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黄炎培

　　第二十八章 黄炎培

　　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厅（今上海市川沙县）人，生于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卒于1965年12月21日，享年87岁。

　　黄炎培生在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塾师家庭。其父黄叔才，本地庠生，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到吴大澂（曾做广东、湖南巡抚，东河道总督）幕府当秘书，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1891年病故。黄炎培自幼随母认字，9岁起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韵家丰富的藏书广读博览。1898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迫，他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由于诗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镇王筱云赏识，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1901年秋，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首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学生读书、作文，还教学生日文和练习演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1902年秋，黄炎培到南京应乡试，中了举人。不久，学校发生风潮，学校总办将南洋公学解散。黄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1903年春他主办的川沙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6月23日将黄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6月26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04年亡命归来。1905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07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发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①。1909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0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04年亡命归来后，先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任教，后应爱国实业家杨锦春（斯盛）之聘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1905年与张骞等人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初名），任常务调查干事。1906年得杨斯盛出资银12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①。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设立与建设的规定，还把江苏岁额240万元的教育经费从财政厅划出专门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并由全省竹木、屠宰、牙行等几种地方税充当，使教育经费有了保障。

　　辞司长职以后，黄炎培定居上海，潜心研究国内外教育学说，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②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察。1916年1月，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③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

　　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①。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活动中。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1917年起5年内，每年1000元），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发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②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为实施职业教育，1917年10月25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黄炎培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1925年12月13日，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只从教育界、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必须实行“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①。1926年2月，又在职教社专家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②。“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说明黄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圈子和只着眼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国”的局限，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尔后职教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有了新的开展。1925年10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000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万份的刊物。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黄炎培辞办事部主任职后，继续办职业教育，并到日本、朝鲜考察。1931年5月29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访日时的见闻，谈日将对我侵略的预感。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偕江恒源（接任办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意见。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和稳定金融与地方秩序。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同江恒源等致电宋哲元，支持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黄炎培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他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事宜。1938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职教社同人确定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16字工作方针。这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1941年纪念职教社成立24周年时，他同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发表的《从困勉中得来》的长文中，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①。本此认识，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坚持抗战、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和争取民主的实践中。

　　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投降言论，有参政员从新加坡打来一个11字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照规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须有12人联署。黄炎培立刻与之联署，很快联署者即超过20位。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全会高声朗读。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河内发表“艳电”。黄炎培于1939年1月3日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在《新蜀报》发表。1939年9月，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掀起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共提出了七个提案，与会者争论不休。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竭力调和周旋，于9月15日通过了“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这些办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把“结束党治”的具体要求抽象化，变成了八面玲珑不着边际的东西。黄炎培认为此提案的通过是“建国之根基，民治之起点”②。黄被议长蒋介石指派为宪政期成会三个召集人之一。

　　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①。于是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发展是尽了心力的。

　　从抗战后期起，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②。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发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发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作国共之间的调人则始于参加国民参政会。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①。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文。6月2日，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署名托张治中发出。6月1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6月26日，七位参政员共议三条意见：（1）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2）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同意。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未成行）飞抵延安。7月5日返回重庆。他们是为恢复国共和谈而去的。短短4日，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广泛会见了中共领导人。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与毛泽东长谈。一致认为，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商谈结果，由中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一称《延安会谈记录》）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①7月7日黄炎培见蒋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会谈纪要》交王世杰。

　　在延安，黄炎培同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一次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①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活动与见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8月7日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黄炎培还以此书的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迫于形势压力，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从10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

　　黄炎培回重庆不久，日本投降。国内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黄炎培积极投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中。他推动民盟并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于1945年11月19日在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他主持大会并激情地朗诵了他的长诗《一线希望在那里？》。从1945年8月21日起，黄炎培就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商讨组织工商界新的政治团体问题。9月29日定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16日正式宣告成立。黄炎培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政党。它以1946年1月8日宣布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和1月12日《平民》周刊的创刊为标志，登上了战后的政治舞台。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参加了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他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并批驳了国民党有人把政协会议说成“分赃会议”的谬论。他推动民主建国会倡议组织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到协进会组织的报告会上讲演。1月26日，黄炎培的住宅“菁园”被非法搜查。经中共、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向黄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发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1946年7月27日，陈立夫派杜月笙劝黄脱离民盟，黄当即拒绝，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①11月11日，黄炎培为民盟中央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员以此为决议拒绝参加国大。接着民盟及黄炎培又谴责了非法国大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又明令“严加取缔”。在此困难条件下，黄炎培同叶笃义由沪到南京，代表民盟临时中常会同张群等交涉。最后，黄炎培拟出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经张群认可后于11月4日返沪。11月5日张澜召集非正式常委会作出决定，11月6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黄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发表《我与民盟》一文，说：“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①民盟总部解散公告发表后，以沈钧儒等为首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展开了新的反蒋斗争。黄炎培在上海亦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到1948年，黄亦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年底，中共中央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15日，经中共地下党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黄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离香港北上抵天津，转乘火车，于3月25日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去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共中央人员和毛泽东。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年继续任此职。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0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国教育史要》、《八十年来》及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

　　

　　①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①《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126页。

　　②《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页。

　　③《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

　　①《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37页。

　　②《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81、84页。

　　①《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②《教育与职业》第74期，1926年4月。

　　①《国讯》第268期，1941年5月5日。

　　②《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①《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载《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道》一书，民宪月刊社1945年编印。

　　②《黄炎培年谱》第142页。

　　①《黄炎培年谱》第136页。

　　①金城：《六参政员的五日来去》，《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25日。

　　①《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①《黄炎培年谱》，第190页。

　　①《国讯》第4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