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欧洲

　　第八节 欧 洲

　　元人把欧洲国家泛称为拂郎国（又作佛郎、富浪），系来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称呼Farang（源于法兰克一名）。东欧诸国则另有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兀（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等译名。

　　1238年法国和英国国王收到叙利亚亦思马因人（伊斯兰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联合对付蒙古的入侵，并报告了来势凶猛的蒙古人情况。但这个信息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1241年，蒙古军大举侵入波兰、匈牙利，才使欧洲各国无比惊骇，开始筹划对策。1245年3月，教皇英诺森四世选派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意大利人）和劳伦斯（葡萄牙人）分别率领使团去蒙古，传递他写给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劳伦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劝请皈依基督教，普兰诺·卡尔平尼送的信上还谴责了蒙古对基督教国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况及其意图。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策，估计蒙古还会再来进攻，呼吁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强防备。次年7月，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后两次被召见报告其使命。11月，丞相镇海和八剌交给他们贵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诏书，并逐字翻译让他们用拉丁文作了记录，还交给他们一份此诏的萨拉森文译本，以便教皇能找到人来解读原信。于是普兰诺·卡尔平尼一行启程回国，1247年秋到达里昂，向教皇详细报告了出使经过和所了解到的蒙古情况。贵由汗答教皇诏的波斯文（即所谓萨拉森文）本于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上钤有蒙文贵由汗玺，内容是反驳教皇的指责，声称他以长生天之命消灭违抗者和征服世界，命令教皇及诸国王降服①。关于劳伦斯的出使情况，史籍缺载。

　　在普兰诺·卡尔平尼回到里昂之前，英诺森四世又派遣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西门等持“致蒙古皇帝及人民书”（内容与前使所持者相同）出使。阿塞林一行于1247年5月到达蒙古西征军统帅拜住的营地——里海西、阿拉斯河中游北的阿兰之地，由于拒绝向拜住行跪礼，几被杀害，幸大汗诏使野里知吉带的到来才得以免死。7月，拜住让他们带着给教皇的复信返回，并派两名使者（艾别和薛里吉思）和他们同往。次年，蒙古使者抵达意大利见了教皇，得到了教皇的复信后回还①。

　　野里知吉带被贵由汗任命为西征军最高统帅。1248年5月，他派使者大卫和马可持书信往见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以大汗名义谕告：蒙古将一视同仁保护拉丁、希腊、亚美尼亚等各族各派基督教徒。12月，圣路易在塞浦路斯（当时他正率领十字军东征）接见了蒙古使者，据大卫告知，大汗及其母都是基督教徒，这使他大受鼓舞，次年初，即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鲁率使团携其书信和丰厚礼物随来使前往蒙古汗廷，意欲通过宗教关系结盟。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斡耳朵接见了安德鲁一行，但只把他们视为来朝贡的使者，她给法王的复信也只是命其必须每年进贡，才能获得和平，否则将被消灭。1251年4月，安德鲁等回到圣路易驻地凯撒里亚（今耶路撒冷西北地中海岸）复命②。这次遣使的外交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蒙古情报，加以当时盛传拔都之子撒里答是个基督教徒③，于是圣路易决定利用这个关系再次派人进入蒙古辖境。1253年初，方济各会教士法国人卢勃鲁克奉命以单纯传教士的身分前往撒里答处，随行者有教士、教会执事和译员各一人，圣路易让他带给撒里答的信只是证明其身分，请求准许留在蒙古境内传教，实际上交待的任务是探明各方面情况，随时详细报告。卢勃鲁克一行从地中海东岸先至君士坦丁堡，渡过里海，到达顿河下游撒里答营帐，撒里答命其往见拔都（驻伏尔加河下游萨莱城），拔都派人送他们去和林朝见大汗蒙哥。其年底，到达和林南大汗冬营地。次年4月，随蒙哥至和林城。蒙哥多次召见卢勃鲁克询问来使目的和彼国情况，他坚持自己不是法国国王的使者，只为传教而来。在蒙古汗廷期间，他曾奉命为皇家祈天祝寿，并参加了一次宗教辩论。8月，启程回国，蒙哥交给他一封致法国国王信带回。

　　此后，教廷和欧洲国家主要是与伊利汗国交往。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1261）五月，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逾三年……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渡，其舡艘大可载五十百人。其所献盏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酌以琼醑即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秋涧集》卷八一）。所载显然是欧洲来的“使者”，但却不见于欧洲史料，或许只是民间商人，因没有留下旅行记录而湮没无闻。元朝设有通往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直到其最西境的驿路，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比其他历史时期要便利得多。据十四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商人帕戈罗提说，当时从亚速海东岸的塔纳到中国，一路上无论昼夜都十分安全①。帕戈罗提长期受雇为英国王家所属佛罗伦斯巴尔底公司代理人，他根据商人的报告写成《诸国志和商务指南》，书中较详细记载了通往中国的途程（塔纳—阿斯特拉罕—萨莱—玉龙杰赤—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杭州—大都）及各地交易的商品、价格等，可见元代欧洲商人来往中国者为数颇多。元人朱思本说：“西海（地中海）虽远在数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贞一斋稿》卷一，《北海释》）只是他们大多数未能留名史册，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因有旅行记传世，成为妇孺皆知的世界历史名人。

　　马可波罗之父尼哥罗、叔马菲奥一同经营东方贸易，曾居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一年，又到不花剌居住了三年，之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使者同来中国，大约在1265年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情况，决定派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尼哥罗兄弟随行。途中，使臣因病留下，将国书委托尼哥罗兄弟递送。他们于1269年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中心地阿克尔，时教皇已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1271年，他们带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再到阿克尔谒见新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教皇派遣二名教士持其致大汗信同来，后来二教士畏难不行，将教皇信件委付尼哥罗代为呈递。父子叔侄三人由陆路东行，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留居中国达十七年。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曾奉使云南、江南以及海外马八儿等国，并在扬州做过三年官。他们离开中国的时间应是1291年初，随同伊利汗阿鲁浑派来元朝选妃的使臣兀鲁歹等，护送选定的新王妃阔阔真由泉州乘船去波斯①。完成使命后，他们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只是元代来中国的无数西域商人之一，他有可能如其自述所说曾充任过朝廷使者或某种官吏（元朝任用西域商人不乏其例），但主要活动应是经商，或许是充当以官钱营运的“斡脱”，因而能成为百万富翁。有幸传名后世的另一位元代来华欧洲商人是卢科隆戈（Lucolongo）人彼得，他是至元末与教皇使节约翰·孟特戈维诺一起到达中国的，因在大都购地捐助建立教堂，孟特戈维诺在写给教友的信中提到了他。

　　马可波罗所述忽必烈派其父、叔出使罗马教廷一事，不见于元朝和教会史籍记载，教廷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忽必烈让他们带给教皇的信。不过，在伊利汗阿鲁浑1285年写给教皇的信中提到，大汗忽必烈“已向神圣的主和父教皇送了礼物，现在又诚心诚意想送教皇法服和香”①。似乎在此之前忽必烈与罗马教廷确有过使节交往。此外，据这封信说，法服和香是大汗给爱薛带到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再派爱薛参加出使教廷，将此作为大汗礼物送给教皇；大汗还诏谕伊利汗要善待和保护基督教徒。但爱薛1285年到波斯，1287年就回到元廷，回程走了两年（事详本书《爱薛传》），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去过教廷；教皇有没有收到大汗赠送的法服和香也不得而知。

　　1287年，阿鲁浑汗派遣聂思脱里教会巡视总监列班扫马出使拜占廷、罗马教廷、法、英等国，谋求欧洲基督教国家协助他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列班扫马告诉教皇尼古拉四世说，忽必烈大汗“对罗马教廷和拉丁民族怀有热爱之情”，并代表阿鲁浑汗请求教皇派几名教士前往蒙古宫廷①。于是，1289年7月，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学识渊博并已在伊利汗国传教多年刚刚返回教廷的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约翰·孟特戈维诺率领传道团，持其致忽必烈大汗和阿鲁浑汗的书信前往东方。他们先住在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Tabriz=Tauris），1291年，孟特戈维诺与同事尼古拉和商人彼得结伴东行，取道忽里模子由海路至印度马八儿，留居年余（尼古拉在此去世），大约1293年由此乘船至中国，1294年到达大都②。这时忽必烈已死，孟特戈维诺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信件，获准留在大都从事宗教活动，作为教皇的使节受到优待。据他后来写给教友的信中说，他结识了王侯阔里吉思（即汪古部驸马高唐王），得到许多赠予，还说服此王改宗了罗马正教。但他遭到聂思脱里派的攻击和诬陷（说他杀害了真正的教皇使者而冒充使者），因而常被审讯，历五年之久始得昭雪。1299年他在大都建了一所教堂，1303年有科隆省日耳曼人阿诺德来到大都协助他工作，1305年大商人彼得（即与他同来中国者）捐资购地又新建了一所教堂。他学会了鞑靼人的语言文字，将《新约》和《赞美诗》译出，并绘制了圣经图画六幅，加上拉丁、突厥（？）、波斯文注解以便传教，还收养幼童40名教以拉丁文和礼拜仪式，先后接受他洗礼者达6000人（按：主要是入居中国的阿速人）。1305年他托从中国回去的威尼斯商人带信给教友报告其经历，请求转达教廷，请教皇派德才兼备的教士前来协助他。1306年，他又发去一封信，是由在东方传教的同会教士托连蒂诺人托马斯（他很可能来过中国）转达教廷的①。

　　1307年，教皇克力门获悉孟特戈维诺的传教业绩，即任命他为汗八里（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授以统管这一新大教区和任命主教之权，遣方济各会教士安德鲁（意大利佩鲁贾人）等七人（其中一人未行）持其谕令和致大汗信前来大都。他们途经北印度，似曾逗留多时，有三人病故，安德鲁、帕列格里诺（意大利卡斯特洛人）、热拉德三人到达大都，时间大约是1313年或稍后②。元代汉文史料中有一则关于仁宗年间欧洲使节来华的记载当与上述诸教士的到来有关。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五《异域说》记道，至正七年他寓居镇江时，常州达鲁花赤岳忽难和平阳同知散竺台来访，“自言在延祐年间（1314—1320）忝宿卫近侍时，有佛■国使来，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地，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至正壬午间献黑马高九尺余……即其地所产。来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过七度海方抵京师。”所谓佛■国使很可能就是指教皇派来的安德鲁等人。据教会史籍记载，1312年教皇又派托马斯、吉洛姆和彼得（佛罗伦萨人）三名教士来中国，1318年帕列格里诺写给教友信中提到这位彼得已在大都③。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说，教士们都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份“阿拉发”（阿拉伯语’alafah，意为口粮），即元朝供应使臣人等的津贴（祗应）；皇帝准许各种人信仰自由，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教。孟特戈维诺得到新来教友的协助，更积极扩展传教事业，在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泉州设立了教区，派热拉德去担任主教，寓居泉州的一位亚美尼亚富妇捐资兴建一座教堂。热拉德死，又派帕列格里诺继任，1318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还有三位教友在这里与他共事。不久安德鲁也迁居泉州，并于1322年帕烈格里诺死后继任主教，1326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他用所得津贴又兴建了一座教堂。据1946年在泉州发现的安德鲁墓碑（拉丁文，碑文末所刻年份为M……XII）①，他应是死于1332年，葬在泉州。元代来往或寓居泉州的欧洲人为数不少，上述帕烈格里诺信中提到在这里的拉丁人，安德鲁信中提到有热那亚商人。据元顺帝时来华的教皇特使马黎诺里记载，泉州有小教友会教堂三所，还建有浴室和货栈供商人之用②。

　　大约1322—1328年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弗留里省波尔德诺内人）由印度航海来中国，至广州，继而北上，游历了泉州、福州、杭州、金陵（南京）、扬州、临清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后西行，历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甘肃、吐蕃（疑仅到过今青海境）等地区，约于1330年春回到本国。

　　元朝后期与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在欧洲和中国的史料中都留下了记载。后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派遣一个使团持诏出使教廷。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有这道诏书，文为：长生天气力里、众皇帝之皇帝圣旨：七海之外、日落之地，拂郎国基督教徒之主教皇阁下：朕遣使臣拂郎人安德鲁及随行十五人往贵国以开辟两国经常互派使节之途径，并仰教皇为朕祝福，在祈祷中常念及朕，仰接待朕之侍臣、基督之子阿速人。再者，朕使节归时，允其带回西方良马及珍奇之物。

　　兔儿年六月三日写于汗八里

　　同时，大都阿速人福定（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同知枢院事）、香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等也上书教皇，谓教皇之贤能使者约翰（孟特戈维诺）长期教导我等信仰天主，今约翰已去世八年，遂无导师指教，恳求教皇速派一德劭学富的使者前来，并乞请教皇依皇帝之要求经常通使①。使团于1338年抵达当时教皇驻地阿维尼翁（法国南部），受到隆重接待，并游历各地。教皇本笃派遣方济各会教士佛罗伦萨人约翰·马黎诺里率领一数十人的使团，携其致元朝皇帝和钦察汗月即别的国书及诸多礼物赴元报聘，于同年12月从阿维尼翁出发，在那颇利和元朝来使会合，取道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境（经萨莱、阿力麻里等城，还在阿力麻里建了一座教堂）东行，至正二年（1342）七月抵达上都。马黎诺里使团所献礼物中有一匹骏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二寸），身纯黑，后二蹄白，“金辔重勒”，“曲项昂首，神俊超逸”。元顺帝大喜，称为“天马”，令在廷文臣赋诗作画，于是“拂郎国贡天马”成为哄动一时的大事①。马黎诺里使团32人留居大都达三年，受到优厚款待，后顺帝回赠厚礼，并发给三年路途津贴遣还，1346年由泉州乘船回国，1353年到达阿维尼翁复命。

　　据西史记载，早在1333年，教皇似已获悉孟特戈维诺去世，放任命方济各会教士尼古拉为汗八里总主教，率20名教士东来，但他们途中留居于阿力麻里，没有到大都，教皇曾致信察合台汗国敞失汗感谢其对诸教士的优待。尼古拉死于1338年。大约1340年，主教理查德等七人在阿力麻里被害②。此外，还有一位德国教士于1330年之前在中国某地传教。教会史书还记载有一位泉州主教于1362年在某地被害③。

　　元代中欧交往的频繁，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中国印刷术和火药武器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欧洲的。卢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诸人的旅行记以及众多来华教士的报告，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从此他们确切地知道古来所传的“丝国”、“秦国”，就是北称“契丹”、南称“蛮子”，人口、城池众多、物产丰富、农工商发达的中国。

　　附表：

　　

　　

　　

　　①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一章（页4—28）对普兰诺·卡尔平尼出使和贵由汗信作了缜密研究。

　　①关于阿塞林等出使的研究，见伯希和上揭书第二章II，页66以下。

　　②格鲁塞上揭书页422；柔克义：《卢勃鲁克东游记译注》导论，页27—30。

　　③教皇英诺森四世从一位撒里答处来的祭司约翰口中获悉此事，遂于1254年致信撒里答祝贺他皈依基督教（见柔克义上揭书页48注②）。圣路易在东方应有机会更早得到这个情报。

　　①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

　　①参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卷第12 期，1941年；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 文资料》，《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6， 1976年。

　　①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汉译本，页123。此信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

　　①《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92引录的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大汗 信（梵蒂冈教廷档案）。

　　②孟特戈维诺在马八儿给教友写了一封信（1292或1293年），讲到从忽里模子到马八儿的航程（见玉尔前揭书页209—218）。他于1305年从大都发给 教友的信中说在马八儿住了十三个月，并谓到大都已十二年（同上书页 197—203）。

　　①玉尔前揭书页169—170，页61；穆勒前揭书页208。

　　②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讲到其到达大都的年代，诸手稿皆作1318年，但这 个年代有误，因信中说他在大都住了五年，于帕列格里诺死（1322年）前四 年迁到泉州。穆勒据此订正为1313年（见前揭书，页222，注①）。

　　③玉尔前揭书页171（据瓦丁《圣方济各会年鉴》）；道森：《出使蒙古记》，页 233。

　　①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29—30，图版75。

　　②见玉尔前揭书页355。

　　①元顺帝诏书及福定等上教皇书皆见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此据穆勒： 《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汉译本，页283—284，玉尔前揭书页314—316。

　　①《元史》卷四○《顺帝纪》；揭傒斯：《天马赞》，《揭傒斯集》卷十四；周伯琦： 《天马行应制作》，《近光集》；欧阳玄：《天马颂》，《圭斋集》卷一；吴师道：《天 马赞》，《礼部集》卷十一等。画家周朗所作《天马图》，藏于内府，历代相传，清 初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还见过此画，后下落不明（见伯希和：《唐元时 代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

　　②穆勒前揭书页224注⑨；玉尔前揭书页338（《马黎诺里东游回忆录》）。

　　③穆勒前揭书页222，225注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