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张澜

　　第二十七章 张澜

　　张澜，字表方，四川省南充县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随其父（张文倬，塾师）读书，1894年中秀才，1897年补廪生，1902年到成都尊经书院学习，190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1904年因发表要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言论被清驻日公使送回国内。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与政治生涯，历经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当过学校校长、国会议员、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务。张澜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1904年留日归国后先在四川办教育，担任过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顺庆府中学堂监督等职务，并在南充创办了民立两等小学堂、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端明女塾。他的政治活动，则从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开始。

　　保路运动，也称铁路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湘、鄂、粤、川四省人民掀起的反对清政府向列强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20世纪初，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被外国人夺去的铁路修筑权和 经营权，自办铁路。清政府也在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筑路。于是，各省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慑于外国人的压力，竟于1911年5月9日颁布了“干路均归国有”的谕旨，宣布1911年以前各省集股商办的干路一律收回由国家办理。5月20日，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卖给了外国人。清政府这种以“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的行为，激起了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破约（要求废除卖路合同）保路（保护路权）运动，而四川人民的反对最为激烈。张澜作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保路运动。6月17日，他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了在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日，他在保路同志会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今吾爱国，必破约以保路”①。8月5日，在川汉路股东特别大会上，他被推为副会长（会长颜楷），在演说中再次强调必须“破约”，驳斥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会上提出的“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的说法。8月间，他还几次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写呈文，请赵尔丰代奏川路仍归商办和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李稷勋时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9月7日，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8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欲以此镇压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张澜等被拘禁三个多月，至四川宣布独立始释出。他随即又参与四川独立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独立较晚，先后出现过重庆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成都四川军政府（先由蒲殿俊为都督，实为赵尔丰操纵，后革命党人尹昌衡杀掉赵尔丰，继任都督）两个主要政权。1912年2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张澜任军政府的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到北京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回到南充。在南充，与地方人士一起创办南充实业学校和果山蚕桑社。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响应蔡锷的讨袁活动，联合驻南充的川军混成旅旅长钟体道起而反袁。1916年3月28日宣布顺庆独立，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钟体道），张澜任政务长。8月，被任命为嘉陵道道尹。此时，入川的滇、黔军及四川各军混战不已，张澜多方调解无效，便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解决川局之乱。1917年10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为战乱所迫，张澜于1918年5月离川抵京，在京设四川省长行署，至1920年9月为奔母丧返回南充，年底卸省长任。

　　在北京期间，张澜曾任北京《晨报》董事，并主持《晨钟报》。他曾设法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他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赞成改良，不赞成社会革命。1919年4月28日，在《答梁乔山先生书》中说：“为今之计，政府所执之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发展。而先知先觉诸人，则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发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至大破坏。而民众之智识足以赴其途，则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徐见于事实。”①张澜最关注的是川事的解决。他曾为停止战乱、恢复和平秩序多方奔走、呼吁。回四川后，他提出“四川为独立自治省，废督裁兵，实行民治的主张”。他说：“四川为独立的自治省，则无论或南或北，或徐或段，两派再有若何之事，不致牵连受祸。废督军，则内争之目标失。裁兵，则民困可以渐苏。实行民治，则地方实业既可发展，尤不受全国政治革命影响而复起变乱。……且不急行民治，则主张社会主义之过激者，必将起而先之，地方将不免愈增扰乱。故与其拖泥带水，贻误川局，何如快刀斩乱麻，使所谓轇輵纠纷一齐立解也。”②他不仅有主张，而且付诸行动。1921年4月，与川北24县代表开“川北善后会议”，被推为会长。1925年又发表通电，提出解决川事办法，即不能专听命于执枪之军人及不熟悉川情的北京政府，应由督办召集有每县一人及职业团体所推代表和各军将领参加的会议，议定裁兵标准及办法、组织制定省宪之机关，以体现主权在民精神。当年12月17日，以个人名义出席了督办刘湘和省长赖心辉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

　　1926年4月6日，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他主持成大，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允许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同时在校内存在和讲学。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他发布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①正当张澜苦心经营之时，1928年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借口省一中学生殴毙校长杨廷铨一案，逮捕并杀害了成大等校中的中共党员及进步师生多人（内有成大学生6人）。惨案发生后，张澜愤而辞职，发表郑重申明：“我之决心辞职……不只是为成大及成大学生而言，实在见得此次惨案之关系极为重大。以前军人之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试问以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至今不知其所犯为何罪，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狝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②经师生挽留和不忍成大中途停顿，他答应在新校长到任前，暂负责任，至1930年冬自动离职。1931年1月，复任南充中学校长。此后，他受刘湘委托，率考察团出川考察教育、实业和地方自治情况，并在1934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副会长。他也不断和共产党人有所接触。1935年，促成了刘湘派人与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1937年，掩护和协助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川北恢复和发展地下组织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主张长期抗战，以对付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1937年7月，列名发起“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被推为会长。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被遴选为参政员。从此，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抗战、民主、团结的事业。当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出“艳电”公开投敌时，他和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于1939年1月3日发表了“讨汪通电”。在第一届参政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既指出了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又提出了选任县长至中央大员的四条资格。1939年冬，参与发起各小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接着又参与发起成立各小党派的统一政治组织。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张澜的好友鲜英寓所）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作为无党派人士参与发起，并在1941年下半年接替黄炎培担任了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职务（他终生担任此职）。之所以推举张澜为主席，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②张澜任民盟主席后，首先于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召开茶话会，以他和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四人名义公开了民盟的组织。接着在11月25日领衔与张君劢等12人联名提出（沈钧儒等11人副署）致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的提案《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共十条办法，主要是“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期财政支出……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发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尤以战时如然，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禁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实现经济民主化之原则……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藉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①。这个提案，实质上是重申了民主政团同盟的主要政治主张。由于议长蒋介石不同意此案，故未交付大会讨论，蒋介石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劝张澜等收回提案，而另由主席团名义拟了一个四条内容的提案《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交大会讨论。张澜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

　　1943年，张澜根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观察，认为国内人才不能集中，民意不能申张，党争不能消弭，关键在于未能实行民主。7月6日，他致书蒋介石，反复申明实行民主的必要性。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和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决议。针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张澜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民主政治五个方面，对他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真正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必要条件：主权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手里；众人的公事要由全体民众直接讨论处理或选举代表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决定；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削弱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一个国家应有民主宪法，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首，亦不得以自我意志变更法律。他认为，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竟至党权超过国权，会使民主变得名存实亡。在中国，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永远无从谈起①。蒋介石看见这本小册子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同时下令禁止发行。但此书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②。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2月22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它作了详细介绍。

　　1944年9月，张澜到重庆主持召开民盟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民盟纲领草案。同时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张澜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1944年10月10日，民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文告中所说的不等战后就可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民盟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①3月10日，民盟发言人对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提出“目前中国之迫切需要，不仅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更须切实做到‘还军于国’”②。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建设什么国家的斗争突出起来了。民盟也形成了国共以外的第三个大政党的地位。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庆会谈。中共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由国共两党及民盟三方以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政治会议的建议。8月3日，张澜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重申民盟的中心主张就是抗战、民主、团结三层，民主一层又是中心的中心。并提出了战后立国的“两个根本原则”：“一、对社会各阶层都保障其应得权益，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发展。二、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落后状态。”①8月15日，民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多次会见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坦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8月30日、9月2日、9月15日，毛泽东三莅被誉为“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园，同张澜面谈。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当毛泽东向张澜介绍国共双方会谈情况时，张澜建议将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还说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除要求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外，着重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和军队国家化问题，批评了“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和“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两种观点。国共谈判临近结束时，10月1至12日，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8日民盟中央将它定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宣言、纲领和组织规程、组织发展方针。政治报告阐述了民盟的政治理论。大会选举了以张澜为主席的领导机构，为民盟投入战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作了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10月10日，根据签字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决定召开有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每方出9名代表。在中共的支持与帮助下，民盟顶住了国民党假手青年党拆散民盟的压力，组成了统一的以张澜为首席代表的9人代表团①，出席了1946年1月10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

　　会议前夕，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要求1946年元旦双方停止武力冲突。在会议过程中，张澜本着民盟“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一贯主张，首先提出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并在协商过程中，坚持实行普选的议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坚持各党派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成立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从事制宪和整军的原则。民盟的主张在政协五项协议中得到了体现。

　　在旧政协召开期间，民盟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达成了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在1946年维护政协协议与坚持政协路线的过程中，双方有成功的配合与合作。第一、在争取两项否决权问题上实行了合作：为了保证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不致在国民大会上轻易被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上合占1/4强；为了保证和平建国纲领在国府委员会上不致被轻易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府委员名额上合占1/3强。这两项要求，国民党政府始终未予答应。第二、在抵制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召开的非法国大问题上实行了合作。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停止内战、政府改组、完成宪法草案的修改、各党一致参加的条件下召开。但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在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由蒋介石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中共当然坚决反对。民盟亦早在9月30日就致电蒋介石表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召开国大的立场。10月14日，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称：“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民主达到统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党独裁，实现联合政府”。“国共双方现在谁也打不倒谁……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必走政治协商的路。”①11月12日，民盟留京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作出不参加国大的决议。当晚，张澜从重庆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叮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②。11月14日，张澜又同记者谈话，表示“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③。非法国大召开和制定了所谓宪法后，民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拒绝承认。在1947年 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张澜指责国民党凭藉“超法律”的权力，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地制定所谓“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接着，民盟又谴责了国民党的所谓“政府改组”。

　　国民党对民盟一向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随着内战的发动，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946年7月，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8月18日，在成都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时打伤了张澜。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5月31日至6月1日，在重庆、成都大批逮捕盟员。7月间，在桂林、南宁、八步等地又有百余人被捕。为此，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停止一切非法压迫在野合法党派行为，释放被捕盟员。10月23日，南京民盟总部开始被特务包围监视。10月27日，内政部发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上海的张澜即派黄炎培等赴南京同国民党交涉。结果，国民党政府仍令民盟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在宣布解散的前提下，“各地盟员之登记手续可予免除，并保障合法自由，但今后如有假借名义作非法活动者，各地治安机关仍当依法处理”。11月5日，张澜等被迫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11月6日公布了张澜署名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①。公告发出后，张澜口述、叶笃义笔录了如下的书面谈话，并公之报端：“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

　　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①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了，但民盟没有被压垮。从11月下旬起，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沪抵香港，于1948年1月5至19日和原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一起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领导机构，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号召和领导盟员更坚强地站在革命阵线一边，展开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斗争。张澜虽未去香港，但支持这一新的斗争，并在上海抱病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49年4月，他和罗隆基等被国民党软禁于虹桥疗养院。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营救而脱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张澜与罗隆基、史良等发表声明，祝贺上海解放。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表示愿去北平共同筹划未来建设。6月1日，毛泽东等复电表示欢迎。6月24日，张澜等由沪抵北平。9月，张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1日政协开幕会上，他以年近八旬的高龄，身着布衣长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和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我今天愿与在座的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指共同纲领）责任。”①这个讲话，是他对数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深刻总结，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心声。10月1日，张澜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5年2月9日，张澜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①《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①《张澜文集》，第35页。

　　②《张澜文集》，第40—42页。

　　①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

　　②《张澜文集》，第83页。

　　①张乔啬：《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人民日报》1982年3月4日。

　　②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110周年诞辰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

　　①《张澜文集》，第136—137页。

　　①见《张澜文集》，第185—196页。

　　②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诞辰110周年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

　　①《民主同盟文献》1945年12月出版。

　　②《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①《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①旧政协由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四方各9名代表，共36名。在国民党指使下，青年党提出单独参加政协并要求9名代表。经国共妥协：共产党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会议再增加2名，共给青年党5名。这样，政协参加者变成五个方面38名代表。民盟与社会贤达名额不变。

　　①《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5日。

　　②《民主报》1946年11月18日。

　　③《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①上海《申报》1947年11月6日。

　　①上海《申报》1947年11月7日。

　　①《张澜文集》，第364、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