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菲录》，副题“中国妇女缠足史料”，共六册，初编、续编由天津时代公司于1936年1月、2月印行，三编、四集由天津书局于1936年12月及1938年2月印行，1941年又有新编和精华录问世。全书收集缠足史料、品莲文学、禁缠放足运动资料、政府法令、宣传文章、时人心得种种，并附有大量照片和插图，是至今为止整理汇编缠足史料最为齐全的著作，相信也是空前绝后的一部著作。当时，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出台禁止缠足的法令，但社会上对于缠足、禁足仍有相当争议，昔日以缠足为文明，今日以缠足为丑恶，如此天翻地覆，且放足一事关涉亿万妇女切身利益，社会舆论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姚灵犀有志气提倡讨论，收罗资料，更有勇气编印成书，留存历史，在惯于道德杀伐的中国，称得上见识与胆识兼备了。

瞿秋白撰。为作者1924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的讲稿,1949年天津联合出版社出版。全书十二章,四万余字。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而所谓社会现象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或互相动作;所谓科学即指这些现象都有因果可寻,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分析、综合从而推断出一切现象的原因及结果,并求得其共同的因果规律。指出“大致而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此外有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便是这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研究这社会现象之总和——是社会学。”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社会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与阐述,指出:“社会基础一定是物质的生产力之状态,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像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说明社会基本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的。本书是在中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

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成于1955年，最早是一篇讲演稿，后经整理编辑出版。该书共分为道理、性命、德行、气运四个主题，其后又增添了自然、自由等补篇。钱穆在该书自序中就提到，欲通过探究“几个普泛论题”，分析并阐释几个特定名词的意涵，以此概括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轮廓。

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蔡元培著。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中学德育教材,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侧重于道德实践,从修身、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以及职业道德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比较详细的道德规范。主张一个人应该身体健康、勤勉正直、谦让公正,要热爱国家、热爱劳动、爱护公物,要有理想。在伦理学说上,提出了孝是德性之基础的观点,“吾国圣人,以为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推演之者。”(《第一章总论》)但孝是有原则的,“乱命不可从”,“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不孝之大者也。”(《子女》)又提出了博爱是最宝贵的德性的伦理思想。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爱他人;对他人之危难能鼎力相助。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在职业观上,主张职业无高下之分,一个人功绩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大小。下篇主要注重于论述伦理学理论,由《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五篇组成。主张良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人性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良心是使人行善的动力,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情心是良心作用的基础。提出了存在“至善”的观点。“至善”是个人完美的道德境界,是人类的理想,也是人生目的,“实现理想,而进化不已,即所以近于至善。”(《理想论》)这种“至善”既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是品德高尚之人的行为动机。认为道德义务不是强制实行的,而是良心自律的“呵责”,道德义务在良心“呵责”下,习惯成自然。最后,提出了养性的方法:为善、去恶、悔悟、自责四种方法,最后达到自知的境界。作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影响,1912年5月至1921年9月间,共出十六版。

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制度、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明利害得失。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彼时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则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冯友兰著。原为作者1947年在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1948年 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涂 又光翻译的中文本。《中国哲学简史》全书28个章节，涵盖中国哲学的精神与背景，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道家、儒家、佛家等哲学流派，以及中国历史上代表性的哲学大家，并论及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全书分二十八章。一、二章论“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背景”,三章至二十七章从 “百家”起叙述了中国哲学至二十世纪初的发展过程, 二十八章论述“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问题。本书简明扼要,在欧美较有影响。除英文本外,还曾有法文、意大利文和南斯拉夫文译本出版。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著作，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就诗论诗，而是在极其宽广的背景中，阐述了清末民初学术兴衰得失递变的轨迹。它无疑是当代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历史发展和了解那一时代政治、社会思想、心理等方面的历史风貌的一部重要史料。

本书作者蒋百里将军对日本的历史、现状、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有着自己的研究，并有切身的经历、体验和交流。对于读者了解该国的人文社会状况，民族和国民特征有着积极的帮助。最懂日本人的著作之一，直抵日本历史及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却早已注定。八年抗战伊始，这位钱学森的岳父，在媒体写下《日本人》，一时纸贵，被誉为“纸弹”，可以视同抗日战略预言书。

泰州素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的美称，正史、地方志而外，有关泰州的历史资料，历代笔记中也很不少。清代夏荃和民国时的夏兆尘，先后辑有《梓里旧闻》八卷和《梓闻余录》四卷。鲁迅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近年参预编纂《泰州志》，曾从有关泰州的笔记中采撷史料近两百万字，但限于篇幅，收入志中仅很小一部分这些笔记，不少鲜为人知，甚至濒于湮没，非常可惜。为保存地方史料，今选择自唐至民国的部分内容，分为十卷，汇成一册。原文错字、脱字径改`径补，不出校记；少数条目原无文题，酌拟的文题下加「关」以示区别；对原文有所删节，均以省略号标明。又为节省读者翻检之劳，对史实略加注释。