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键时刻的伟大历史性决策

　　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但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什么都是‘崇洋迷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国际环境在七十年代发生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张正义的其他国家长期斗争取得的巨大胜利，是美国企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排斥中国的错误政策的最终失败。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强调提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原则立场，美方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还规定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尼克松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以中日两国帮交正常化为中心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会谈，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谈判。中日帮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1973年9月1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访华，是欧洲大国中第一位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双方就主要国际问题和中法关系友好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联合公报，强调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折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我国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1974年2月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4月，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为当时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也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条件。

　　国内，粉碎了“四人帮”，进行了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逮捕“四人帮”，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沉重的灾难。“四人帮”横行10年，思想上、组织上造成极大的混乱，经济推向崩馈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掀起了声讨、批判 “四人帮”的高潮，对“四人帮”散布的各种谬论进行了清算。接着，又进行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指出：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从理论上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予以彻底否定。使大家认识到，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客观实际，是否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觉悟，使人们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确立对外开放政策作了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中，17.5%的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副部长及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还有的虽未被立案审查，但被戴上“走资派”、“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帽子，受到迫害，被株连亲属。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什么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对于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落实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界成为“重灾区”，广大知识分子被列为“臭老九”，受到压制、迫害。正确对待和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意义。1978年3月1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澄清了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是非。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对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打下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倒行逆施，使我国的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急如火，决心要把“四人帮”耽搁的时间夺回来。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出国访问，不说日本、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就是看了当时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伊朗等发展中国家，也深感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比他们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他们低。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仅靠这些经验，不能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还必须借助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同时也了解到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也不过用了十几年时间，对我国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增强了信心。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必须坚持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为了统一认识，集思广益，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1979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务虚会，请各部门各方面主要负责同志共同商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大计。会议上群情激昂，纷纷献计献策，表达了全国人民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愿望。会议强调要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指出要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实行专业化，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会议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虽求成过急，但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全面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作了思想准备。比如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但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国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这就进一步澄清了“四人帮”对自力更生方针的歪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还提出：为了抢时间，应该引进一些关键设备和成套设备，并且还要同时引进必要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制造技术；要把新技术的引进同企业的改造、改组结合起来；对引进的技术要努力去消化、发展、创新；要有进有出，采取多种形式把出口贸易做大做活，并增加各种非贸易外汇收入，保证外汇支付能力；实行“以进养出”，发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搞补偿贸易；利用银行信贷进口设备，只要产品在国际上有销路，贷款归还有保证，可以积极搞；等等，这些都大大地开阔了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当年即签订引进技术和设备合同78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项目22项，用汇64亿美元；还开始签订一批小型补偿贸易项目；与美、英、法、日的公司签订合作勘探海上石油风险合同；与外国的一些公司进行合资经营项目的探讨；技术引进的方式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如采用合作生产，技术咨询、合作设计等；派人出国到对口工厂学习技术和管理等。当然，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由于缺乏经验，一下签22项成套引进项目是比较急了一些。综合平衡衔接不好，项目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动力不落实；准备工作差，有的设备到货，厂址还没有定下来；大部分是现汇引进，造成外汇紧张，国内配套资金也超过能力。经过这次实践也使我们逐步成熟起来。

　　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一直是邓小平同志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指出：“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又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还指出：“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谈话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并说明，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在中国发展历史上有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强调：“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进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

　　在进行了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工作的基础上，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指出：“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对外开放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