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第四节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聂思脱里教

　　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③。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④。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①，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②。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③。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①。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②，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③。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④。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⑤。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①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②。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③。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①。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②。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③。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④。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①。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天主教与东正教

　　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已有接触。蒙古西征远达东欧，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法国国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的政府。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蒙古西征中所掳回的战俘、军队、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亚、东欧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他们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不过，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聂思脱里教派。

　　1294年，孟特·戈维诺等人受教廷派遣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努力活动，使罗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000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随蒙古军东来定居于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在孟特·戈维诺影响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其兄弟的反对。在阔里吉思被西北叛王都哇俘杀后，那些改从天主教的汪古部众又重新被聂思脱里教派所争取①。1307年7月，罗马教廷继委任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之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来中国，其中热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鲁（Andrew）三人抵达中国。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阙任。一部分在大都的阿兰显宦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②。这件事发生在元顺帝在位时。实际上，罗马教廷后来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终未曾抵达大都。

　　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住有若干天主教士③。现代在扬州发现了1342年拉丁文墓碑，证明当时该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动。鄂多立克所言不诬。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动据点。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即由孟特·戈维诺向该地派遣主教。自此至元末，担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职者，先后为热拉德、彼烈格林和安德鲁。他们受到当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赠予和友好接待①。安德鲁死于1326年，葬泉州。他的墓也已在泉州发现②。孟特·戈维诺曾经翻译了部分天主教经文，但恐怕不会是译成汉文。聂思脱里教的文献，据十三世纪末叶阿儿马尼及Nisibis京城大德著录，共存三百余种③。但迄今为止，除了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文献的汉文译文以外，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有哪一种曾在元代被译成汉文④。这个事实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论断，即元代的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的基督教，而是阿兰人、突厥人以及少数蒙古人信仰的宗教⑤。

　　 犹太教

　　从宋代起，就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在今开封。他们把自己的教士称为“满剌”，把希伯来文老师称为“五思达”，这两个词分别是波斯语mulla和ustad的音译。由此可见，他们应来自波斯或中亚，可能是落籍不归的西域商旅的后裔。这部分犹太人在开封有自己的社区，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金代大定三年（1163）开封的犹太人在俺都喇（’Abdal-Allah）的组织下开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犹太教教堂。清代发现的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碑文中提到，开封犹太人曾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重建古刹清真寺”，即上述始建于金代的祝虎院。元代这座重建的犹太教堂“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①。开封的这所“祝虎院”中供奉着数部手抄《摩西五经》的古羊皮卷本。开封的犹太人在元代似未产生什么重要的人物，大约他们并没有与混在随蒙古军东来的回回人中的犹太人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犹太人在元代被称为术忽，或主吾，与“祝虎”同为波斯语Juhud（意为犹太人、犹太教徒）的音译，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术忽回回。蒙古人并不注意区别回回人中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把他们视为一类人。在一般情况下，蒙古人对回回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干涉。但这种宽容的政策以不损害蒙古统治的尊严为限度。

　　回回人和犹太人以抹喉法宰羊，而蒙古人则采用开膛法屠羊。从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观点看来，以蒙古开膛法宰杀的羊不洁，故他们不肯吃蒙古人做的饭。这种态度引起蒙古朝廷的震怒，成吉思汗曾下旨斥责他们，声称西域诸地均为蒙古征服，绝不允许西域人不食蒙古“茶饭”，并禁止以回回法抹杀羊只。在元朝政府任职的回回人、犹太人和斡脱商人为数很多，势力颇大。成吉思汗的法令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他们乘驿旅行时，往往还是不肯吃站户按规定为他们宰杀的羊，“非自杀不食”，沿途骚扰，百姓叫苦不迭。至元十六年，一些西域人从八里灰、吉里吉思地区来到内地向元廷进贡海青。因途中不食蒙古站户预备的饭食，要自行宰羊，引起站户不满，事态扩大。忽必烈下旨严斥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这种行为①。在杭州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他们中有许多在砂糖局中供职。大约是蒙古西征时带来的一批掌握制糖技术的犹太人。这部分犹太人的后裔在明代仍然在杭州生活，并在那里也建了一所“祝虎院”，即犹太教会堂。

　　 摩尼教

　　摩尼教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安史之乱”以后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因协助平乱有功，成为内地摩尼教的保护者。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把摩尼教带入今吐鲁番一带地区。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断，但并未绝灭，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教”。元代泉州华表山建有摩尼草庵，庵中塑有“摩尼光佛”像，明末何乔远在其《闽书》中曾有著录，此寺至今犹存。明教在元代得到政府的承认，但元廷对波斯传来的明教和聂思脱里教并不详加区分，曾命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温州也是一处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潜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元末陈高曾经提到它，并指出“瓯闽人多奉”明教，教徒们“斋戒持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有一些知识分子学习明教经典，隐居于此①。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旨禁“左道”时，明教与白莲教、白云宗同被禁止②。洪武七年公布的明律重申了此项禁令③。但摩尼教并未因之绝迹，泉州的草庵仍受到官府的庇护；而建宁的明教寺院也直到弘治二年（1489）才为当地知府拆毁④。

　　 湿婆教（印度教）

　　元代文献中未发现有关湿婆教的记载。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雕刻遗物共200余方，特别是近年来屡有新发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附近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57×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迭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塔状磨盘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但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五十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到类似的龛状石①。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发现得不少。

　　1985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98×98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86×86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年在泉州南门附近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年在鹿园灵山附近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发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科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这类横枋1988年还发现过一件。

　　1956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发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②。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③。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这里曾经存在着湿婆教寺院④。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的成员。

　　

　　③《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④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①见《石墨镌华》卷六。

　　② erke’un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w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w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

　　③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①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②《景教研究》页894。

　　③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注。

　　④《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⑤《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①《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w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认为此处之k系t之讹。

　　②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③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①《出使蒙古记》，页224—227。

　　②同上书，页232—233。

　　③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④《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②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①《出使蒙古记》，页225。

　　②同上书，页224—227。

　　③《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123。

　　①《出使蒙古记》：页233—234。

　　②《泉州宗教石刻》，页29—30。

　　③《景教研究》，页422。

　　④吐鲁番出土的畏兀儿文马太福音残碑，可能是十三世纪遗物。见马洛夫：《古突厥碑铭》，页131—138。在叙利亚文的聂思脱里教文献中，也只有发现于北京故宫午门楼上礼拜式前后唱咏赞词抄本残卷，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十三世纪的遗物。见《景教研究》，页414—416。

　　⑤伯希和：《中亚及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

　　①参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页210，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该碑存开封博物馆。

　　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此事亦见于《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条和《史集》。并参见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1991年。

　　②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

　　①陈高：《竹西楼记》，《不系舟渔集》卷十二。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四。

　　③《明律集解》卷十一《礼律》。

　　④《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一《祀典》，卷十七《学校》。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①《泉州宗教石刻》，图111—114。

　　②《泉州宗教石刻》，补图1、2。

　　③（印）萨布拉玛尼恩：《中古时代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载《南印度研究》，马德拉斯，1978年版（T.N.Subzamahiam：ATamil Colony inMe-dieavel China，SouthIndianStudies，Madras，1978）；辛岛升：《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昭和63年汲古书院。

　　④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