灾祸。

　　叛军方面想扼杀唐朝，也用了最大的力量。它知道江淮庸调是唐朝的命脉，张巡、许远守睢阳，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音窘jiǒng）守南阳（城陷后退守襄阳），都是为了保护运道，因此叛军力攻两城，志在必得。张巡、许远和鲁炅都表现高度的坚毅性，坚守危城，特别是张巡，战绩尤为卓绝。睢阳陷落时，唐军已攻克西京，叛军无力再进扰江、淮。睢阳、南阳的坚守，对战局有重大的贡献。

　　唐军入西京，李泌便力求到衡山隐居，唐肃宗也就允许了。李泌的归隐是要避免杀身的灾难，唐肃宗的允许，是要行施自己的一套想法。唐肃宗挽留李泌时说，我和你同忧患有年，现在正好同娱乐，你怎么说要走呢！李泌看来，忧患正在兴起；唐肃宗却看作娱乐的时候已经来到。李泌看来，娱乐里面包含着杀身之祸，必须及早走避到遥远的衡山去；唐肃宗却看作娱乐是忧患的报酬，忧患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娱乐。智士与昏君的两套想法，如此悬殊，当然不可以合作。唐肃宗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去，政治上军事上产生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因而不断地遭到忧患，最后还是在宫庭内的忧患中死去。

　　叛军失西京，军心动摇。李俶、郭子仪率大军进攻洛阳。安庆绪放弃洛阳，逃往河北，据邺郡等七个郡六十余城，有兵六万，仍是唐的劲敌。七五八年，唐肃宗命郭子仪等七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又命李光弼、王思礼（高丽人，王忠嗣部将，任关内、泽潞节度使）两个节度使率兵相助，合力进攻安庆绪。九个节度使不相统属，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就是想用鱼朝恩来当统帅。鱼朝恩凭什么来统率这样庞大的军队呢？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了。

　　郭子仪等击败安庆绪军，围攻邺郡城（河南安阳县）。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史思明陷魏州（自七五八年起，郡都改称为州）。七五九年，鱼朝恩聚集步骑兵多至六十万，专力攻邺城。史思明看准唐军缺乏统一指挥，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上下解体的弱点，亲率大军直到邺城下。唐军六十万，布阵与史思明军决战，恰恰吹来一阵大风，沙尘弥漫，对面不相见，交战的两军都大惊溃散，唐军向南，史思明军向北。唐军遗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率朔方军到洛阳，准备保卫东京，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各引本部归镇，其余节度使和溃兵纷纷逃回本镇。史思明收集溃军，又回到邺城下，杀安庆绪，兼并安庆绪的土地和全部人马，自称大燕皇帝，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叛力量。

　　唐军大溃败，完全是唐肃宗错误想法的恶果。他不设元帅的理由是郭、李都是元勋，难相统属。事实何尝如此。所谓难相统属，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情实别有所在，那就是唐肃宗曾问过李泌，郭、李再立大功，无官可赏，该怎么办。攻安庆绪时，郭、李早做了三公（正一品官，郭司徒、李司空），立功后确实是无官可赏，也就是功高震主，朝廷将感到不能容而又不得不容的困难，使宦官作观军容使，战胜的首功当然属于鱼朝恩，唐肃宗以为这是避免困难的方法，结果却招致六十万人崩溃的大失败。

　　宦官监军是唐玄宗创立的一个恶例，唐肃宗设观军容使，在监军外新创一个更大的恶例，标志着宦官势力又扩大了一步。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观军容使鱼朝恩归罪郭子仪，唐肃宗召郭子仪归京城，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又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中仆骨部人）进爵为郡王，使与李光弼（郭、李都封国公）地位约略相等。他这些处置，根本还是从无官可赏的想法出发，罢免郭子仪，改用资望较次的李光弼，升进仆固怀恩，又为抑退李光弼作了准备。唐肃宗和他的后嗣们，依靠功臣来维持朝廷，却惯于用小智短计来对待功臣，结果是引起一联串的变乱。

　　七五九年，史思明率大队兵马取汴州，又取郑州。李光弼兵少，退出东京，驻军河阳。史思明得东京，引兵攻河阳。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史思明逃回东京，战争呈现相持不决的局面。

　　七六一年，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认为攻洛阳的时机已到，唐肃宗就令李光弼等进取洛阳。李光弼奏称，敌兵尚强，不可轻进。仆固怀恩要李光弼战败，自己可以上升，附和鱼朝恩，说洛阳可取。唐肃宗派宦官接连催促李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自己同仆固怀恩将兵会合鱼朝恩等共攻洛阳。仆固怀恩反抗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下平原布阵，被史思明军冲击，唐军大败，诸将走散，李抱玉也弃河阳退走。史思明得河阳、怀州（治河内，河南沁阳县）等重要地点，准备进攻陕州。李光弼因战败失去兵权，改任河中（治蒲州，山西永济县）节度使。鱼朝恩、仆固怀恩依然得到宠任。

　　史思明乘胜要取陕州，进取西京，朝廷大惧。正在这个时候，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自称皇帝。

　　七六二年，张皇后（即张良娣）准备杀死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程元振杀张皇后等，拥立太子李豫（即李俶，唐代宗），唐肃宗惊死。

　　七六二年，唐代宗即位。他是唐肃宗的肖子，就是说，同样是个昏君。他要攻取洛阳，消灭史朝义，任命长子李适（音括kuò）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宦官向回纥请兵。回纥登里可汗，亲自率兵来内地，目的在掠夺财物。登里可汗轻视唐朝，强迫李适行拜舞礼，随从唐臣力争，回纥鞭打这些力争者各一百，说李适年幼无知，免其行礼。唐代宗不信任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却信任强横不法、依附宦官的仆固怀恩；不信任本国的兵力，却请求回纥出兵来壮胆，这种谬误可耻的措施，正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纥的侮辱是自己招致的。后来李适即位（唐德宗），一味痛恨回纥对自己无礼，唐朝又因此招致大损失。

　　唐大军自陕州向洛阳进攻，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路来会攻。大军与史朝义军在洛阳北郊大战，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勇陷阵，大军继进，大破史朝义军。史朝义逃往河北。回纥入洛阳，纵兵大杀掠，朔方（仆固怀恩所统）、神策（鱼朝恩所统）两军借口洛阳、郑、汴、汝等州是贼境，也沿路虏掠。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到河北追击史朝义。七六三年，史朝义败死。安、史所代表的割据势力，到此时形式上算是失败，但在实际上却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而得到巩固。

　　七六二年，唐诸军进击史朝义在河北的余部。史朝义部下诸节度使投降唐军。朝廷下令说“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这样，凡是叛军节度使都一变而为唐朝的节度使。张忠志（奚人）原是安禄山部下著名勇将，唐朝廷特别尊重他，给他成德军节度使名义，统原有恒、赵、深（治陆泽，河北深县）、定、易五州，赐姓名为李宝臣。藩镇成德镇（节度使驻恒州，河北正定县）从此成立。七六三年，朝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河北沧县）、瀛五州都防御使（当年升为节度使），藩镇魏博镇（节度使驻魏州）从此成立。又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占有幽、涿、营、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蓟（治蓟，河北蓟县）、妫（治怀戎，河北怀来县）、檀（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莫（治莫，河北任丘县）八州，藩镇幽州镇（节度使驻幽州）从此成立。仆固怀恩怀异心，要诸叛将据有河北，作为党援，使自己常得朝廷的尊重，不过这还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唐朝廷本身腐朽无能，只求苟安一时，诸叛将既然名义上承认了朝廷，瓜分河北就不认为最重要的损害。

　　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郭子仪功绩最大，威望最高，对朝命最顺从，遭受的猜忌也最大。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朝廷的赏罚如此悖谬，宜乎图谋割据的野心家愈来愈多，那些不为风气所转移，忠实地阻遏割据势力的少数功臣，对朝廷说来，也就愈益显得难能而可贵。

　　安、史反叛，朝廷调西北兵参加征伐，边镇只留一些老弱兵，吐蕃乘机夺取唐地，河西陇右为吐蕃所占有，七六三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深入到奉天（陕西乾县）、武功，京师大惊骇。唐代宗任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到咸阳抵御，郭子仪在家闲住，早已遣散亲兵，以免疑谤。这时候召募得二十骑，便赶赴咸阳。唐代宗见吐蕃兵已逼近，仓猝不知所为，逃出长安，奔向陕州。第三天，吐蕃入长安城，大烧大掠，长安变成一座空城。吐蕃虏获城中士女百工，准备归国。郭子仪用少数兵卒，虚张声势，吐蕃惊骇，全军逃出长安，退到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甘肃靖远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平凉县）一带，待机进取。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陆续成为吐蕃属地，唐朝廷所在的西京，从此处于吐蕃的威胁下。

　　当吐蕃入大震关时，朝廷便下诏征调援兵，诸功臣痛恨宦官程元振的擅权横行，没有人奉诏，连李光弼也不发兵来援。太常博士柳伉料到唐代宗和宦官刚回来，气焰不免受挫，可以说些话。他上书指出吐蕃不战直入京师，武士纷纷逃避，这是将帅叛朝廷了。功臣被疏远，嬖幸受重任，直到大祸造成，群臣还没有一个人敢直谏，这是公卿叛朝廷了。此次车驾刚出都城，城里居人便入府库取财物，杀守者，这是三辅（畿内州县）叛朝廷了。自十月朔（夏历）发诏召援兵，四十天不见有一兵入关，这是四方叛朝廷了。柳伉指出这四条来提醒昏君，随后要求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神策军（鱼朝恩率领）交付大臣统率，做了这些以后，皇帝还得下诏罪己，问天下能不能允许自己自新改过，如果不得允许，皇帝该退位让贤。柳伉敢说这些话，因为他代表群臣的公意。唐代宗被迫取消程元振的官爵，用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统禁兵，又加重奸相元载的权势，让他压制敢言的朝臣，昏君依靠鱼朝恩和元载，以为又可以安坐享乐了，事实却完全相反。

　　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在河东，自以为有大功，不满意朝廷给予的待遇；朝廷也照例对功臣猜忌，总想收回兵权才称心。仆固怀恩不敢入朝，朝廷坚持要他入朝，双方关系逐渐恶化。七六四年，唐代宗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将士一听到郭子仪来了，都离开仆固怀恩，欢迎郭子仪。仆固怀恩率兵三百人逃到灵武，收合散兵，招引回纥、吐蕃兵十万人，绕过邠州（治兴平，陕西邠县），进逼奉天。郭子仪率军抵御，敌军不战退走。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人入侵，路上仆固怀恩病死，郭子仪与回纥讲和，合力击退吐蕃。唐朝依靠郭子仪的威望，得朔方军和众节度使的效忠，仆固怀恩才无所作为，可是，元载对唐代宗说，安禄山、史思明被儿子杀死，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都是国家福业深厚，佛菩萨保佑的缘故，人力是做不到的。这个昏君愈益信佛，大造佛寺，此后吐蕃、回纥经常入侵，便令众僧讲《仁王护国经》，敌退，认为讲经有效，厚赏众僧，把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轻轻放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

　　七六八年，唐代宗召李泌来京师，要李泌吃酒肉、娶妻、做官（宰相），为世俗人。李泌保持宾客身分，固辞宰相，却被迫娶了妻。唐代宗要他为世俗人，是完全不了解李泌的用心，也就是不会听从李泌的建议。七七○年，元载助唐代宗杀鱼朝恩，元载也开始被唐代宗厌恶。元载要驱逐李泌出京，唐代宗告诉李泌说，等我决意除元载，再找你回来。李泌就这样到江西去做判官。七七七年，唐代宗杀元载，籍没家产，单是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之多可以类推。七七八年，李泌又被召来京师。唐代宗说，好容易八年才杀这个贼，几乎不能和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早就该处置，何必容忍太过。唐代宗说，做事应该十全，不可轻发。从这些谈话里，显示唐代宗昏愚无知、自以为是的病根，是不可救药的。不多几天，唐代宗听宰相常衮的话，又使李泌出京去做州刺史。

　　唐肃宗、唐代宗都是昏君，唐肃宗拒绝采用李泌的用兵计划，急于回到西京做享乐皇帝，又猜忌功臣，不让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在军事上施展才能。史思明死后，唐军不出陕州东境，向洛阳进取，听任安史残部攻掠河南，稳占河北。唐中期的割据局面，在唐肃宗时形成了。唐代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固定，京西又出现紧张局面。唐用主要兵力到京西防秋（防吐蕃秋季入侵），对藩镇不得不从姑息转为忍辱退让，对其他野心节度使的控制力也大为削弱，到处出现半独立的割据者。关东紧张的形势移到京西来，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当时的主要矛盾仍是朝廷与割据势力间的矛盾，邻国侵侮并不曾改变这一基本情况。

　　 三第二次斗争（七七九年——八○五年）

　　 七七九年，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现得尤其突出。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唐肃宗被史家描写为“温仁”，唐代宗也被称为“宽仁”，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他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唐朝在他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急的局面。

　　唐德宗初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免去一切军职，用他的部将李怀光（靺鞨人）、常谦光、浑瑊（音尖ji1n）三人分掌兵权。李怀光在七七九年初，乘郭子仪入朝，谋夺郭子仪的地位，伪造诏书，想杀死功名比自己高的大将温儒雅等，阴谋被判官杜黄裳发觉，李怀光流汗服罪。唐德宗要取消郭子仪的兵权，竟把最重要的军职分给这个谋篡者，使他代郭子仪镇邠州。这和唐肃宗用仆固怀恩代李光弼的作法完全一样，昏君是永远不会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七八○年，唐德宗罢免泾原（治泾州，甘肃泾川县）节度使段秀实，使邠宁（治邠州，陕西邠县）节度使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泾原诸将因李怀光杀温儒雅等宿将五人，治军暴虐，拒绝李怀光到任，唐德宗改任朱泚为泾原节度使。这些措施，后来都转过来危害唐德宗自己。

　　七七九年，唐德宗任用元载余党杨炎为宰相。七八○年，依杨炎的建议，行两税法，岁收比行租庸调法有改进。杨炎因之愈得信任，独任大权，专以报仇害人为能事。刘晏是唐朝最有名的理财家，自七六○年（唐肃宗上元元年）起，便以筹集财赋，供应军国，为朝廷所倚重。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杨炎要为元载报仇，七八○年，进谗言使唐德宗杀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七八一年，割据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的李正己（高丽人）和诸镇谋反，接连上表请问杀刘晏的罪名，使朝廷无话可对，陷于窘境。唐德宗用卢杞为宰相，准备杀杨炎（本年杀杨炎），卢杞非常阴狡，是李林甫、元载以后，又一个著名的奸相。他掌握着唐德宗猜忌刻薄的性格，顺着这个性格去伤害群臣，害人的伎俩，超过杨炎无数倍。唐德宗的急躁，加上卢杞的奸邪，造成一阵大混乱，唐朝遭到比安禄山入西京还要严重的危险。

　　七八一年，成德镇李宝臣死。李宝臣和李正己、田承嗣等议定，要在本镇确立传子制。七七九年，田承嗣死，田悦继位，李宝臣要求朝廷加以任命，承认田悦的继承权。唐代宗当然允许。现在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位，请朝廷承认一下，也算是有例可援。唐德宗想革旧弊，坚决不允许，田悦替李惟岳代请，也不得允许。田悦、李正己、李惟岳结合起来，为争取传子制，出兵和朝廷作战。唐德宗调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守关东，又任命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大发各路兵讨伐叛军。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大战争，如果战争胜利了，割据势力将大为削弱，可是，唐德宗并无用兵计划，也不设统兵元帅，诸将由朝廷亲自指挥。他以为用大军击三个叛镇，可以制胜，根本不想到这是统一与割据的斗争，关系不限于三个叛镇。果然，战争出于意料地愈来愈扩大，唐军方面虽有不少良将，但在腐朽朝廷的指导下，局部胜利丝毫不能补救整个局面的大破败。

　　七八一年，魏博田悦攻唐邢州（河北邢台县）和临洺县（河北永年县西），战争开始了。唐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将李晟（音成chéng王忠嗣旧部）大破田悦军。田悦解围退屯洹水县（河北大名县西南），淄青军在东，成德军在西，互相呼应。唐将唐朝臣大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江、淮漕运又通。七八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田悦收残兵千余人逃回魏州，守城自保。淄青李纳（李正己死，子李纳继位）战败，逃回濮州（山东鄄城县），唐军围濮州。唐德宗令卢龙节度使朱滔攻成德李惟岳军，李惟岳大败，逃回恒州。李惟岳部将王武俊（契丹人）杀李惟岳，投降朝廷。

　　唐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乱后，不曾有改善，朝廷应有的威信，它是缺乏的。它拿不出比藩镇较好的政治来振新耳目，一时的战胜，并不能挫折割据者的野心，改变分裂已久的形势。这一战争还没有结束，立即发生又一次战争。

　　唐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别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分给朱滔德、棣（治厌次，山东惠民县东南）二州。朝廷这个措施，意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王武俊自以为功大，地位反比张孝忠低，不肯接受朝命。朱滔要得深州，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王武俊反叛，接着朱滔也叛，田悦、李纳、王武俊、朱滔结合，声势又振。朱滔遣人密约朱泚同反，被马燧搜获。朱泚镇守凤翔，唐德宗召回长安，派宦官监视。马燧等围魏州，朱滔、王武俊救魏州。唐德宗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前往助战。李怀光击破朱滔军，王武俊又击破李怀光军，唐军失势，马燧等退保魏县（在魏州城西），抵御朱滔等。唐军与叛军相持，朱滔等看出唐军不能夺回优势，相约称帝称王，表示与朝廷断绝任何关系，不再算是唐朝的叛臣。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朱滔等向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李希烈接受推戴，先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兵强，派兵四出掠夺，围郑州，小队人马直到洛阳附近，东都大震骇。战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河南成为重要的战场。

　　宣武军（节度使驻汴州）是对抗李希烈叛军的主要唐军。七八三年，李希烈围襄城（河南襄城县）。宣武节度使李勉使部将率兵一万人救襄城，唐德宗也派兵三千人去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许州（河南许昌市，李希烈当时驻许州）空虚，使两部救兵袭许州，襄城围自解。唐德宗以为违反诏书，派宦官去斥责李勉。两部救兵离许州数十里，奉召狼狈退回。许州守兵追击，唐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勉分兵四千助守东都，被李希烈截断后路，不得退回。这都是唐德宗亲自指挥的结果，宣武军从此不振，襄城愈益危急。

　　唐德宗在讨伐三叛镇时，意气甚盛，一心要进攻。现在李希烈反叛，又转过来一心要退守。不让宣武军攻许州，因为襄城距离洛阳比许昌近些。李希烈小队人马窜扰洛阳附近，便调宣武军四千人去助守。显然，他只求固守东都，保障西京的安全，别的都顾不得了。但是，事情又恰恰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抽调关内诸镇兵救襄城，泾原兵五千被调路过京师，因不给犒赏，兵士哗变。变兵声称琼林、大盈两库（皇帝私库）积金帛无数，应该拿来大家分。变兵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家属仓皇出走，随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所率宦官约一百人。路上遇到郭曙（郭子仪子）、令狐建二人，率所部约五百人随行。唐德宗在这些人拥护下，逃到奉天县。过了三两天，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率家属到奉天。唐朝一部分官员也陆续来归。浑瑊是郭子仪部下大将，一向有威望，七七九年，唐德宗分郭子仪所管军州为三个节度使，浑瑊是三节度使之一。当年，内调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失兵权，自然是由于唐德宗的猜忌。他是朝中唯一名将，李希烈反叛，曾派间谍来陷害他，唐德宗在这一点上还算明白，没有中计，浑瑊得保存生命。现在他来到奉天，人心才安定了一些。附近诸镇援兵入城，有浑瑊统率，唐德宗才幸免被俘。在这一紧急期间，浑瑊成了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朱泚曾任泾原节度使，泾原变兵拥朱泚为主。诸镇救襄城兵，有些还没有出潼关，也叛变回西京，投顺朱泚。朱泚有了兵力，便自称大秦皇帝，唐百官大都做了秦官，俨然立起一个朝廷来。朱泚立朱滔为皇太弟，与河北诸叛镇遥相呼应。唐德宗派人到魏县行营（攻田悦的唐军）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军回救奉天，李晟也沿路收兵来救，马燧等各归守本镇，李抱真仍留河北。这一行动是唐朝的转机，浑瑊坚守危城，使这个转机能够实现。浑瑊、朱泚都知守城与攻城的意义，双方态度都非常坚决。朱泚亲自督战，用全力围攻一个月，不能得城。城中食粮都用完，唐德宗自己也只吃些蔓菁和粗米，兵士更是困饿不堪。李怀光率兵五万到长安附近，李晟率兵万余人也到，其余各路援兵分别到达。朱泚集中兵力作最后一攻，守城兵力战，朱泚大败。李怀光击败朱泚别军，朱泚率兵退守长安。奉天围解了，群臣朝贺。军官贾隐林对唐德宗说，陛下性太急，不能容人，如果这个性格不改，虽然朱泚败亡，忧患还是会来的。唐德宗刚刚脱险，不便发怒，只好连声说对，事实上昏君决不能因忧患而悔祸改过。他对陆贽（音至zhì）说，我对人推诚不疑，却常常被奸人卖弄。我遭受许多患害，我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对人推诚的缘故。他是这样一个决不悔改的昏君！

　　果然，立刻又发生祸乱。李怀光性粗暴，从魏县来，一路上说卢杞等人奸邪，应该诛杀。唐德宗按照卢杞的计谋，令李怀光乘胜攻长安，不必入朝相见。李怀光自以为有大功，竟不得见皇帝一面，对人说，我已经被奸臣排斥，没有前途了。李怀光接连上表揭发卢杞等人的罪恶。朝臣们也议论纷纭，斥责卢杞等。七八四年，唐德宗被迫，贬卢杞等为南方远州司马。李怀光逼走卢杞等，心不自安，屯兵咸阳，与朱泚通谋，宣称，我已与朱泚连和，朝廷快快避开。唐德宗仓皇离奉天，避往汉中。李怀光反叛，唐朝形势又进一步恶化，许多朝官认为朝廷愈走愈远，不可能再回来。那些闭门不出观望胜败的唐官，纷纷投降朱泚，甚至河东节度使马燧也觉得绝望，撤回援兵，准备保卫河东本境。这时候，李晟成为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李晟率孤军驻东渭桥（在长安东北五十里），夹在朱泚、李怀光两强敌的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开始时处境极为危险。他用忠义激励全军，在困境中保持锐气。他的决心增强他的威信，驻邠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唐军，都接受他的指挥，军声大振，唐德宗本想逃往成都，因此停留在汉中。李怀光被迫逃往河中，部属或投降李晟，或路上逃散，势力大为削弱。李怀光逼走卢杞，将要叛变时，唐德宗派人去吐蕃求救兵。允许割安西、北庭地给吐蕃。河西陇右失陷后，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率军民坚守，七八一年，使者间道入朝，朝廷才知道二镇还存在。二镇对抗吐蕃十余年，唐德宗竟私许割让，悖谬真是到了不能设想的程度！他和肃、代一样，不相信将帅有克敌的力量，实际是怕将帅力量太大，立大功不好对付，宁愿引进吐蕃兵来分功，什么损害是在所不计的。他使浑瑊率诸军自汉中出击，吐蕃兵二万来会。浑瑊击败朱泚兵，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吐蕃大掠武功县，又受朱泚厚赂，全军退去。唐德宗想用吐蕃兵同取长安，听说退去，非常忧愁，询问陆贽。陆贽劝他信任将帅，用吐蕃有害无益，现在退去，正是好事。唐德宗的猜忌心不得不流露出来，要陆贽替他拟出指挥浑瑊、李晟等军的规划。陆贽劝他不要“决策于九重之中（宫中），定计于千里之外”。显然朝廷引外兵来，是要将帅不得居全功，朝廷亲自指挥，也是想自居首功，归根都是猜忌心的表现。陆贽拒绝做规划，他只好让李晟等自动用兵，正如陆贽所说，“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长安城，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杀死。七八五年，马燧、浑瑊等围攻河中，李怀光自杀。从七八一年三叛镇作乱开始，朝廷处理军事，一个错误接着又是一个错误，把战祸引到河南，又引到长安城内，不是浑瑊、李晟等人尽力反抗叛军，唐朝几乎有覆没的危险。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七八五年，取河中，战祸算是大体上告一结束。

　　七八三年，魏县行营解散，李抱真退屯临洺县，留在河北观望形势。李抱真利用王武俊与朱滔间的矛盾，说王武俊归唐。唐德宗困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允许赦他们的罪，并给大官爵。本来三人只要割据得到承认，名义上归唐并无不可，三人都秘密答应了。七八四年，陆贽替唐德宗起草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确实诚挚动人，据说，诏书颁发下去，四方人心大悦。七八五年，李抱真入朝，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一个皇帝肯自认错误，愿意悔过，话又说得那样恳切，士卒感泣是很可能的。不过，陆贽的文章，首先没有感动唐德宗本人。赦书开头几句是“致理（治）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民），不吝改过”。唐德宗过去是后来还是最不推诚、最吝改过的昏君，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其次也没有感动田悦等三人，他们依然为割据而进行争夺，赦书只是给他们一个取消叛臣名义的借口。三人见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唐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任节度使，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剩下幽州的朱滔和淮西的李希烈，朱滔于七八五年病死，将士立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希烈于七八六年为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来降，朝廷任为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说是为李希烈报仇，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即任为淮西留后。由传子制引起的一场大混乱，就这样可耻地结束了。

　　陆贽是唐朝卓越的政论家。唐德宗作太子时，已经听到陆贽的声名。七八三年，战祸蔓延到河南，需要大手笔替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陆贽为翰林学士。陆贽正直，唐德宗有问，总是剀切指陈，有过，总是竭诚谏诤。唐德宗逃到奉天，事事和陆贽商量，不可一日离左右，但重要议论却很少采纳。唐德宗逃到汉中，使人去召杭州刺史李泌。陆贽的严肃态度，与唐德宗刚愎的性格是不能相容的，陆贽尽管能发救时的宏论，遇到昏君，不免大部分化成空谈。李泌经历玄、肃、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经摸得够清楚了，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诱导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祸乱受到阻止，内忧外患多少有减轻的趋势。

　　为了仇视回纥，要与吐蕃和好，这是唐德宗一贯的主张。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吐蕃来求安西、北庭两镇。唐德宗想召还郭昕和李元忠，割两镇给吐蕃。李泌说，两镇将士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弃，他们将来从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报私仇，一定很凶悍。朝臣赞助李泌的意见，两镇得保存下来。唐德宗刚进长安城，便猜忌功臣，七八五年李怀光死，猜忌心更不可抑制。吐蕃入寇，被李晟击败。吐蕃人说，唐良将不过李晟、马燧、浑瑊三人，用计去掉他们，可以取唐国。七八六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第二天退去。这是何等拙劣的离间法，唐德宗却信以为真，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唐德宗不许。七八七年，吐蕃又使人向马燧求和，马燧对李晟有嫌怨，附和张延赏（宰相），力主讲和。唐德宗以和吐蕃为借口，削去李晟的兵权。又令浑瑊为会盟使，临行时，唐德宗要他“推诚”对待吐蕃，切不可有猜忌心。显然，向吐蕃求和好，目的是在夺诸功臣的兵权，对外敌推诚不猜忌，正由于对功臣猜忌不推诚，他这样谬误地对待功臣，宜乎受吐蕃的侮弄。浑瑊到平凉结盟，吐蕃伏兵突起，杀唐官和唐兵，浑瑊夺马逃回。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创和议得罪，然后进兵攻取长安。现在浑瑊逃走，马燧虽已被唐德宗憎恶，失去副元帅、河东节度使等职位，却还没有治罪，进攻的计划因而停止。

　　和吐蕃几乎招来战争，更危险的是李晟失兵权，遭猜忌，武臣们如李抱真等都愤怒解体，不肯再为朝廷出力。宰相张延赏辞职，表明和吐蕃的责任，但君臣相疑，内外解体的分裂状况仍无法消除。这又是唐朝一个紧急关头，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险，任用李泌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职不可，居然允许做宰相。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为只有他能够说透利害，打动唐德宗的内心，使他多少听从一些。

　　李泌受任后，与李晟、马燧等进见唐德宗。唐德宗对李泌说，从前你在灵武时，就该做这个官，你一定不肯做。现在我用你为相，要同你定个约：你切不可报仇，你有恩要报，我替你代报。这几句话完全流露出唐德宗的猜忌心，他怕李泌报恩报仇，滥行职权，损害皇帝独掌的赏罚权。他用李泌，但并不了解李泌的为人。李泌说，我一向奉道教，不与人结仇，也没有什么私恩要报。今天，我倒要和你定个约。唐德宗说，可以。李泌说，愿你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你万一害他们，内自宿卫，外至方镇，那个不愤怒，恐怕中外叛变，大乱立刻到来。你能诚心对待他们，他们自然也就安心，国家有事，他们出去征伐，无事在朝内任职，不是很好么？你不要忌二臣功大，二臣也不要因位高自疑，天下就无事了。唐德宗听说，答应不害李晟、马燧，二人也涕泣拜谢，表示感激。一个紧急关头就这样平稳地渡过去。李泌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唐德宗坚决反对和回纥，经李泌反复开导，才决定与回纥和亲。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得唐许婚，非常喜悦，愿为唐牵制吐蕃。七九三年，南诏国也脱离吐蕃，与唐恢复亲善关系。吐蕃的两个与国变成敌国，唐的两个敌国变成与国，唐与吐蕃形势大变，从此吐蕃势弱，不能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胁，到唐宪宗时，又有力量和关东割据势力作战，并取得胜利。李泌这一建议的实施，对唐与吐蕃两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李泌常与唐德宗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一次，一个妄人对唐德宗说，白起（战国时秦国名将）告诉他，吐蕃将要来寇，白起能替国家守卫西边。本来，吐蕃侵边是常事，唐守边兵把它赶走也是常事。唐德宗把边上战胜看作白起的功劳，要在京城立白起庙。李泌说，我只听说过“国将兴，听于人（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将帅立了功，你却赏白起，边上谁还肯杀身御敌？请外兵和请鬼神，都是贬低功臣的一种手法，李泌这一驳议，正打中唐德宗的隐情，白起庙只好作罢。有一次论到卢杞，唐德宗说，人都说卢杞奸邪，我觉得不是那样。李泌说，让你一个人不觉得，正是他的奸邪处。如果你早觉得，何至有奉天的祸难。唐德宗说，那是天命，术士早就说过，与卢杞不相干。李泌说，天命，一般人可以说说，只有君和相不可说。君、相是造命的人，君、相也说天命，那末，礼、乐、刑、政还有什么用？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就是这样亡国的。唐德宗说，卢杞小心，我说的话他都听从，他没有学问，不能和我辩驳，我常常觉得才能比他大得多。利用昏君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弱点，按照昏君的意图来顺从，这是奸人得宠的秘诀。卢杞为相，出的主意没有一件不误大事，在奉天危城中还是如此，唐德宗却始终信任，原因就在卢杞的主意全是唐德宗的主意，事情坏了，宰相受朝臣们斥责，绝不推辞，唐德宗自然认为是忠臣，愈加信任。李泌反驳说，凭着言无不从，就得称忠臣么！“言而莫予违”，正是孔子所谓“一言丧邦”呵！唐德宗说自己为什么能接受李泌的谏诤，因为李泌说理深透，态度和顺，使人信服，不能不从。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欢谈神仙怪异，自称是道教徒，从反对立白起庙、反对信天命看来，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是“子房（西汉初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可谓能知李泌的心事。

　　唐与回鹘（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纥为鹘）、南诏讲和后，吐蕃不敢轻易入侵，各藩镇也因要求得到满足，名义上尊奉朝廷，唐德宗处在比较和缓的情势下，充分行施着他的恶劣政治，陆贽虽然做了两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恶政。这些恶政是：（一）宦官专军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将，使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精壮人代替挂名军籍的小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贬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宦官兼管禁军，藩镇将帅多从神策军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门下。边上诸军，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归中尉统率，神策军因此扩大到十五万人。窦、霍势力盛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最初的端。

　　（二）大权独揽，亲理小事——陆贽因直谏，七九四年罢相。七九五年，贬陆贽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自从陆贽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净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员小至县令，都由他自己选用，宰相只管行文书的事务。他对那些拥兵并有反叛可能的人，却屈意姑息，一州一镇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触犯。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

　　（三）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进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音丕p9，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宪宗为李吉甫贬斥杨於陵、牛僧孺等，同样也是扶这一起压另一起的做法。唐后期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都在唐宪宗时显著地表现出来。

　　八一○年，吐突承璀归京师，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绛等力争，要求办他战败的罪。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贿事被发觉，出为淮南监军。唐宪宗对李绛说，这不过是个家奴，尽管给他多大的权力，要去掉他，轻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实，宦官势力已经养成，决不是轻如一根毛，唐宪宗也并不想去掉这一根毛，不过，这句话正好说明为什么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原因。

　　唐宪宗想恢复唐朝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斗争，比较有决心，这使他能够进取并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结果不出李绛等朝臣的预料，战事以对王承宗忍辱而告结束。他得到教训，知道要有成就必须用李绛等朝臣。但是，李绛等朝臣与宦官势不并立，用李绛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宫作淮南监军，李绛被任为宰相，表示两个势力的消长，从此朝廷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李绛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朝廷。李绛预料魏博镇将发生内讧及处理归顺等事，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唐宪宗却对他疑忌起来。有一天，唐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可给你们的私人。李吉甫、权德舆说不敢。李绛独说考察宰相用人，只问得当不得当，不必问是亲是故。唐宪宗口头上只好说，你说得对。八一三年，唐宪宗问宰相们（这时候武元衡已代权德舆为相），人们都说外面朋党大盛，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们，无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谓外面有朋党，无疑是指李绛为首的朝臣。李绛答称，自古人君总是深恶臣下有朋党，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总说有朋党。要知道，君子自然与君子合，难道一定要君子与小人合，才算非朋党么！辩论后不久，八一四年初，唐宪宗罢免李绛的宰相职，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压倒朝官中的鲠直派，李绛所提京西、京北神策军镇兵改归节度使统率，革除守边军积弊（如受降城兵额有四百人，实数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张）等建议，都被搁置，腐朽势力不怕再有人指责了。

　　自八一一年李绛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时止，唐宪宗信任李绛，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

　　唐宪宗早就有意对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十六道讨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义阳，河南信阳）、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治汝阳，河南汝南）三州，四面都是唐州县，是诸藩镇中最容易攻取的一镇。唐宪宗这次算是接受教训，不用宦官作统帅，任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攻。严绶是个腐朽官僚，只会给宦官送厚礼，作统帅一年，毫无功绩。八一五年，唐宪宗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是个半割据者，不愿淮西镇消灭，诸军也互相观望，停滞不进。八一六年，唐宪宗不听朝臣谏阻，令河东、幽州、魏博等六道出兵讨伐成德镇王承宗。河南战场已经穷于应付，又添加河北一个战场，说明唐宪宗同唐德宗一样，刚愎自用，轻举妄动，根本不懂得如何用兵。只是由于藩镇本身已经衰弱，各取守势，不再象唐德宗建中初年（七八一年）那样强暴进攻，因而战事得免扩大。当时攻淮西各军约有九万人，攻战将近四年，朝廷支出大量军费，民众困疲不堪，唐宪宗也感到为难。八一七年，任用主战最力的裴度为宰相，到郾城（河南郾城县）督师，实际是代韩弘作统帅。裴度奏请取消监阵的宦官。原来各道主将受监阵宦官的牵制，进退不得自主，战胜被监阵冒功，战败被监阵凌辱，谁也不愿真正出力。这时候唐宪宗无奈，听从裴度的话，只好取消监阵宦官，各道主将因此都积极起来，战局改观了。将军李诉得裴度的支持，攻入蔡州城，擒获吴元济。淮西镇的消灭，使唐朝的东都洛阳和江、淮免去威胁，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唐朝用如此巨大的兵力，仅仅取得孤立的三州，唐宪宗的用兵无能也就可以想见。

　　河北战场上六道兵共十余万人，并无统帅，互相观望，朝廷输送钱粮，数量巨大，例如幽州镇，按兵不动，每月也要军费十五万缗。在攻破蔡州前几个月，朝廷已经无法支持，不得已撤销河北行营，令六道兵各归本镇，对王承宗又一次以忍辱而告结束。

　　淮西镇破灭后，其他藩镇恐惧。八一八年，横海镇程权（七八二年，程日华开始割据，节度使驻沧州）自请离镇做朝官；朝廷收复沧、景二州。幽州镇刘总也上表请归顺。成德镇王承宗上表求自新，献出德、棣二州，其余所部诸州，录事以下各官请朝廷任命。唐宪宗又命魏博镇田弘正等讨伐淄青镇李师道，八一九年，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淄青镇自七六五年李正己开始割据，传子孙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大、兵最多的一镇。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自八一四年召回吐突承璀以来，唐宪宗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着昏君的面目。他勉强取得淮西的胜利，便骄侈起来，横海、幽州、成德、淄青等镇的归顺和消灭，更滋长他的骄侈心。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改善政治以求统一的巩固，可是，他一意推行的却是腐朽政治。他自即位到灭淮西以前，多少还能纳谏，这时候，任何谏诤都不听了。

　　这是宦官愈益被亲信，朝官愈益被疏远的表现。他依靠朝官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这些胜利，使得他对朝官愈加疑忌，愈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家奴，结果是宦官势力得到大扩张，扩张到唐后期的宦官霸占政权。

　　唐宪宗自以为立了大功，该永远享受大福。八一八年，下诏求方士，宰相皇甫镈荐山人柳泌，说是能合长生药。八一九年，唐宪宗服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等拥护太子李恒（唐穆宗）。八二○年，宦官杀唐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唐穆宗继位，杀吐突承璀及李恽。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作为唐中期主要矛盾的朝廷和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因唐宪宗的军事胜利，藩镇大为削弱，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