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朝的官廷燕乐和音乐机构

　　第二节唐朝的官廷燕乐和音乐机构

　　唐朝前期一百多年间，社会安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当时人民不仅继承并发扬南朝和北朝的文化传统，而且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流的范围更为扩大，对国外的文化交流也更为广泛，因此，民间的音乐活动已形成社会风气，新的音乐不断地、大量地涌现出来，得到普遍传播。

　　唐朝初年，宫廷燕乐沿用隋九部乐，但增“乐”（燕乐），删“礼毕”。至唐太宗时调整为十部：（1）乐；（2）清商乐；（3）西凉乐；（4）天竺乐；（5）高丽乐；（6）龟兹乐；（7）安国乐：（8）疏勒乐；（9）康国乐；（10）高昌乐，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这十部乐中，第一部是狭义的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和《承天乐》四个项目，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第二部清商乐是中原的传统音乐。其他八部各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或外来乐舞特点。

　　至唐高宗时，十部乐即向“坐部伎”和“立部伎”转化。坐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伎在堂下站着演奏。这两部伎的项目，至唐玄宗时就确定下来：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和《小破阵乐》；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和《光圣乐》。都变成了以传统或民间乐舞为基础、吸收十部乐及其他乐舞因素，或者就外来乐舞加以改编所创造的综合性的大型乐舞。十部乐向坐、立部伎的转化，标志着唐代乐舞在艺术上的一次突破，当然可能趋向僵化了。

　　唐朝的音乐机构，原来有太乐暑、鼓吹署和教坊，都由太常寺管辖。教坊在宫廷中，规模很小，至玄宗开元二年（714）大加扩充，除宫廷中设内教坊以外，在西京长安（今西安）和东京洛阳，各设外教坊两所，都不属于太常寺，而另由宫廷派年官（宦官）为“教坊使”进行管理。而官廷中还有“梨园”等处培养乐工。《新唐书·礼乐志》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又说：“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这些扩大了的和新成立的音乐机构，主要传习俗乐，是搜集民间乐舞、培养乐工的地方，也是提高乐舞艺术、传播乐舞的地方。此外，贵族豪门以及各州郡也都有乐人伶工。在唐玄宗提倡之下，乐舞盛行，风靡一时。

　　唐代音乐至唐玄宗时达到鼎盛时期。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天宝十三载（754），“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所谓雅乐用于朝廷礼仪，伪托为古代圣王遗留下来的。胡部主要指西域音乐。就唐代音乐的发展趋势和整体说，它是继承了传统的清商乐，以中原民间音乐为基础，并吸收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成果以及外来音乐因素而形成的新音乐。但并不是任何具体乐曲都具备这种综合性质，实际上，广大地区的民间音乐，都依照各自的传统和规律在发展着，并未受到外来影响。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梨园弟子散如烟”。唐玄宗仓皇出走，教坊乐人多流散各地，教坊乐舞却因此更广传于民间。至德二年（757），唐肃宗收复两京，教坊未能恢复开元天宝之盛。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下诏罢除梨园伶使及冗员三百余人，留者隶属于太常寺。至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复置内教坊于延政里。唐宣宗初年，太常乐工仍有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而唐宣宗每宴臣僚，自制新曲，所教女伶犹有数千人。所以终唐之世，一直保存着开元乐舞的流风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