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长孙无忌房玄龄 第一节 长孙无忌

  第八章长孙无忌房玄龄

  第一节长孙无忌

  戚里右族,秦王腹心

  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祖父长孙兕仕北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父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从小爱好读书,因而“该博文史”①,通达颖悟,富有谋略。其妹十三岁“嫔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后。隋义宁元年(617)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向长安进发。九月,渡过黄河,进入朝邑(今陕西大荔东)长春宫,长孙无忌即前来进见。李渊见他有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从此,长孙无忌常随从李世民征战,成为他的心腹人物。后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时屡建大功,位望隆重,从而威胁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围绕着储位暗中角逐,并逐渐表面化了。武德九年(626),太子建成以反击突厥侵犯为名,欲乘机调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与齐王元吉谋杀秦王。长孙无忌见形势十分危急,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他说:“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哉?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于草泽,不得居王左右。”①六月三日,秦王命长孙无忌等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对策。经过筹划后,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长孙无忌等随秦王伏兵于玄武门。当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早朝路经此门时,发动了突然袭击,成功地杀死了太子与齐王。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无忌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佐命元勋

  唐太宗即位后,无忌迁升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627),再迁任吏部尚书。唐太宗论定佐命功臣,以无忌为第一等大功,又进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无忌身为佐命元勋,又为皇后兄长,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礼遇,并得以经常出入太宗卧室。很快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开始执掌朝政。

  这一年,东突厥内乱,不少大臣上言欲乘机攻灭突厥。唐太宗感到:突厥君臣昏乱,不出兵则坐失了良机;出兵又违背了同盟之义。他犹豫不定,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问宰相。萧瑀以为“兼弱攻昧,击之为善”。而无忌却主张:“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他主张休养生息,反对穷兵黩武,显然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因而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同。

  唐太宗非常亲重长孙无忌。贞观二年(628)在南郊祭祀完毕,即命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同乘金辂。裴寂推辞,太宗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①于是三人同乘而归。

  有人上表说长孙无忌权宠太盛,对长孙无忌深信不疑的唐太宗手持奏表对他说:“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并转而对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②尽管太宗对他毫无嫌疑,而无忌却自惧盈满,请求辞职,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说。太宗不得已,遂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633)十月,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位居三公。无忌再三推辞,太宗总是不允。他又让高士廉上奏说:“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仍然不答应,并说,任官必择才行,若无才行,即是至亲,也不虚授,任用无忌是取其才行,“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亲自上表辞让,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赡,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唐太宗追思创业之艰难及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力,于是作《威凤赋》赐与他。太宗在赋中把无忌比喻成一只威凤,“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以颂扬其功。

  长孙无忌认为,治理好国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孜孜于治。贞观十一年(637)春,唐太宗巡幸洛阳宫时,曾谈及隋朝的灭亡。无忌奏说:“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说:“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①这年六月,唐太宗以为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分封了诸王之后又要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遂与房玄龄联名上《请罢功臣袭封表》,以规谏太宗。他们的上表,首先陈述了历史上的变迁,时代变了,不应墨守成规。他说:“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迨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万方,不易之礼,有逾千载。”接着又分析了世袭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不可:一是“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二是或“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搞世袭是“重裂山河,愈彰滥赏”;三是“孩童嗣联,义乖师佥之方”,他们专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夷灭”;四是“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袭,“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①。上表极陈世袭刺史于国、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颇深。太宗见了上表,又发现功臣多不愿世牧外州,遂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显而易见,无忌等反对分封世袭,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防止分裂割据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贞观十六年(642),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翌年,唐太宗于凌烟阁为功臣图像,他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就在这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又有夺宗之心。有的大臣也赞成立魏王为太子,太宗一时尚举棋不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大臣支持立晋王李治。当太宗表示要立晋王时,无忌当即表示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询问他朝臣对立晋王的意见如何时,他又果断地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陛下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在无忌等人的大力赞助下,晋王李治终于被立为太子。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以辅佐太子。

  事后不久,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尽称心如意。他又感到吴王李恪英明果断,类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吴王为太子。当太宗向长孙无忌说明了这一意思后,他马上劝谏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诫,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惟陛下审思之。”②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

  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也许是念舅甥之情,无忌是极力拥戴李治为太子的。之后他又不时称道太子的功德。贞观十八年(644),苑西监穆裕不知因什么激怒了唐太宗,太宗大发雷霆,命令于朝堂上将穆裕斩首。皇太子见此情景,马上犯颜规谏,最后使太宗息了怒。无忌便乘机称赞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①。从此以后,唐太宗不再有更立太子的想法了。

  长孙无忌位高权重,但他对朝廷的失误很少犯颜直谏,唐太宗对此似不太满意。一天,太宗曾对无忌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他听后却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不喜欢他的阿谀之辞,当面批评他说:“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于是看着无忌说:“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太宗对无忌的评论,既有褒扬,也带有批评之意。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出兵讨伐高丽。起初,高丽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太宗不欲诉诸武力,长孙无忌也说:“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慰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②可是高丽又与百济联兵进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又不听唐朝的一再警告,于是太宗决定亲自东征高丽,令长孙无忌代理侍中职务。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患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际,将长孙无忌召入含风殿。君臣相遇三十余年,一旦离去,感到不胜悲痛。太宗摸着他的面颊,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太宗又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又转而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他还嘱托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①可见,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生前最宠信的大臣。

  忠信获罪,无名受戮

  唐高宗即位后,进封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门下、尚书二省事。无忌坚决辞去知尚书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年间(650—655),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倍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②。

  永徽二年(651),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652),驸马都尉薛万徹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徹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忌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倍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

  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①,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勣、许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支持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于是便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659)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①。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例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①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辞,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②。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674)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

  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①。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7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②《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①。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6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卷,其中《吉礼》60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5篇,总130篇。显庆三年(6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9篇。②时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651),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③。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656)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①。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②

  

  ①《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①《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

  ②《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①《贞观政要》卷十。

  ①《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②《册府元龟》卷三二七《宰辅部》。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②《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①《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②《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①《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

  ②《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③《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②《旧唐书》卷六五“史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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